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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前后，出现了一波颇具声势的“宋诗运动”，一直延续到同治、光绪年间，诗歌创作出现了一段辉煌的小高潮。处于嘉道期间的何绍基，就是这波宋诗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他所处的时代，是大清帝国的城墙刚被英国的大炮轰开缺口，是旧事物受到震撼和动摇，新事物声、光、化、电刚露端倪的时代；在诗学的寂寞里，何绍基沿着《诗经》、汉魏古诗、唐代杜甫、韩愈、孟郊、宋代苏轼、黄庭坚的道路，以“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相结合的方法，用比宋人更极端、更大胆的字法、句法、语法和章法，更贴切、新鲜、生动的比喻，“陌生”明代以来已经变得过于熟悉和陈旧的诗歌。
一个有多方面艺术才华的诗人，像唐代的王维、宋代的苏轼，他们的诗歌总会出现新的审美品格，何绍基同样把诗歌、书法、绘画、金石审美集合在一起，融合读书、性情、江山之助和考据，拓展了诗学的疆域，确立了近代“宋诗派”的美学原则，成为“宋诗派”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的开拓者。
何绍基为解析近代诗、理解“宋诗派”的内涵、方法和意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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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诗学，从《诗经》、楚辞开始，唐、宋而下，至元、明、清，好比登楼。
一层有一层的景色，一层有一层的气象；一层有一层的意境，一层有一层的美学。你可以说，你喜欢哪一层的景色，但你不能说，所有的风景只到这一层为止，后面的都不必登。
何绍基所处的近代，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接触、碰撞，西方列强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由长期的封建睡眠状态，突变成“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的近代（孙中山语）。
近代之时，各种矛盾交错，全国总人口急剧上升，近代印刷事业突飞猛进，诗人、词人和诗集词集的数量，都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精神消费的需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同时，蒸汽机的发明，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目不暇接的新气象，这使传统诗歌内涵，发生重大变化。
虽然火车、轮船、电报、照相，声、光、化、电纷纷涌入诗歌，还要等五十年后才普及，要等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走向世界的诗人”1 来完成，但是，近代即将开端，风雨已经满楼，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的浪潮已经来临。这些——都是何绍基诗歌美学创变的背景和基点。
一
何绍基（1799一1873），字子贞，号东洲居士，自号猨（猿）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 2 。父亲何凌汉是嘉庆十年（1805）的探花（殿试一甲第三名），官至任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其许、郑之学，宋儒之理，道德文章，均为朝廷楷模。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何绍基博闻强记，少有才名，于学细大不捐，喜欢交游。和他交往唱酬的人，后来都是近代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何绍基与比他大十四岁的林则徐论书，与大七岁的龚自珍唱和，与大五岁的魏源讨论时事与诗歌；与比他小十一岁的曾国藩切磋学问，还和左宗棠鸿书信往来。尤其是魏源，后来成为至交，何绍基曾手钞魏源的《古微堂四书》3 ；曾国藩很早就说，何绍基的书法必将流传千古。
三十七岁时，取得乡试第一名的何绍基，因为主考官潘世恩、副考官王鼎、吴杰、王植以及长文襄、阮文达两相国的赏识，被内定为第一名状元，准备进呈道光皇帝审批。因阅卷大臣卓秉恬作难，说何绍基的卷子上，有属于政治性错误的“疵语”，在应该留空的地方写了犯忌的字，故被抽出前十，落到“二甲第八名”。
