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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治民、为兵的目标，是要在理民、为兵的过程中，形成赏罚分明的制度体系，激励兵民甘愿为国家强盛而奋斗捐躯，而切入点是吏治入手。管子从法制的视角，论述了从吏治入手的内在逻辑，认为，假如百官不治，则私情盛行，实情隐匿，上层管理、指挥的权威性就不能确立，这样一来，势必出现奸吏伤官法、奸民伤俗教、盗贼伤及国内民众的混乱状况。这种状况往往又会形成恶性循环，由下而上侵蚀政治权力，民主正行的素质不健全，上层的政治权威削弱，法治不力，义利秩序紊乱，政教不行，政令不畅行，祸及民众而不得安其居。所以，吏治混乱势必导致民众轻处、重散，经济难以发展，国贫兵弱、守战不力。因此，管子主张慎于治理使政合实情，方法是通过吏治整肃以振法纪，自上而下，论道行理、论功计劳，依法行事，使“有罪者不怨上，爱赏者无贪心，则列陈之士皆轻其死而安难，以要上事”。[4]由吏治到理民，这些工作是强兵的基石，是为兵之本极其重要的方面。
（二）为兵之数
管子明言为兵之数，在兵未出境之际“无敌者八”，这八个要素包括，聚财、论工、制器、选士、政教、服习、遍知天下、明机数。管子认为，只有在上述八要素的水平均能够“盖天下”，才能实现“正天下”的目标。这八个要素可以归纳为器械（材、工、器）、教习（选士、政教、服习）及指挥（遍知天下、明机数）三大方面的问题。管子曾经与齐桓公讨论治国与正天下的问题，在谈到如何实现仁广义大、以利天下的具体措施时，管子主张“诛暴禁非，存已继绝，而赦无罪”，这就需要“战胜之器”，对此，管子提出，“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5]并且主张以重酬能工巧匠，三倍于其它之处，“三倍不远千里”皆至矣；隆礼厚遇以致天下之士；为致天下精材，根据市场行情，以高价收购，“五而六之，九而十之”；关于第三方面，为了“遍知天下、明机数”，管子主张“用货察图”，[6]也就是收买耳目、获取情报资料，等等，所有这些要素的谋划，均有具体措施。通过这些努力，使盖天下之武器、俊才悉备，加之有效的教战管理模式，无敌于天下之师自然可以铸就。这样的军队，就像管子所说，“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7]再加上君主为天下过程中若能够顺于理义，则必立于胜地、正天下而无人能抵御。
（三）“一体之治”
理民、为兵，是要凝聚人心、汇聚民力，形成强大的整体战斗实力。在强兵过程中，组织优化与教战之法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因素是一国的综合实力。管子从国家综合实力以及治军之道等方面，论述了百战百胜的要素条件。首先，从综合实力角度，管子认为，欲要大获全胜，需要的总体条件是，要具备能够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敺众白徒。这就需要综合考虑军队规模、治军水平、经济实力、士卒素质等军事要素。管子还分别阐释了如何才能形成、具备这些条件。其次，在具备了这些综合实力因素前提下，具体攻伐过程，统兵主帅需要有高超的军事业务素质，要能够审於地图，谋于十官，日量蓄积，齐勇士，遍知天下，审御机数。这属于“兵主”的战略谋划问题，即：制定战略规划，做好战略动员，把握战略机遇。再次，具体到治军及其通过切实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使军队具备神勇的战斗力。对于这种能力，管子用了五个“有”来形容之，即：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有雷电之战，故能独行而无敌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国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庙，育男女矣；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其中，第五方面是军队的整齐划一问题，是形成整体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对其具体涵义，管子作了解释，“一体之治者，去奇说，禁雕俗也。”[8]此解释虽然简括，但却很明了，也就是在思想上要祛除与整体战略意图背离的诡谲之说，在行动上要禁止与整体政治行动不相合契的浮伪无效之俗，使人心归一、行动一致，使整个军队上下同心、犹为一体。如此则能够，“制仪法，出号令，莫不响应，然后可以治民一众矣。”[9]显然，在兵民一体的教战体系中，这种“一体之治”的思想原则，可以延伸到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之中，通过“去奇说，禁雕俗”实现“一体之治”，则民众对于统一的社会行为规范、法律以及政令皆能够保持高度一致，万众一心，汇聚成所向披靡的政治力量。需要指出的是，管子“一体之治”思想的核心是要解决统一思想的问题。而对于管子文本的解读与引用，不同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的视角，他们各自阐释的意义亦有所不同。例如，已故学者王德敏先生曾对“一体之治”有过解读，他认为，“管仲把整个国家看作由政治、财经、文教、军事等方面相互联系而组成的统一体，其中各个方面都是互相制约着。”[10]这种观点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这是现代人的思维，不是管子“一体之治”思想的原意。管子“一体之治”思想概念的提出是在论兵事过程之中，虽然可以广而言之应用于治国，但其所言的“一体之治”，不是指政治、经济、法治、军事及外交等相关内容的有机统一问题，而是针对“去奇说，禁雕俗”而言，特指使军队思想、行为统一，上下一心，犹如“一体之治”，以形成军队整体战斗实力。
