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坠落（148）

2025-09-02 10:4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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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荷叶，78岁阿坚2025年8月30日傍晚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回忆录】坠落（148）

我1979年7月从湛江回广州，在《广州文艺》当校对，住盘福路父母家，去中山纪念堂后面的清泉街上班。同事钟子硕、卢慧龄两家都住盘福路，与我家同一大院。卢慧龄比我年长十多年，颇具大姐风范，几次邀我去她家做客。钟子硕1943年出生，比我大4岁，戴副近视眼镜，说话语速较慢，脸上常带微笑，很斯文。

他成熟稳重，同事们都叫他老钟。那时我和老钟只是点头之交，后来我和阿波在广雅中学安家，怀孕后在家服中药保胎，直到儿子远涛满百日才回单位。编辑部已搬到环市东377号，小说组在三楼，评论组在二楼。我在一楼的美术校对组，和评论组组长老钟还是少交流。

1981年春，杂志社创办了全国首份文学大报《南风》，我校对《广州文艺》月刊，还校对《南风》半月刊，常和编辑一起加班。白天阿波把远涛送去盘福路保姆家，傍晚我负责接儿子回广雅。于是我下午除了看望父母，还常带《南风》校样去找老钟，一来让他抓紧时间看有什么问题，二来我好随时请教。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业务水平比我这高中生强多了。交谈中我得知老钟父母是海外归侨，父亲曾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文革中被关押批斗，不堪屈辱，趁看守疏忽，含冤在洗手间自尽。老钟大学毕业被分到广西某县，在印刷厂排字车间捡字。妻子是父母世交的女儿，文革前回国读书住他家，彼此知根知底。两人婚后有了女儿，一家人和和睦睦。他说自己最大爱好是读书写作，此外是晚饭后去中山纪念堂散步。

远涛渐渐长大，老钟偶尔见到很喜欢，每次我要去接儿子，他都打开冰箱拿水果、糖饼给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卜卜星”，那是80年代初广州出的非油炸膨化食品，属于国内首个现代休闲食品。我工资40多元全交给保姆（包孩子午晚餐），靠阿波工资养家，所以极少买零食，钟叔叔给的“卜卜星”，远涛很爱吃。

1982年9月，在各位编辑推荐下，主编刘家泽决定让我到小说组做编辑。我明白自己不像其他同事，在相当于中专的学员班受两年教育，更没有部分同事那样的大学文凭，我连电大业大也没读，因此秉持“笨鸟先飞”的精神，边干边学，较快提升了水准。后来编辑部人手减少，改由高乃炎、钟子硕分别组成编辑室轮值，老钟手下有方亮、陆龙威、王璞和我。我们组稿编稿正起劲，《中国现代画报》主编詹忠效要我过去，等画报副主编周金灼退休就接任。《广州文艺》主编李树政已同意，给我三个月过渡时间。但没等工作开展起来，老钟偶然见到小詹为我印的名片，认为我们背着他做影响工作的事，气得脸都青了。小詹和我商量后，让我留在《广州文艺》发挥骨干作用。

1983至1984年间，我和老钟还参与《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编辑工作。这是由中国文联主持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作为跨世纪文献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梳理了1949年至1966年间中国文艺发展成果。丛书由周扬担任总顾问、陈荒煤任总主编。其中散文集由吴有恒、黄秋耘任主编。两位老作家相识几十年，晚年同住梅花村19号刘纪文公馆，楼上楼下来往密切。他俩请五位中年助理：羊城晚报编辑高风、胡区区，广州日报编辑杨小彦，广州文艺钟子硕、吴幼坚，每两周用一个下午，在吴家开工作会议。我们根据'精选严选'原则收录作品，入选散文标注原始发表信息，包含作品首次刊登的期刊名称及发表时间。全书共收录183篇散文，许多作家、研究工作者、报刊编辑部、出版社，和已故作家的亲属，或是推荐篇目，或是寄来作品的复印件，而广东中山图书馆，则为我们查阅资料提供很大的方便。选编散文集的过程，我听到两位主编、几位助理的高见，读了大量初选作品，等于上了很多课，收获是潜移默化的。工余有机会为同一本大书出力，我和老钟都很开心。1984年9月，吴有恒、黄秋耘共同署名，为散文集写了《导言》。41年后我重读，两位老人的真知灼见依然深刻。我很想重新发表，但愿审核能过关。无论如何，我的姓名与吴有恒、黄秋耘主编，与钟子硕等几位助理，一同印在这本深蓝硬皮厚书上，是值得欣慰的事。老钟出版过散文集《山水清音》和《足迹的幻化》，但我在网上只搜到《山水清音》照片。

老钟1985年调离《广州文艺》，先后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1988年8月至1992年8月），广州市文联副主席，广东省作协理事。他应邀出席广州文艺“朝花奖”颁奖活动，晚上广东大厦有交谊舞会，我和他边跳慢三边交谈。“老钟，你调去文化局变得活跃了。”“工作需要应酬而已，我还是喜欢看书、写作。”“交到知心朋友了吗？”“没有。在文化部门当领导要特别谨慎，和谁都不敢走近，请谁看场电影、喝杯咖啡都不行，认得我的人多，最怕风言风语。”一曲终了，他说要去请其他人跳，否则会被议论偏心。望着他带舞伴走远，我感觉他没原先轻松。

