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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父”：女性确立自我的必经情节(读西尔维亚 普拉斯诗歌《爸爸》)

2007-03-18 16:1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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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父”：女性确立自我的必经情节(读西尔维亚 普拉斯诗歌《爸爸》)
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因其《诗选》“改变当代诗歌创作方向”，1981年获得了美国普利策诗歌奖。
二战后，随着社会危机加剧和科技发展，人日益感到难以找到自我。不满现实，却找不到出口，作家将关注点由外部现实转向内心世界，以确立自我的存在和生命意义。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美国“自白派”诗歌（Confessional poetry）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自白派”诗人以第一人称和类似“自白”的形式表现个人生活细节，袒露内心世界，书写也不回避诸如酗酒、精神病态等阴暗面，宣泄自我情绪、抒发个人情感、呈现内心冲突。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生活经验特别是童年经历与作家创作之间的联系。作为“自白派” 诗人的代表，西尔维亚的诗歌既是自我生命经验的真实映现，也是自我“心理风景”（psychic landscape）的直接或变形展示。创作于1962年12月的《爸爸》（“Daddy”）一诗是西尔维亚的代表作，此诗汇集了“弑父”、“恋父”、“死亡”等西尔维亚诗歌常见的写作母题与“黑衣人”等写作意象，被认为是她“最好的诗作”。
父亲因病去世是少年西尔维亚心中的创伤性记忆，也是她一生痛苦的根源之一。她把父亲的死亡看成自己的死亡，从中体验到被世界遗弃的孤独感。另一方面，父亲的德国血统始终困扰和折磨着经历过战乱的诗人。交织于诗中的“弑父”与“恋父”意识，即是诗人矛盾心理的如实写照。在为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朗诵做准备时，普拉斯这样解释：“这是一首借一位有恋父情结的女孩之口说出的诗。她的父亲死了，而她把他视为上帝。她的情形又因为她父亲是个纳粹而她母亲很可能有犹太血缘这一事实而更加复杂。在女儿身上，这两股情愫相互结合而又彼此抵触
——她不得不再次将那可怕的小寓言表演一遍，才能摆脱它。”在弗洛伊德看来，女性是不完整、有缺陷的男人。因而，女孩子的“恋父情结”表现了她对母亲及女性身份的拒绝和对父亲对男性的企羡，女性的“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阴茎嫉妒”(penis envy)等心理更是表现了她的身份焦虑。弗洛伊德的理论，招致了女性主义的诟病。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西尔维亚参与并从这一文化运动中汲取过精神资源。因此，除了精神分析理论及脱胎于其中的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是理解这首诗必不可少的理论视角。事实上，这首诗情感指向的复杂性也不允许使用单一的批评视角。
诗歌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写出，诗中的“爸爸”无疑是一个有多重意义的象征形象，它是“父亲”、“丈夫”、“男人”乃至“独裁者”、“法西斯”的共名。随着“爸爸”象征意义的变换，“我”的身份也在“女儿”、“妻子”、“女人”以至由犹太人代表的被压迫者之间位移。