此后，何绍基在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协修、武英殿总纂等位子上干了很长时间，又去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任副考官。因为闹情绪，且对长官不敬，机关考核的等地，时好时坏，沉沉浮浮。
咸丰皇帝上台执政，希望革故鼎新，开创局面。要求中外大臣荐举人才，以备破格录用。七月，由于侍郎张芾的荐举，咸丰皇帝在圆明园召见何绍基。
八月初六，朝廷正式宣布他简放学政后，咸丰皇帝又在乾清宫召见何绍基。“询问家世外，于诸经注疏，正史纲鉴、宋五子书及说文、篆、分之学，并原籍道州被贼、湖湘防堵情形。由京至蜀沿途关河道路，温语咨诹，靡不曲至。跪聆占对，晷移六刻始出 4 。”
委以重任的何绍基九月出都，在成都主持考试，对历年考试中的积弊，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四川的考场和考试纪律得到了肃整。在文事和整顿考场之余，何绍基还理民词讼，得罪了许多地方官吏。这些地方官吏和地方势力联合起来，暗中告状，所以，何绍基自以为很精彩的“缕陈时务十二事”上书咸丰皇帝后，得到的，竟然是 “肆意妄言 5 ” 的朱批，并且“由部议以私罪降调”。越干越起劲的他，突然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像突然被暴雨淋湿的落汤鸡，分不清是什么滋味。
“肆意妄言”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弄得清楚，何绍基更不清楚，真想弄清楚，除了问咸丰皇帝本人。“妄言”，其实是另一种“疵语”。前后两次“疵语”、“妄言”，都像命中注定，成了何绍基一生的谶言。像船刚启程就折断了桅杆，政治生命就此终结。对仕途灰心失望的何绍基，从此转向诗歌、书法、绘画、金石的创作与欣赏，使他由一个政府官员兼书画家、诗人，变成纯粹的画家、书法家、金石家和诗人。
这种情形，有点像遭受“乌台诗案”的苏东坡，因言得祸，也因言得福。继他的诗集《使黔草》刊刻，桂林朱琦、上元梅曾亮、昆明戴絅孙、河间苗虁、平定张穆、姚江邬鸿逵、紫卿杨季鸾分别为之作序；此后，何绍基将在四川的思想历程、感情历程、山水历程，特别是游了“瓦屋山”的感想，编成了《峨眉瓦屋诗钞》。政治不幸文学幸，政治上的失意，换来了他在书法、诗歌上的收获。随着旧居“东洲草堂”的命名，何绍基的诗、词、文集，都冠以“东洲草堂”之名。
五十六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蝯臂翁》的诗，说学书执笔如射箭，都必须悬腕，以简御繁，以静制动，像猿臂一样伸缩自如，“聊复自呼蝯臂翁6 。”从此，何绍基又有了一个差一点比自己本名还流行的自号 7——“蝯翁”。这是他从政治仕途转向书法和诗歌艺术最明确的信号。
激流勇退的何绍基经四川广元出蜀，出宁羌州，出五丁峡，经沔县、褒城、凤县、宝鸡，至西安。然后游咸阳、醴泉，有意沿着司马迁、杜甫和颜真卿走过的脚印，亦步亦趋，最后走向眉山的苏东坡。这是何绍基自己选择的历史道路，是书法和诗歌的道路，也是他艺术追求的象征。
在四川任职时，何绍基的公署，就在“三苏祠”隔壁，无论是诗歌还是书法，天天都可以向苏东坡的塑像请教，离开“疵语”、“妄言”的政治漩涡以后，何绍基对苏东坡更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紧随苏东坡，向宋诗倾斜，除了诗词、书法、绘画审美相通外，都会说“痴语”，因言得祸，遭受打击后性格倔强是内在的原因。
在苏东坡、黄庭坚、欧阳修、王应麟的生日，何绍基与朱琦、王拯、祁寯藻、宗稷辰、叶名沣、邵懿行、王安伯等人诗酒唱和，在庆祝苏东坡、黄庭坚生日的同时，表明自己更加自觉的艺术追求，集中和苏东坡的诗更多。
此后的何绍基不断被邀请主掌山东、湖南等地书院，教授生徒。一边教书，一边画画，创作书法和诗歌，教学和游历是他下半生重要的文化活动。主讲书院时，他还抽空沿潇水而下，足迹遍及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并乘火轮船游历澳门和香港，睁开眼睛看新世界，这些，都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七十二岁时，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延请何绍基主持苏州、扬州书局，请何绍基主持校刊大字《十三经注疏》，这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工程，何绍基胜任愉快。七十五岁时，因染痢疾，在苏州逝世。