1992年10月，老钟调到澳门，任新华社澳门分社宣传文体部部长。老同事几乎没有机会碰面，想不起怎么给他一幅彩照，是我随广州文艺社去澳门旅游的留影。我请他题诗以便收录到三色堇影集里。很快便收到他以笔名“叶石”题的诗——

琴弦风帆
叶石
不是琴弦
恰似琴弦
弹奏起
岁月的欢歌
不是风帆
更似风帆
鼓荡着
远航的银波

我离开《广州文艺》去《源流》没多久，1996年钟子硕调回广州市任文联主席。很多人议论道，老钟回文联了，阿坚有希望回《广州文艺》了！某日他打电话到我家，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去文联，见党组书记杨苗青和他。老钟说，他做了调查研究，认为我在《广州文艺》是称职的，决定先把我从《源流》调回文联，任文学创研室副主任，再找机会调回《广州文艺》。他还说，文联有人说他和我相好，“不管人家是半开玩笑还是故意造舆论，我们都要注意，到文联上班就上班，下班就走人，不卷入是非漩涡。”“老钟，我根本不想去文联，我不适合待在机关。”“不经这一步很难要回你，重返《广州文艺》是下一步。”他叮嘱我，明天杨书记征求意见，你就答应下来。我说好吧。

第二天近午，我到文联办公室，老钟进来见我一人，说：“你瘦了。”我笑笑：“没有吧。”杨书记也来了，两位和我一起，让文联司机开车去流花湖附近餐厅，四人一个包间，点几样好菜共进午餐。杨苗青问我对文学创研室副主任这工作怎么想，我说感觉很难胜任，自己文学创作不行，理论研究也不行。老钟说文研所也要有人组织活动，对外联络的，若每个领导都埋头创作反而不妥。杨书记也鼓励道，还是像你在《广州文艺》那样，边学边干逐渐适应新工作。他们说开文联党组扩大会议提出此事，然后你就来文联上班，加一张桌子而已。《源流》那边可以继续帮忙，他们给你的补助有限，老区杂志应该扶持。他们还解释说这是平调，不升不降，应该没问题，你就准备来文联上班吧。市文联党组书记和市文联主席请我吃饭谈工作，我觉得够尊重的，就算心里不那么情愿，也要答应下来。司机在场听着三人对话，但可能不在乎说些啥。

一周后，老钟电话打到我家，欲言又止，我：“党组扩大会议开完，没通过我调任创研室副主任吧？”他：“你猜到了？”我：“我就知道会有人反对。”老钟解释道，对方是应邀出席会议，但负责文联常务工作，他的意见必须尊重。他说你不是搞文学创作的，就怕作家内心不服气……我抢过话头：“老钟，没关系，我真调入文联还未必干得舒心顺气，现在编《源流》获得上下左右信任，工作有意义，我会干得好，你放心！”老钟听我如此表态，也就说：“好啊，相信你在哪里都会干得好！”我俩是用粤语交谈的，最后他说：“你重系咁（粤语：你还是这样）……”停顿一下，我问：“咁乜嘢（粤语：这样什么）？”他答：“咁可爱。”这下子我倒不知怎么应对，就挂了机。

大约几天后，《广州文艺》美编梁荣去市文联找老钟。荣哥是我先生阿波亲姐夫，对我的工作很上心，而且看不惯梁主编上任后的作为，就向老钟反映情况。午饭前荣哥回单位，告诉我和龙威，老钟拍着肩头送他出门，笑道：“梁老荣，我知道啦。”我们都挺高兴，觉得问题迟早会解决。龙威还对我说，她从英国回广州，老钟从澳门回广州，至今还没见面，要找机会见见老钟。

当晚梁荣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老钟下午从文联马路对面大厦15楼坠落！他说不出更多情况，我也震惊、不解。第二天上班，大家议论纷纷，难以置信。王璞说，是不是澳门黑社会追杀呀？老钟那么注重仪表的人，怎会选择这种方式？禤司机说，老钟样样顺利怎会走绝路？如果说幼坚或者我还信几分。（已调走的岑之京听我转述后说，幼坚你才不会呢！我问为什么，之京答，你这人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会把心事藏着不释放。）有人补充更多细节，说老钟午饭后还找一位女演员谈话，通知她经研究批准提前退休；接着和朱光天谈文联内部刊物的编务，还问朱下午要上的电脑课难不难学；办公室同事问老钟是否要进里屋午睡，他答你先睡吧，我上个洗手间。不料随后竟过天桥上顶楼……

公安和宣传部门联合调查半月后发讣告，陈述钟子硕生平，职务，我记不清最后说法，现在网上百度是“因故身亡。”家人、同事、朋友都无法理解他内心，那时大家还不知道“抑郁症”，所以没去联想。曾任《广州文艺》副主编的霍之键说，老钟打过电话想约他饮茶，偏不巧他发烧没能一聚。说不定两位老同事聊聊有用呢？但若一个人决心离去，迟早要走的。

我选购三朵工艺玫瑰花，红色、黄色、白色，象征热爱、激情、友谊、祝福、纯洁、真挚……装在家中原有的精致小篮里，附一幅心意卡，亲笔写几句：“送别我的领导、同事、邻居、兄长、朋友钟子硕，愿你安息。”我将玫瑰小花篮摆在会场某处，独立而醒目。谁看到，怎么想，不管。霍之键说：“幼坚，我看到了。”面对共同朋友的逝去，我们都痛惜不已，无法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