（四） “一体之治”思想的现实启示
管子“一体之治”政治思想智慧及实践经验，奠定了当时华夏诸侯国重新走向一统的政治文化基础，从齐国的富国强兵，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这一政治思想智慧作用的实践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虽然年代久远，犹如灿烂的星辰，当它对现实进行映照时，依然会熠熠生辉。当今研究、领悟这一思想智慧，对于增进中国整体统一治理制度的历史文化底蕴，乃至于对全球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思想渊源与化故从新方面具有现实意义。首先，新时期更需要聚合民心，营造集中统一的政治生态环境。如上所述，管子之“一体之治”概念的确切涵义是“去奇说，禁雕俗”，也就是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排除纷扰，凝聚为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合力。这种深刻思想在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所秉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政策主张，是以国际竞争、开放、市场化改革及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现实为基础的。基于这种现实的社会意识形态则表现为，价值观多元化、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观念交织叠加、融合冲突，由此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斑驳陆离。以至于各种“奇说”、“雕俗”呈现着现代的表现形态。
改革开放中期以前，针对“奇说”的斗争集中反映在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否坚守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对于这一系列重大社会理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都得到了正面的有力回应。而对于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改革的负面效应，即：金钱至上、生活奢靡、浮华不实等“雕俗”的现代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国家最高领导力量成员自身做起，并分别对关键少数、骨干队伍、先进分子及一般民众分别进行坚定理想信念、忠于职守、创新务实等政治教化活动；并分别采取强有力措施，开展“打虎猎狐、拍苍蝇”反腐政治行动；严明“八项规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创新乡规民约、移风易俗。上述这些政治举措，可以说是新时期“去奇说”、“禁雕俗”的“一体之治”思想的现实体现。
其次，从大局观与忧患意识看“一体之治”的现实意义。中国当前的政治大局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可以将这种大局观的丰富涵义阐释为，不忘初衷、坚持社会理想信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自觉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正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秉承“五大理念”，拥护、支持“供给侧改革”和“一带一路”等各项发展战略举措，立足本职岗位，动员号召并带领人民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同时，还要能够正确把握当前国内外形势，具有忧患意识。在信息化、全球化加快发展的趋势下，国内社会经济转型迅速，各种深层次矛盾凸显；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分化、国际竞争加剧，等。这种新的形势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举国上下都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仍然存在，少部分政治官员目光短浅、心无大志、胸无全局、纪律松懈，拜金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蔓延，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贪图享受等不良行为，给群众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习惯带来了负面的示范作用。
基于现实形势，坚定社会理想信念、纯洁政治组织、净化政治生态，以便于排除纷扰，为了实现社会发展政治目标而凝聚社会力量，特别是强化关键少数的政治道德素质，塑造识大体、顾大局、守纪律的政治操守过得硬的干部队伍，便成为实现“一体之治”要求的现实课题。
