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阳明“四句教”出处辑考
2014-08-30 15:18阅读：
【杨海文】阳明“四句教”出处辑考
肇始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的四句教，在阳明学史上意义重大，但又备受争议。梁启超(1873—1929)说过：“此是王门一大公案，所谓四有句四无句之教也。后此王学流派纷争，皆导源于此。”[1](P364)学术界的四句教研究，通常侧重义理之维，考据之维受关注的程度显得远远不够。譬如，大致从天泉桥、四有句、四无句三个关键项看，在王阳明(1472—1529)以及钱德洪(1496—1574)、王畿(1498—1583)的时代，究竟有多少种文献表述过四句教，这些表述之间存在哪些差异，就值得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这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并将辑考范围限定为两类人：一类是包括王阳明、王畿、钱德洪在内的当事人，另一类是与王畿、钱德洪同时代的知情人。此外，超越正统、异端之争的“抽象作者”之期待，也是本文力图张扬的人文理念。
一、当事人系列
为方便阅读以下文献，先列出王畿、钱德洪的字、号等信息：王畿，字汝中，号龙溪，以号行，学者称龙溪先生；钱德洪，本名宽，字德洪，以字行，改字洪甫，号绪山，学者称绪山先生。
(一)《传习录下》
《王阳明全集》卷3《语录三》为《传习录下》，其辞云：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2](P117-118)
这条材料是学术界论四句教及天泉证道最常引用的文献。它由黄省曾(1490—1540)记录[2](P102)。据陈荣捷(1901—1994)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传习录》第284—315条由黄省曾记录，此条为第315条。陈荣捷于此条末尾又注：“俞本及通行本此条后有‘右门人钱德洪录’等字。”[1](P365)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2卷本、3卷本《王阳明全集》，此条末尾并无“右门人钱德洪录”字样①。钱德洪在四句教的成立过程中究竟发挥过怎样的作用，也是本文会特别留心的重要问题。
(二)《(阳明)年谱三》
《王阳明全集》卷35《年谱三(自嘉靖壬午在越至嘉靖己丑丧归越)》“(嘉靖六年丁亥)九月壬午，发越中”条云：
是月初八日，德洪与畿访张元冲舟中，因论为学宗旨。畿曰：“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德洪曰：“何如?”畿曰：“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德洪曰：“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畿曰：“明日先生启行，晚可同进请问。”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将入内，闻洪与畿候立庭下，先生复出，使移席天泉桥上。德洪举与畿论辩请问。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畿请问。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畿曰：“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嘱付曰：“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洪、畿俱有省。[2](P1306-1307)
《(阳明)年谱三》也是学术界最常引用的文献。把天泉证道的时间具体到嘉靖六年九月初八，是它与《传习录下》的细微区别之一。但是，《王阳明全集》卷14《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有云：“已于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2](P462)陈来据此推断：“阳明当于八日发越中，而天泉证道即在七日矣。”[3](P195)奏疏乃王明阳亲笔，其可信度值得重视。
今之《王阳明全集》，又名《王文成全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1《集部二十四·别集类二十四》提要《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是书首编《语录》三卷，为《传习录》……乃守仁在时，其门人徐爱所辑，而钱德洪删订之者。”“后附以《年谱》五卷……亦德洪与王畿等所纂集也。”[4](P1498)学术界特别重视《传习录下》、《(阳明)年谱三》的记载，或许与此相关。不过，《传习录下》之编纂，动议于嘉靖七年戊子(1528)冬天②，而此时王阳明已辞世。《传习录下》末附钱德洪写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的跋语有言：“嘉靖戊子冬，德洪与王汝中奔师丧，至广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继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洪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干条。”[2](P126)由此可证，《传习录下》论四句教的条文，钱德洪有定稿之功。
(三)《天泉证道纪》
《王畿集》卷1首篇为《天泉证道纪》③，全文如下：
阳明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绪山钱子谓：“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谓：“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动而无动；著于有者，动而动也。意是心之所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绪山子谓：“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学也。”先生谓：“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若执著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
