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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北麓的陕西汉中地区，属于杨虎城十七路军的防区。蒋介石原以为红军会西进甘肃天水，将杨部（亦称陕军即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主力调往甘肃，将陕南防区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应由一军承担。但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又令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
接到命令，杨虎城左右为难：打红军，他从不愿意；不打则违抗军令。
这时，担任十七路军作战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通过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言：“联络红军，互不侵犯。”杜的建议得到了杨虎城的赞同，他让杜秘密建立与红军的联系。杜斌丞趁机向杨虎城推荐了武志平。
1933年5月初，武志平随换防的三十八军军部来到陕南汉中后，接到了杜斌丞的来信。信中暗示“所议有成，日内便见分晓”。
接着，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从西安捎来了杨虎城的一封密信：
志平参谋弟：
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于上月二十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慈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此询近佳。
杨虎城手启
五 .四
这件珍贵文物现珍藏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里。
接到杨虎城的信不久，在作战室里，军长孙蔚如与他进行了一番秘密交谈，武志平接受了出使红军的重任。
行前，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武志平，要在如何取得红军信任上多动脑筋。二十多天前，陕军团长张汉民（亦系中共地下党员）派人秘密联络红军，至今有去无归。因此，武志平特地向孙蔚如军长提议，要给红军“表示表示诚意”，而孙军长却说：“有我这封绢书足矣！”
为了完成好任务，武志平利用职务之便，在军用地图和绝密情报方面做了手脚，将一套川、陕、甘军用地图，以及密码、口令等，打包封蜡，准备送给红军。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只身前往红四方面军驻地。一路上历经艰难险阻，土匪就遇见了两伙，但由于他的机智果敢都得以化险为夷。
最后，武志平来到四川通江县两河口。在一座平常的民房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他撕开身上的衣褂，将绢书呈到傅钟的手里，信中写到：
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
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迫切陈词，无任翘盼之至。敬祝胜利！
孙蔚如谨启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傅钟读罢绢书，赞扬说：“来书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很可贵！”他让武志平谈谈“怎么想起这步棋的”？
武志平说：“共产党的一月宣言上说，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任何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这在陕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反对蒋介石对敌退让，对内镇压的独裁政策，但限于本身力量，还不能公然揭橥而起，只能秘密地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他边说边从油布包中取出了军用地图、密电码、灯语、旗语等绝密要件，并说这是杨虎城为表诚意而送来的见面礼。
当天深夜，正在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从电话中得知杨虎城派人送来了军用地图，兴奋异常。他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一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地图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这份地图成了当时红四方面军仅有的一份正规军用地图，徐向前爱若珍宝，一直用以指挥作战。从他的回忆录以及解放后在颐和园设家宴招待武志平的谈话中得知，长征途中，叶剑英深夜投奔毛主席，悄悄带走的那份军用地图，就是武志平这次出使红军时送去的。至于那份密电码的作用就更大了，红军据此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情报。曾任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的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说，在西路军失利的情况下，这份密电码“对破译马家军的电波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张国焘直接过问两军和谈事宜。他当时住在通江县苦草坝，距两河口有100里山路。为见来使，张国焘派骑兵迎接，傅钟也派专人护送。途中，武志平面见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
张国焘热情迎客，设宴为其洗尘，并将参谋长曾中生、后勤部长郑以斋、卫生部长苏井观等许多高级干部召来相陪，交谈了许多情况。
武志平怕张国焘对杨虎城提出苛刻条件，故在席间亮出了这次和谈的底线：“陕军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内部也很复杂，既有迷恋家私的高官，又有忠于蒋介石的特务。杨虎城出身贫苦，且有爱国思想，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在现实条件下，他联共反蒋只能是秘密的。望红军心中有数，不要公开张扬。”张国焘连连点头。
签署协定
红军派中共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