“你不能，你不能/再也不能，黑漆漆的鞋子/我像一只脚在里面/憋了三十年，苍白又可怜/几乎不敢喘气甚至咳嗽一声”。第一节的第一句以“重复”的修辞手法，宣告了“我”对“爸爸”的讨伐（有人将第一节的“You do not do, you do not do/Any more…”翻译为：“你不中用了，不中用了/不再中用……”，表达了更强烈的否定和叛逆情绪。）。“脚”与“鞋子”的关系是对“我”与“爸爸”关系的隐喻表达。对“脚”而言，“鞋子”是桎梏、约束，也是保护、屏障。它的双重性，恰好与诗歌里的“弑父”与“恋父”意识对位。
在西尔维亚的成长尚未完成或者说“弑父”行为尚未实施之前，她的父亲死于手术引起的并发症。但随着思绪展开，诗歌的情感发生了转向：“爸爸，我早该杀了你/你却死在我有机会下手的前头”。女儿的成长是在与父亲的周旋乃至对决中完成的，然而，今天，诗人已经没有机会了，她错过了磨砺自己的机会了。但是，从生活和道德的角度看，爸爸的早逝使女儿失去了庇护，他的缺席成为西尔维亚的隐痛。“我曾祈祷再次将你找到”表达的正是对父亲和父爱的期盼，抗议为怀念所代替。“你到过哪里，住过何处/我从来无法与你交谈/舌头卡在我的下颚中”，无法释放的渴望使诗人陷于“失语”，不能与世界对话（当然，考虑到诗歌的另一维意义，这几句也可以解读为“爸爸”与“女儿”之间的疏离，以及在男权文化中女性的“失语”与被压迫状态。）。在“恋父”心理的驱使下，为思念所苦的诗人不惜以死亡的形式与已经死亡的爸爸接近，因为无法长成，便只有回到已经成为先人与神的父亲的“形象”的庇护之下，“二十那年我曾试图去死/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旁/我想哪怕你已成为一堆骸骨”。“死亡”在此时已经转变为与父亲同在的回归。
去除泛性色彩和性别本质主义缺陷及男权视角，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确实有其心理学依据并不乏卓见。自我主体尚未建立的女儿，对父亲的依恋（未必是弗洛伊德说的性方面的）可以使她获得心理和情感上的安全感。因父亲死亡而架空了的女孩儿心态在诗歌中得到了抒发，幼年失怙的创伤性记忆催生的“恋父”情绪在西尔维亚诗歌中反复出现并累积为写作原型。从1959年创作的《厄勒克忒拉走在杜鹃小径》（“Electra on Azalea Path”）一诗的名称可以看出，少女“厄勒克忒拉”显然是诗人自许。“杜鹃小径”则是通向诗人父亲坟墓的小路名称。西尔维亚的父亲是蜜蜂研究专家，西尔维亚婚后亲自在自己的家里养蜂，以她重现父亲的生活，体味他的心迹。《养蜂人的女儿》“在许多奋勇抵抗的蜂群”中的“蜂王”是父亲的象征。在危险聚居地蜂群里搏击的“养蜂人”有强大的魅力和威慑力，引起诗人的崇敬。缠绕在西尔维亚心中的父亲形象有着不可抗拒的生命力，“时而作为巨人、海神般的诗人、投河溺死的自杀者，时而作为典型的希腊国王、养蜂人……”
经验世界里父亲死亡造成的空洞绵延成“一份连续不断的病历”，西尔维亚于是把压抑的情感投射到其他男性那里。“我无法摆脱的欲望就是想与修路工、水手、士兵和长去酒吧的男人来往——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谁也不认识我，听他们交谈，把他们的话记下来——所有这一切都被一个事实所毁掉。我是一个女孩。我对男人和他们的生活的极大兴趣经常使我产生引诱他们的欲望或者与他们亲近的念头。”（西尔维亚日记30）在剑桥求学期间，她结识了后来获得英国桂冠诗人（the Poet Laureate）之誉的T.休斯（Ted Hughes）。西尔维亚心中理想的男性或“真的偶像是那位巨人——她的已故父亲，并且她选择作为情人的人，必须或多或少具有她父亲的性格。”而在给母亲的信里，她欣喜地写到对T.休斯的感受：“他……或多或少填补我痛失慈父后内心无比忧伤的创痛。”这一方面说明西尔维亚视T.休斯为自己的真命天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休斯是“父亲”的转世金身。1956年6月，她和T.休斯结婚。
