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敦煌一生守护——读樊锦诗
2020-03-23 15:05阅读：
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相遇，是人生的宿命；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相守，是心灵的归途。一本厚重的《我心归处是敦煌》在自我隔离期认真拜读完毕，对于书中的文字故事，多次留下感动的泪水，为樊锦诗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而感叹，崇敬她心灵的坚守，感慨她人生的不易，赞叹她名誉加身的淡然……一切的一切都因为她心中的敦煌而甘之若饴。
知晓樊锦诗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她获得过那些厚重的奖项，而是因为一个并不为众多人所知的名字——常书鸿。已经记不清是在高中还是大学时，在《读者》上看到过常书鸿和他与敦煌的故事。为这个留法的艺术家，在兵荒马乱的20世纪30年代，深入西部大漠，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他始终没有退缩；因为爱与责任，担起了守护敦煌的重任，经历了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的洗礼、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后来“文革”的迫害，他的家庭破裂，孤身一人，直到克死异乡，都没有改变他坚守敦煌的决心，用心经营着他心中的美好敦煌，直到去世，并埋葬在了宕泉河畔，守护着这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和他心爱的敦煌艺术宝库，相思相守，永不分离。
对于敦煌，对于莫高窟，是每一个有着旅行梦想的人，终生必去的地方之一，在大多数人心中，敦煌就是一个旅游景点，说起敦煌，唯一联想就是
“飞天”。其实，敦煌是一座宝库，岂能用“飞天”简单带过。如
果你不认真储备足够的石窟文化、宗教、佛学、艺术、绘画、雕塑、民族交融、文学史等等知识，大部分人都是看不懂它，更不用说看透它。现在游客，大多数人会选择在蜂窝式的石窟前拍一张照片，在标志性建筑的九层楼前留个影，亦或再感慨一下，古代人真不容易，或者是古代人真伟大等等，诸如此类；但对于潮湿、阴冷的洞窟、对于斑驳疏离的壁画、对于残破的雕塑、对于狭窄的通道，都没有太多感觉，甚至会认为“没意思”。
然而当我们真正了解了敦煌，走进了樊锦诗的内心世界，这一切都将不再那么肤浅。敦煌的变迁发展史、洞窟的开凿沿革史、一代代艺术家的向往史、一个个名人的到访史、一次次世界巡展的壮观史，一代代敦煌人的坚守史……这些都是走进敦煌的每一位游客应该准备好的知识储备。以常书鸿为代表的第一代敦煌守护人在战乱时期抵达敦煌，冒着风沙肆虐、饮水困难、忍饥挨饿、冬季严酷等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直到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为第一任所长，即便如此，依然变化甚微；新中国成立，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敦煌文物保护的现状有所改变，但人居环境依然没有改善；到以段文杰为代表的第二代敦煌人，夜以继日的临摹壁画，通过自己手中的画笔尽可能多的为后人保存下敦煌的艺术作品，并开始了与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基金会等机构的合作，研究工作进入新阶段，努力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学术“心病”；直到如今，以樊锦诗为代表的第三代敦煌人，利用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和世界接轨，采用新技术、高科技、信息化、数字化的方式，使敦煌艺术从“抢救性保护”过渡到“预防性保护”，正如樊锦诗一再强调的，敦煌会衰老、会蜕变，也会倒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延缓他的老去，延长他存在的时间，让更多人能够继续看到他的魅力。
作为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敦煌莫高窟，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的保护现状和他如此高的地位并不匹配，这种现象存在于中国很多文化遗产项目，“重申报”轻管理，“重旅游”轻保护，相信这种现象会随着中国的强大，人民对精神生活追求的需求慢慢有所改变。无论近邻日本、还是法国、美国、澳大利亚、俄国，均有学者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他们所有资料均源自于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物，当时出土了50000余件文物，震惊世界。
在羸弱的清朝统治时期，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等一大批外国探险家、考古学者，以探险为名，纷至沓来，用贿赂和收买的方式，从王道士（王圆箓）手中运走数万计珍贵文物，斯坦因运走10000余件，伯希和运走6000余件……直到1909年王国维、罗振玉在伯希和的炫耀中才得知藏经洞出土文物的价值所在，上报朝廷将剩余文物押送北京，运送者途中又监守自盗，散失不计其数，押解北京的文物可想而知，价值远不及列强偷盗者之精美贵重，即使如此，也是今天敦煌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季羡林、苏秉琦、宿白等学者和专家的心中，“敦煌学在国外”这个事实如鲠在喉。同时，也看到了国外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藏经洞出土文物，反观我们还守护着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身彩塑，这些都是我们的源头活水。从此，一代代敦煌学者，一手抓文物保护，一手抓学术研究，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终于慢慢改变了研究格局，形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可喜格局；随着敦煌莫高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又上一个新台阶，樊锦诗为代表的第三代敦煌人冷静思考敦煌的未来，和地方为主导发展旅游业，甚至主张公司化经营的派别进行据理力争的辩论，甚至是斗争，经过长期顽强的较量，明确了敦煌的归属，敦煌研究院依然是敦煌的第一责任人。这种较量和抗衡，给中国更多文物经典敲响了警钟，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脆弱性、不可复制性、唯一性等特点，都是其其最易遭到破坏的地方，必须慎之又慎地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文物保护工作方针。
文中最为感动的是宕泉河畔的敦煌人墓地，常书鸿长眠于此，段文杰长眠于此，还有许多学者都长眠于此，他们用生命守护着他们为之奉献终生的地方，死后依然隔河相望，始终不渝，看着他，想着他，念念不忘，世世代代……遗憾的是，截止目前，一直没有机会去敦煌参观，在阅读完这本厚重的敦煌学人自传后，使自己更进一步了解了敦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通过文字深入地触摸到了敦煌人心中永远不变的追求，那颗炽热的、脆弱的、易受伤的恒心；还有以国际化标准建设并投入使用的新的游客接待中心，一定要用心认真去观看《千年莫高》《梦幻佛国》两部凝结着敦煌人血汗的影片，带着崇敬之情，索路祭拜长眠于宕泉河畔的敦煌英雄，去品味每一幅壁画、塑像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真正走进敦煌，了解敦煌，宣传敦煌，保护敦煌。
樊锦诗，一个令人敬仰的人，一个代表着“莫高精神”的长者，为敦煌学奔走呼告不知疲倦的文化使者，是民族文化瑰宝的守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