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的丹东中学学校记忆
——元宝区部分中学的历史回顾
我是1976年升入中学的,当时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与现在不同,小学五年级教育,中学四年级教育。我从通江小学升入十一中学后,不久,国家的教育体制改革就逐步开展。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后,中小学的教育体制已经开始由原来的九年制教育向小学六年制、初中三年制、高中三年制的十二年制教育、其中包含的九年义务制(小学、初中)教育制度转变和接轨。而我们却正是出于这个转变和“接轨”时期,学制被搞的“不伦不类”。
首先:我们接受的是十年制教育,虽然初中加上高中只读了五年,却又曾经参加过两次“中考”。1979年,我初中毕业时,我们参加了“重点高中”入取的考试。市里在一中、二中、四中三个学校设立了重点高中班,每个学校设四个班级。我在具有四百多名初中毕业生的十一中里,考试的总成绩进入了前十名,但整个学校却只被重点高中按照分数线入取了五名,我落榜了。我们没有考进重点高中的学生,除了少数考入技校等地方的学生外,均在原初中学校读了高中
我是1976年升入中学的,当时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与现在不同,小学五年级教育,中学四年级教育。我从通江小学升入十一中学后,不久,国家的教育体制改革就逐步开展。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后,中小学的教育体制已经开始由原来的九年制教育向小学六年制、初中三年制、高中三年制的十二年制教育、其中包含的九年义务制(小学、初中)教育制度转变和接轨。而我们却正是出于这个转变和“接轨”时期,学制被搞的“不伦不类”。
首先:我们接受的是十年制教育,虽然初中加上高中只读了五年,却又曾经参加过两次“中考”。1979年,我初中毕业时,我们参加了“重点高中”入取的考试。市里在一中、二中、四中三个学校设立了重点高中班,每个学校设四个班级。我在具有四百多名初中毕业生的十一中里,考试的总成绩进入了前十名,但整个学校却只被重点高中按照分数线入取了五名,我落榜了。我们没有考进重点高中的学生,除了少数考入技校等地方的学生外,均在原初中学校读了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