弑“父”：女性确立自我的必经情节(读西尔维亚 普拉斯诗歌《爸爸》)
1961年，西尔维亚和休斯把他们的一处房子租给了加拿大诗人戴维·韦维尔和妻子、诗人阿西亚·韦维尔（Assia Wevill）。1962年，西尔维亚生下第二个孩子，患上产后抑郁症。不久，她发现了T.休斯与阿西亚的私情。她的痛苦唤不回休斯，于是与休斯分居离异。从某种意义上说，结婚后，她的“恋父”情结释放、转移到T.休斯身上。休斯的“背叛”使她体验到一种情感和心理上的断裂。与T.休斯共同生活的经验使西尔维亚始以女人的眼光审视父亲，父亲便成为一个“喜获追逐他人的女人、女儿、朋友”的男人，这里，她将丈夫情感出轨的行为平移到“爸爸”身上。在《爸爸》一诗里，丈夫留下的创痕被表现并与“弑父情结”纠缠在一起。“如果我杀了一个人，也就等于杀了两个/那吸血鬼说他就是你/一年一年吸我的血/整整七年”（七年，她与休斯共度的时间）。她的身心在“妻子”与“女儿”之间游走、撕扯最终分裂。更进一步，诗人将女儿、妻子扩展为女人，在性别的掩映中打响反抗一切权利与压迫的战争。因而，有德国血统的“爸爸”被放置在战争的背景下被审视。二战期间人类的创伤记忆与个人的生活经验重合了，男权文化与战争历史融汇在一起，丈夫与妻子、男人与女人，两性关系与纳粹和犹太人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对应起来。诗人把“我”想像成犹太人（对猜测中母亲种族的认同），“爸爸”是迫害者、是纳粹，是令“我”恐惧的“黑衣人”——纳粹头子希特勒。在《爸爸》、《黑衣人》（“Man in Black”）等诗里反复出现的“黑衣人”宣泄了诗人心中的焦虑与恐惧，这种情绪膨胀到极点后产生了强大的破坏力——打破“巨神像”！“弑父”，成为“我”洪水突围的决口。
“弗洛伊德的所谓恋父情结，并非像他猜想的那样，是一种性的欲望，而是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对于一双渴望奔跑的“脚”，“鞋子”意味着束缚，“弑父”是女人的成人仪式。正如陈染在其《巫女和她的梦中之门》中写到：“父亲们/你挡住了我/你的背景挡住了你，即使/在你蛛网般的思维里早已布满/坍塌了一切声音的遗忘，即使/我已一百次长大成人/我的眼眸仍然无法迈过/你那阴影//你要我仰起多少次毁掉了的头颅/才能真正看见男人/你要我抬起多少次失去窗棂的目光/才能望见有绿树的苍空/你要我走出多少无路可走的路程/才能迈出健康女人的不再鲜血淋漓的脚步。”
不能克服“恋父”心理，女性永远不可能由女儿成长为女人。只有越过情感和心理上的“恋父”阶段，并通过“弑父”行为、打破文化禁锢，女性自我才能破茧而出，一个不同于“女儿”的“女人”形象才能浴火而生。所以，在寻找自我的女作家那里，“爸爸”往往超越了个体生命意味，从具体的男人走向抽象的男人，对具有普遍和象征意义之“父”的颠覆的冲动代替了对生理血缘父亲的依恋。规范、压制、暴政、权力，“父”以及“父”之法成为女作家笔矢之下“的”。西尔维亚自传体长篇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的主题意象“钟形罩”与《爸爸》的主要意象“鞋子”相似，但它已经没有了“鞋子”的正面价值，仅仅成为窒息人的容器。没有成长的榜样、陷落于自我和家庭的角色禁锢里，主人公挣扎在钟型罩一样的男权社会里找不到突围的方向。从自我生命经验出发，西尔维亚书写了一个女人的困境，却道出了战后人类的共同窘境。“我怎么知道有一天——在学院，或者欧洲，某个地方，任何地方，那个钟形罩，还有它那种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扭曲视像，不会再度降临呢？”被社会规范窒息、发育不健全、早夭的“玻璃瓶中的死婴”（dead babies in glass jar ）是她的自我画像，也是人类共同的镜像。
弑“父”：女性确立自我的必经情节(读西尔维亚 普拉斯诗歌《爸爸》)