再次，抵御妨害实现“一体之治”目标的消极腐败因素。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古今治国模式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差异。管子时期虽有法治思想的萌芽，但实质上依然的人治的传统模式。其表现为君王在上的层级式金字塔治理体系，决对性的政治权威在于明君贤相。所以管子认为，“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其中，“号令”、“斧钺”、“禄赏”是“治国之三器”；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政令、法律与奖惩等协同一致的治理机制。按照管子的思想，三者各自相对独立的作用分别在于，“号令”“以使下”，“斧钺”“以威众”，“禄赏”“以劝民”。也就是说，在治国驭民使众的过程中，依法威众，对于行为的优劣差异予以必要的激励，以保证统一政治目标的实现。然而，手中握有“三器”的是一些政治官僚，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是国家总体政治权力束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权力的行驶必须协同一致，使局部的权力与整体政治权力保持协同的一致性，才能够形成政治合力。否则，如果脱离了这种一致性，则局部是局部整体非整体。
但是，由于这些政治官僚具有政治人格与自然人格的双重属性，政治属性往往是外在赋予的，而自然属性则是内在的，自然属性的要素可以用七情六欲来概括。要适应政治人格的规范要求，就需要在自然属性方面加以修养，以求得这两不同属性的协调展开。所以，就要求政治官僚对自然属性的展开过程中须有识度知节的政治品质。否则，就会损害公权的运行。上文提及管子所谓的“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也就是存在着六个方面的腐蚀、毁坏“三器”的消极因素，即：“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11]这里的涵义在于，对于那些手执三器的官僚而言，亲情至上则会徇私枉法、损公肥私；攀援富贵则会导致利令智昏；攀援权贵则会欺上瞒下、恣意妄为；重货敛财、私欲膨胀则会陷于权钱交易；色迷心窍则会笃于权色交易；虚荣心盛则会擅权曲私、不分良莠；奢侈无度、痴迷玩好则会玩物丧志，等等。这些情况势必导致政令不畅、法同虚设、赏罚不明，进而削弱甚至毁坏了“治国之三器”应有的威力。最终是国家政治权力整体被肢解，导致秩序混乱、是非混淆、伤事败国的消极结果。
当今的国家治理模式与管子时期相比，有了天壤之别的历史性进步。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运作良好的政治秩序必须让三个政治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处于某种平衡之中。”[12]而在中国则是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民主政治体制，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治理模式，在与法治保障和负责制之间，具有高度的政治统一性。尽管如此，在国家各项治理中，人的作用发挥依然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只有采取切实措施，坚决抵御上述管子所指出的那些腐败消极因素，才能维护国家权力的良好运行。作为国家最高领导力量，需要对民众适时明确价值导向、不断进行教化训导、树规矩立纪律、赏罚分明，不断净化政治环境，才能确保社会总体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对于政治官僚而言，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坚定政治理想、树立大局观、识度守节、长存敬畏之心，求得政治人格与自然人格的协和统一，才能够成为有胆识、有担当、有作为的政治骨干。否则，如果以公权为手段，人格的自然属性过度膨胀，则必然是二重人格，往往表现为台上冠名堂皇，台下判若两人，说一套做一套，说的成为官话、大话、空话，而做的则是蝇营狗苟的污秽之事。
正因为如此，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只有通过外在训导与约束相结合，内在修心悟道与实践总结相统一，内外有机协同，才能够真正抵御“六攻”之类的腐败因素侵蚀，确保国家政治权力行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若此，则远近一心，……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13]从这样的思想角度来看待当今的社会政治实践与理念，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净化，消除政治腐败因素，这对于实现“一体之治”政治思想智慧所追求的凝聚社会整体力量的目标，是具有新时代战略意义的。同时，对于“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4]以及对于习近平所提出的在党和国家各项战略目标、任务落实过程中的两个“关键”，即：“关键在党，关键在人”，[15]等一系列重要论断赋予了深刻的政治内涵。
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