何绍基在诗歌、书法、绘画、金石的艺术天地里勤奋耕耘，把诗歌、书法、绘画、金石熔铸在一起，创变新的书法美学和诗歌美学。“同光体”理论家陈衍在追溯“宋诗派”来历时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 8。”陈衍谈道、咸诗风转变的原因，论“喜言宋诗”的人物，第一个就提何绍基。其实，在“喜言宋诗”的这些人物中，何绍基年龄不是最大，官职也不是最高的。但在陈衍看来，何绍基是重要的开创者和实践者，是近代“宋诗派”的代表人物。
何绍基的诗歌美学，主要集中在他的《东洲草堂诗集》中。汇入《使黔草》、《峨眉瓦屋游草》等别集的《东洲草堂诗钞》，多记行、记游、纪事之诗，当是何绍基半世纪的心路历程、诗路历程和一生的日记。
二
中国诗学就像江水，千年激荡，一波一波，滔滔东流；有时很难取其一勺，说清这一波与前后波浪的关系。但是，制从嘉道格高古，诗到近代语变新。从江山到鱼鸟，从台阁到边陲，从内心到四季，品读何绍基一生小影的《东洲草堂诗集》，仍然可以发现中国诗学的走向和何绍基诗歌创变的新特征。
特征之一是何绍基“喜言宋诗”，但不反对汉魏诗和唐诗，不薄唐诗爱宋诗，是何绍基的基本态度，也是“宋诗派”兼收并蓄的诗学特征。
此前，我们多少有些误会，以为“宋诗派”是一个纯粹祖袭“宋诗”的诗派，何绍基就是模仿宋诗的诗人9。但进一步研究，发觉“宋诗派”不仅是一个学习“宋型诗”，写作“宋型诗”的诗派，而是一个兼收并蓄的、集大成式的诗派。
杜甫很重视“转益多师是吾师” 10 。《四溟诗话》记载谢榛作客京师，与李于鳞、王世贞、徐中行等人论诗法时，强调“夺神气 求声调 裒精华”，调五味以成“全味”，“采百花自成佳味”。“若蜜蜂历采百花，自成一种佳味。”但是，他的“夺神气 求声调 裒精华”、“全味”和“采百花自成佳味”，还是仅仅停留在唐十四家诗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或者“兼以初唐、盛唐诸家，合而为一。”不离唐人一步，眼光和手段远远没有何绍基和近代“宋诗派”高远和阔大。
《四库全书提要》总结前朝和本朝诗学倾向时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这是清初诗学的大致走向。至乾嘉年间，许多人越来越认识到宋诗的好处。赵翼、蒋士铨、翁方纲等起而作宋型诗。《瓯北诗钞》的作者赵翼在《论诗五首》中就说过：“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要求诗风变革。变革的方法，就是通过学习宋型诗来取得新意和陌生化的效果。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分析说：“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他还作了《苏诗补注》，以为苏轼“为宋一代诗人之冠冕。”这些，都是近代“宋诗派”发生、发展的前奏。至何绍基老师辈的程恩泽和祁寯藻等人，在提倡学习宋诗的同时，还强调诗歌和学问、考据的结合，但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其创作成就也有限，何绍基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兼采“唐型诗”和“宋型诗”，同时在诗歌与学问结合的理论实践中，完成近代“宋诗派”最初的格局，掀起新的诗学波澜。
嘉道时期，时代剧变，新事物不断涌现，世界变大，生活多元，诗歌内涵丰富，理论基础发展。可以学习师法的东西愈来愈多，《诗经》、楚辞、汉魏古诗、唐诗、宋诗、元、明诗学，都放在你的面前，成功和不成功的例子，供你借鉴，这种时候，兼收并蓄便是最简单、最好的方法。面对大量的诗歌遗产和理论遗产，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人来不及思考应对的新局面，客观上形成了嘉道时期诗歌兼收并蓄、五花八门的样子，各种体裁、各种形式、各种风格、长篇的或短篇的、乐府的或格律的、唐型的或宋型的，都兼容并包在一个集子里。
何绍基在《东洲草堂诗集·自序》说自己：“童年即学诗，弱冠时多拟古乐府。辛巳南旋，稿本落水失去。” 表明少年的何绍基最初学习的是汉魏古诗和古乐府，这是基础。
由于“稿本落水失去”，何绍基最初的诗歌风格，已没有了样本。但整部《东洲草堂诗集》，特别是前几卷，还保留学汉魏古诗和古乐府的痕迹。而汉魏古乐府的审美、成句或意境，已成为何绍基诗歌生命的组成部分。作者未必意识到，但读者随时可以嗅到《东州草堂诗集》中汉魏“古乐府”特有的清新醇厚的芬香。有的小诗，甚至还带六朝遗韵，如卷十一的《澜桥行馆桂树，来时未花，今落尽矣，感题一绝》：

前度花无信，今来仍寂然。低回与汝别，相赏是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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