《爸爸》一诗的情感张力在于它还揭示了女人依恋男人甚至甘愿受虐这一集体无意识心理：“所有女人都崇拜一个法西斯分子”。“弑父”与“恋父”往往矛盾又统一地出现在女作家笔下，如同陈染借《私人生活》女主人公倪拗拗之口所表达的：“我知道我自己，我就是要拥有一个我恋爱的父亲般的男人。”“我迷恋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来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的一个最为致命的残缺。”“一个人的弑父情结和恋父情结一点都不矛盾的，如同爱与恨可以同时产生。”西尔维亚视“爸爸”是“独裁者”，“我既崇拜他也鄙视他，我也许多次希望他死掉，他满足我愿望时却死去了，我以为是我杀死了他。”女性自我的建立与“父”的死亡之间原来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听得见挣扎的声音。离异到自杀的几年是西尔维亚生活中的艰难时期，也是她创作之火旺盛燃烧的阶段。她以笔为剑戟、以纸为战场，与“父亲”进行对决。但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挣扎。1963年2月17日，西尔维亚在伦敦寓所中开煤气自杀，年仅31岁。
西尔维亚迷恋死亡。短短三十多年的生命过程中，她不止一次“玩”自杀“游戏”。 1962年10月创作的《女拉撒路》（“Lady Lazarus”）里写到：“死亡/是一门艺术，像其它事物一样，/我犹善于此道。”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朗诵诗歌时，她有如下介绍：“该诗的言说者是一个有着极高而可怕的再生的天赋的女人。唯一的麻烦在于：她首先得死去才行。你也可以这么说，她是凤凰，是自由意志的精灵。她也还是一个善良的、相貌平平而非常足智多谋的女人。”自杀，是以生命为注脚表达的对这个世界的疏离和对新生的渴望。西尔维亚曾经说道：我预言“一个新的夏娃即将诞生”，“我认为我将喜爱这样的称呼我自己：这个女孩要成为上帝。”一个“恋父”的女孩儿，永远不能成为精神独立的女人。她需要有一个“崇拜”对象，哪怕是“法西斯分子”。然而，父亲死了，丈夫背叛了，她丧失了依恋的对象。心灵自由和独立之路尚未找到，“弑父”的行动如此艰巨，自杀，成为突围的一种方式。
弑“父”：女性确立自我的必经情节(读西尔维亚 普拉斯诗歌《爸爸》)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墓碑
弑“父”：女性确立自我的必经情节(读西尔维亚 普拉斯诗歌《爸爸》)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墓地
“自白派”另一位代表作家、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曾经和西尔维亚“热切地谈论死亡，我俩如同飞蛾扑火那样被死亡所吸引，被牢牢地吸引了！……我们谈论死亡，这对我们来说是生命，不管怎么说是永久的，或者更好。……”塞克斯顿也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世纪的这种‘诗来自被占有和创伤’意识的原型当然是西尔维亚·普拉斯。……普拉斯唯一可以逃脱那种自己是被作为一个物而造的恐惧的方法就是自我伤害式的暴力行为，看着血染红绷带证明自己还活着。一种孤独无助的意识似乎命定般地追随着她的声音……”“死亡”既是西尔维亚创作力的源泉，也联系着一个在男权社会无处为生的女人的“自我”。通过死亡，诗人获得了“退回的力比多自我”的再生。
“我合上眼眸，世界倒地死去；我拉起眼帘，一切重获新生。”西尔维亚在诗歌《疯丫头的情歌》（“Mad Girl’s Love Song”）里说。西尔维亚永远合上了眼眸，她的死亡及其引爆的震撼拉起了无数女性的眼帘。在她身后，“新的夏娃”诞生了。
（此文与李新民合作，贴在自家田里，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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