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炳发小小说的意象性
2011-01-06 09:44阅读：
袁炳发小小说的意象性
——评袁炳发小小说集《爱情与一个城市有关》
刘镝
打开袁炳发新近出版的小小说集《爱情与一个城市有关》，便再也放不下手，呈现在眼前的作品，几乎看不出袁炳发原来创作的风格了。
承载文本的物质形式——语言，更加精纯，更有节奏，更有韵律感和跳跃性，有些仿佛就像一首诗。那些常见的表现形式、艺术手法，包括出人意外的结尾减少了，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这些文本是从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一切都随心所欲，不再需要刻意的修饰和雕琢，就像一个成熟的写意画家尽情挥洒一样。仔细读来，觉得又不是普通的写意画，很像梵高成熟期的作品。从文学角度看，有些像海明威，像米兰·昆德拉。再翻看一下近一两年有关的评论，果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同一篇小说，每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其实，这种情况不是现在才有，只是现在更突出了。个人认为，这是袁炳发小小说的成功转型，他已经不再着力于物质层面的经营，而在努力向美学意蕴和精神意蕴深层开掘，他的作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
阿成老师说：“袁炳发的小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与寓言颇为相似……或许我们可以称他的小说为‘寓言小说’……他善于总结平常人生活中的经验，并聪明地把它提炼出来，以平实亲切的方式加以叙说。”（《读袁炳发的“寓言小说”》）既然是寓言，重要的就不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显示出来的意义，或者说是哲理。袁炳发也是这样认为的，当有人说他“过于注重故事的行进，缺少必要的描述”时，他说：“如果说注重故事的行进是个问题，我的问题会很多，就不仅仅是缺乏必要的描述了。”当问到他对结尾的考虑时，他说：“我写作前期的确更多地设置出人意料的结尾，但后来不是，我通常是全盘考虑。”（《答<小说月刊
>何光占编辑二十问》）袁炳发把自己的创造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摸索道路，第二阶段是把关注点转移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塑造和展示，第三阶段注重在生活中发掘故事，表达自己的思考。他说：“这个时期的作品表达上趋于平淡和简单，这是我喜欢的。但是，指向比较复杂的生活本真，这点我想作家阿成兄注意到了，他对我小说的评论，归纳为寓言性，这是我是同意和赞成的。”（《袁炳发[小小说]访谈录》）
二
读这些小说，读者往往会产生一些疑问，必须通过解疑进入深层思考。比如，《秋天》里那个男人为什么不来了？晓婉为什么也在秋天离开了熟食店？《恍惚》里的“她”为什么突然失眠？短信不回，问话也不答？“我”为什么看“她”是客死异乡的故人远辉？《岁月》里的教授，为什么十几年如一日帮助小云恢复记忆，还在遗物中留给小云那封信？《天真》里，“我”克制自己不和女孩做爱，悄悄走出宾馆，他说：“这并不仅仅因为她的天真，应该还有其他。”“其他”指的是什么？
这些疑问其实是文本的空白，是作者有意隐藏了事件的原因、结果，或者看似不必要的情节和交代。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不完全的图形呈现于眼前时，会引起一种强烈追求完整、对称的倾向，会激起一股将它“补充”或恢复到“完整”状态的冲动，从而使知觉的兴奋程度大大提高。这种理论应用到文学创作中，就是空白的艺术。由于教育、阅历和个性差异，不同读者对这些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填充成各自不同的第二文本，显现出作品的巨大张力。
在这些作品中，还有些情节让人匪夷所思，也就是说出乎常情常理。例如，《枪案》里，郭爱成因为嫉妒演出一场枪案，十年后却用那支枪自杀了。《婚姻一种》中的高大梅明明被窦小弟抛弃了，窦小弟瘫痪后却又自动回到他身边。还有，《心理学教授》的主人公，为什么把蛮蛮当成神，当成命？竟然为她去抢银行。看到这样的情节，难免有人感到荒诞，认为虚构的痕迹过重。然而仔细品味一下，会发现整篇小说是一个完整的象征，一种不同于公共象征的私人象征，这些荒诞和虚构是象征体的核心。
三
文学形象有意境、典型和意象之分，意象当然是指审美意象。审美意象是观念意象的高级形态，是与典型、意境一样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作家为了表达某种感悟、观念或哲理，可以通过真实的、虚构的故事，甚至荒诞的情节追求意念的准确表达，在抽象思维指导下塑造出独特的艺术形象。文学意象的本质特征是哲理性，表现特征是象征性，形象特征具有荒诞性。个人认为，袁炳发这些小说是意象性作品。文学意象有寓言式意象和符号式意象两种，袁炳发的小说是寓言式意象，它们往往通过一个故事暗示一种哲理或观念。当然，其中也不乏符号式意象，《红绸》象征着生命的火焰，对生活的炽热追求；《白狐》本身象征狡猾，但在这里它又是被伤害者幻化的鬼魅，要去魅惑那些没有良知的人。《手足》是一个公共意象，含义不必解释，《读书》中的书是一个私人象征，其内涵是生活，《寻找红苹果》中的红苹果，《身后的人》同样也是意象。
对于这种塑造形象的方式，袁炳发是这样说的：“作家的痛苦来自心灵，并永无宁日。倒是世俗的一切给我鲜活的思考。”“没有思考，活着也是白痴。而从小小说角度思考问题，必须选择独特的命题，没有第二条路。”个人理解，所谓选择独特的命题，其实就是寻找像外之旨，也就是用故事构成意象。
对于作品的主题，他说，“《名医》要表达的是人很难‘看明白’自己”，《生命》“在于如何表现人的内在力量的发掘”。《1976年7月28日》和《枪案》写的都是命运，“命运是一双看不见的手，甚至具有超大意志力的手，总想掌控更多。而命运又实在不是客观所在，总是包裹无尽的迷雾”。这些都和意象的特征十分吻合。
在谈到《1976年7月28日》是否有说理倾向时，他的回答是：“没有，我讲命运，其它一切交给读者。”（以上均引自《答<小说月刊>何光占编辑二十问》）这是因为文学意象具有多解和歧义性，好的审美意象，往往很难得出最为精确的结果，好像有无数多个解。譬如同一篇《心理学教授》，有人理解为偏执；有人理解为报复；也有人理解为矫枉过正，这正与矫正的名字相符；还有人认为是男性精神失衡后，男性形象重建过程中的精神错位。答案绝不止这些，也无须争论哪一个更准确，但作者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也正是他的得意之处，这就涉及到了文学的召唤结构问题。
文学本文的接受活动是一种阐释活动。伊瑟尔指出：“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许多意义空白和意义未定性，它是联结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的桥梁。它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这个桥梁就是召唤结构，其价值在于召唤鉴赏主体参与创造，促成作品潜在意义得以实现。空白点、未定点是文学作品永久魅力的来源，以它的空白和不确定召唤着读者的无穷联想，从而实现其知识、智慧和情感价值。读者对文本的空白点、未定点进行填补、确定和扩充的过程，实际就是对文本意义的建构过程，读者可以融合自己的经验、思想感情、生活阅历对文本进行新的创造。正因为文学作品有待于读者去填充和完善，它才显得意蕴非凡，回味无穷。
对于小小说来说，它只能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段，一个瞬间，甚至只是一个侧面，一个局部，在这样短小的篇幅里，很难塑造出丰满的形象，意象的追求或许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这也正是袁炳发的成功之处。
袁炳发从形象的塑造到意象的追求，迈出了很大一步。他对生活的开掘、提炼会更精纯，创造的道路会越来越广阔，成为小小说文坛的常青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