时夫子将有两广之行，钱子谓曰：“吾二人所见不同，何以同人?盍相与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桥上，因各以所见请质。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问。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世间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见，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见，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著。若执四无之见，不通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认定意是有善有恶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无从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不妨随时用渐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须进此一格，始为玄通。德洪资性沈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为善学耳。”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证悟之论，道脉始归于一云。[5](P1-2)
学术界论四句教及天泉证道，《传习录下》、《(阳明)年谱三》、《天泉证道纪》三种文献的被引频次最高。陈来指出：“这三个材料是我们讨论四句教的基本依据。在这三种当事人的记录中，记录者各自强调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观点，虽然三种记录互有差别，个别问题上差异很大，但大体上说都真实地反映了阳明思想的不同侧面。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接近天泉证道的全部真实情形。”[3](P198)
《天泉证道纪》是王畿亲笔所写吗?《王畿集》卷1题署“门人周怡顺之甫编辑、查铎子警甫校阅”[5](P1)。彭国翔认为：它“是以第三人称方式记述的，其中称阳明为夫子，龙溪为先生，当为龙溪弟子据龙溪之意所撰”[6](P174)。假定《天泉证道纪》不是王畿的亲笔，它又由何人撰写，并有何史料依据，待考。
(四)《钱绪山行状》
《王畿集》卷20的《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以下简称《钱绪山行状》)有云：
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四句为教法。君谓：“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予谓：“夫子立教随时，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路。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而心亦不可谓之无矣。”君谓：“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学也。”予谓：“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若执定师门教法，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丁亥秋，夫子将有两广之行。君谓予曰：“吾二人所见不同，何以同人?盍相与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桥上，因各以所见请质。夫子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吾教法原有此两端：四无之说，为上根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通此一路。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起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今既已说破，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著。若执四无之见，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上根人亦无从接授。德洪资性沉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悟入亦因其所近。若能各舍所见，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为善学耳。”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辨正之论，始归于一。[5](P585-586)
与前面三种文献相比，学术界对于《钱绪山行状》的关注度要低得多。这里，我们试图探讨：其一，《传习录下》、《(阳明)年谱三》并非王阳明的亲笔，亦难以确证就是另两位当事人王畿、钱德洪的亲笔；其二，《天泉证道纪》有可能是弟子据王畿之意所撰。有鉴于此，王畿为钱德洪亲笔写的此一《行状》，其史料价值理当得到更多的重视。
从亲笔这一角度看，《王畿集》卷12《答程方峰》信中有段话也值得注意：
天泉证道大意，原是先师立教本旨，随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彻上下真种子，智虽顿悟，行则渐修。譬如善才在文殊会下得根本知，所谓顿也；在普贤行门参德云五十三善知识，尽差别智，以表所悟之实际，所谓渐也。此学全在悟，悟门不开，无以征学。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顿渐，修亦有顿渐。著一渐字，固是放宽；著一顿字，亦是期必。放宽便近于忘，期必又近于助。要之，皆任识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灭，未离生死窠臼。若真信良知，从一念入微承当，不落拣择商量，一念万年，方是变识为智，方是师门真血脉路。[5](P311)
彭国翔指出：这段话的重要性“龙溪自己对于天泉证道的回顾与评价，在通行各种龙溪的全集中，也只有《答程方峰》这一封书信。”[6](P221)但因其必备要素过于缺少，本文不把它列为四句教的出处。
(五)《龙溪会语·东游问答》
《王畿集》附录二的《龙溪会语》卷3《东游问答》有云：
楚侗曰：“阳明先生天泉桥印证无善无恶宗旨，乃是最上一乘法门，自谓颇信得及。若只在有善有恶上用功，恐落对治，非究竟。何如?”
龙溪曰：“人之根器不同，原有此两种。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无意之意是为诚意，无知之知是为致知，无物之物是为格物，即本体便是功夫，只从无处一了百当，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下根之人未曾悟得心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一切是有，未免随处对治，须用为善去恶的工夫，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以求复本体，及其成功一也。上根之人绝少，此等悟处，颜子、明道所不敢言，先师亦未尝轻以语人。楚侗子既已悟见心体，工夫自是省力。只缘吾人凡心未了，不妨时时用渐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其接引人亦须量人根器，有此二法，不使从心体上悟入则上根无从而接，不使从意念上修省则下根无从而接。成己成物，原非两事，此圣门教法也。”[5](P721)
《龙溪会语》凡6卷，各卷均题署“宣城门生贡安国辑，麻城后学蔡应扬、泾县门生查铎校，莱州后学胡来贡、广德门生李天植同校”[5](P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