“尽信书，不如无书”——读《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2010-08-29 22:57阅读：
“尽信书，不如无书”
——读《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趁着暑假的时间，我总算是读了
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写下这篇读书笔记，先交代一下我看的这书的版本：顾颉刚撰，王煦华导读，《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附《中国辨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本书大致分作三个部分，首先是王旭华先生的导读，其次是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文，最后是附录《中国辨伪史略》。
在王旭华先生的导读中。王先生先谈到顾氏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和形成。顾氏先后接触了古代和近代一些学者的著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疑古辨伪思想，即“宋学取其批评精神，去其空谈；清代经学取其考证法，去其墨守汉儒旧说；今文经学取其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的迷信”（《崔东壁遗书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运用历史进化论，民俗学和考古学等的科学知识联系成一个系统。”可见，顾氏的辨伪方法相较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又进了一重。
接着，王煦华先生谈到了顾氏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王先生先是对顾颉刚以前的从孔子到崔述的辨伪思想作了简单的回顾，而后讲到顾氏的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对于这个假设，顾氏的解释是：
1.
时代愈后，传说的故事期愈长；2.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情况。顾氏的这个理论相较于前代学者有着质的飞跃。此外，顾氏认为，历代大多数学者辨伪所用的“考信于六艺”的标准是不妥的，因为“六艺”也有真伪之别，因此他提出四条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另外，顾氏对造伪的原因和背景也有探索，他认为，伪书伪史之所以出现，完全是“应时”的，即应付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而造伪。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本是顾先生在1935年的上课讲义，初名“汉代学术史”，后经顾本人亲自修改，于1954年重版，改作今名。本书共计二十二章，外加一篇序。顾先生在序中说，本书大致分作三个段落，“第一章到第七章，说明在阴阳家和方士的气氛下成就了秦、汉时代若干种政治制度；第八章到第十八章，说明博士和儒生怎样地由分而合，又怎样地接受了阴阳家和方士的一套，成为汉代的经学，又怎样地从他们的鼓吹里影响两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从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说明汉代的经学如何转入谶纬，谶纬对于政治又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本书并没有太多专业术语，文字无华朴实，就连引用的典籍都译成了白话文，这样大众化的语言对于知识的传播普及，无疑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
本书的内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现举几例，一是黄帝这个偶像的出现（见第八章
黄老之言），顾氏说道，孔孟不曾言黄帝，黄帝最早出现是在战国齐人邹衍的学说里，而后来许多思想流派都把黄帝拉来作为自己学说的保护者，黄帝这个“历史人物”就这么给伪造出来了，司马迁对此也深信不疑，专门有一篇《五帝本纪》。顾氏又说，“如果研究黄帝，切勿一位所研究的是夏以前的史，而应当看做战国、秦、汉史，因为他的传说只是战国、秦、汉的思想学术的反映只是表现了战国、秦、汉的文化”。其实，大凡学习历史的人，都或多或少感觉到，伪史伪书固然不足信，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窥见这些伪史伪书制作时期的点滴情况。
另外关于王莽代汉的故事也引人入胜。王莽能代汉，刘歆负有重大责任。刘歆本是古文经学家，为了王莽的代汉，他的经学就走向了“应时”的道路，开始“致用”了，讲到“致用”，最大的莫过于政治了，于是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经学（含史学）便被故意篡改了。按照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说，新为土德，汉为火德，为了使土德代火德于史有据，他们便大动手脚，先是刘歆改造古书，生搬硬套说刘邦先祖是尧，王莽的先祖是舜，既然历史是五德循环的，那么就必须在历史上有土德代火德的“史实”，于是，他们便造出了土德黄帝代火德炎帝和土德舜代火德尧的故事，本来乏稽可考的上古史竟被他们给“考证”出来了。于是有了下面一张表：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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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昊伏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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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帝喾高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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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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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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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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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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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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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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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炎帝神农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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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帝尧陶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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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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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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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帝轩辕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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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帝舜有虞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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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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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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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少昊金天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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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伯禹夏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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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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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颛顼高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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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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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黄帝代炎帝，舜代尧的故事，那么新代汉也就顺理成章，天经地义了。像这样为了应时的需要而造伪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多举了。
本书的附录十《中国辨伪是要略》，原名《崔东壁遗书序》，是王煦华先生协助顾颉刚先生完成的。在这篇“遗书序”里，顾氏首先提到了古人缺乏历史观念，有的是“致用”的观念，这“致用”的观念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也有负面影响：受了政治的压力，学者们只好为了“应时”而“致用”，伪造出一系列古史古书。随后，这篇序便对自战国到清的造伪和辨伪做了一个梳理回顾，向读者给出了一个明晰的交代。在这篇序里，我们可以看出，顾氏对清代崔述及其《考信录》是比较推崇的，崔述由于“时代的关系”不能打破对经的迷信，但无论如何，崔述“用了四十年的力量，筚路蓝缕以开道路，使我们易为功了”，顾氏还说，“好的方面要追攀他（指崔述）”。本序的最后一节讲到古书的标点问题，大意是说，古书的标点不同可能引起理解的歧义，这让我想起以前看到过的一个故事，说《论语》里有一句“民可使为之不可使知之”，这一句有两种标点方式，一是“民可使为之，不可使知之”，另一种是“民可，使为之，不可，使知之”，这样不同的标点，意思就大不一样了，这样的例子相信还有不少，这就需要我们读书的时候多用心思了。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写的读书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