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生产队工分的“自报公议”

2026-10-21 22:33阅读:
生产队工分的“自报公议”
李晓东
当年,我们在生产队参加农村劳动,是要按劳付酬的。生产队统计每个人的劳动量,是按照工分来统计的。成年农民每天的工分是10分。未成年的青少年,这需要根据各自的劳动量来给予计分。
具体就是在全体社员参加开会的场合,你自己先先向全体社员表白自己在工农村劳动中是如何表现的,平时付出了多大的工作量,你自己认为自己的劳动量符合多少分?然后全体社员根据你的表现和劳动的质量,来给你确定挣几分。
当年有两句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据说“自报公议”的方式就是大寨的经验,我们自然要一点不差地借鉴了。秋收的农活即将结束的时候,生产队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参加的评分大会。
“自报公议”评分大会,就是我们生产队学习借鉴大寨的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然后每个人自己申报,大伙在一起讨论,根据他本人的表现,经集体讨论后给出一比较公正的结果。
比如,小孩子若是干成年人一半的劳动量,那么他就只能挣5分。刚到农村的知青不会干农活,虽然铲地与成年人同样的一条垄,或割地与成年人同样的几根垄,但知青的铲地和割地的质量远不如成年人的质量好。所以,也不能挣10分。至于能挣几分,需要开会大家评议,这种集体为每个人评分的会议叫做“自报公议”。
对多数成年农民来说,每个人自爆的都是10分,毫无疑问大伙儿没有任何异议都十分并顺利地通过。
我是1970年秋下乡当知青的,下乡没几天就开始了秋收。主要是秋收割庄稼:割水稻、玉米、大豆都是每个人一次割6根垄,割高粱则是每个人一次割7
根垄,虽然我们知青和当地的成年农民的劳动量是一样的,但是,生产队长和多数人都认为我们割地的质量不如农民。具体说,知青手中的镰刀挥动的较高,于是造成了收割后的秸棵遗落在地里太多,也就是柴火都浪费到地里了,所以最后大家评订给知青的工分是每人每天8分。
当讨论到我们这些知青和那些干活较少、或完不成劳动量的小孩子,则遇到了矛盾。最先产生争执的是沈阳下放户老王家的王德敏,他当年也就十六岁,体质比较弱,但他提出要10分。他的理由是,“我干的是成年劳动力的劳动量,我的农活干得也不错,我要十分儿也是应该用分的”。但生产队长和打头的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年龄还小,体力也稍差,虽然那农活干的也不错,但是不值10分,只能8分。对此,他非常生气,他认为这样做不公平,于是双方吵个不停。
后来,评议到我们新来的下乡知青。毕竟我们下乡仅仅三个月,虽然我们的劳动量和成年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干农活没有经验,肯定没有成年人干的好。对给我们8分,我们没有争议,而且很是满足。我们认为自己干的确实不如农民。于是我们的“自报公议”很快获得通过。
年底,生产队结算工分并分红。我干了4个月,总共挣了960分,每一分的分值是1毛1分3厘,我当年的分红分到了108元。按当时的年代,我们生产队的分值,是周围各个村最高的。我拿回家108元,让所有的同学都十分的羡慕。
当我把这笔不菲的收获交给母亲时,他微笑着问我你想买点啥呢?我说,我特别希望买一块手表,不过我这点钱也不够啊。当时买手表是要“工业券儿”的,当时最时兴的手表是上海牌的全钢手表(120元/块)元。母亲说,你买吧,我再给你添点儿。后来我去看望爷爷奶奶,在北京王府井看到了不要工业品券的进口手表。我花187元买了一块日本产的西铁成牌的手表。这是1970年冬天的事,在那个时候,谁手腕上若能戴一块进口手表,会让许多身边的人都羡慕不已的。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