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2000》、《基督教二千年史》读后感（二）

2010-05-01 21:0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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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2000》之宗教改革、《基督教二千年史》之近代教会读后感
读过《透视2000》的早期教会史，如今继续阅读其宗教改革的部分，发觉作者的思路有所变化。由于宗教改革只有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并且重要的事件都集中在几十年之内。因此，作者从之前的“时间”进路转为“关连”的进路来书写宗教改革的故事。因这进路，作者特别注重宗教改革的背景因素。从整个框架来看，作者基本上以地区性来阐述宗教改革不同的时段：德国改教、瑞士改教、英国改教以及天主教内部改革。这样的区分当然也按照时间的进展，可更重要的是照着不同背景因素所造成不同的改革模式。
十六世纪初，因着货币的出现，在社会的架构中产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受宗教改革影响并推动改革主力军就是这批人）。他们对政治稳定的诉求，导致欧洲大陆国家的意识越来越强。也因着他们对贸易交往的诉求，促进了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任何东西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快速。在宗教层面，教会的腐败问题使得“改变”的诉求越来越高。而学术界的人文主义兴起，产生了批判、怀疑权威，促进了原文圣经的研究，带来了改革的思想基础。宗教改革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爆发出来。其中最具代表的地方就是德国、瑞士和英国。
在德国，马丁路德对赎罪卷的不满，所写的《九十五条》论赎罪卷的错误，竟透过了活字印刷术的传播，在欧洲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结果带来了一场公开的莱比锡辩论会。辩论的内容从赎罪卷讨论到教皇的权柄以及教会的权柄，引发了信仰最终权威的问题。马丁路德

认为信仰的最终权柄是圣经，而非教会或教皇。这一信念在后来的沃母斯会议上更加坚定表达出来。结果，教皇将马丁路德开除教籍。马丁路德却在德国得到了腓得烈王侯的支持和保护，并透过三份文献：《致德国基督徒王侯书》－劝王侯支持教会改革、《教会被掳巴比伦》－指出教会的错误之处、《基督徒的自由》－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以及翻译圣经，继续在德国推动改革。于是，改教思想逐渐地从德国扩展出去。
在瑞士的苏黎世，慈运理藉着在预苦期吃浑引发起一场辩论会。他提出人的得救不在乎行为，而是基督的恩典。这一思想得到了市议会的支持，结果就在教会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可惜的是，正在改革高潮时，他却在一场战事中牺牲了，结果瑞士的改教中心转向了日内瓦。日内瓦的改教本来由法惹勒领导，但他自知能力有限，就留住了经过日内瓦的加尔文。加尔文一开始在日内瓦改教并不顺利，曾一度逃离日内瓦。但过不久，又重回日内瓦，在市议会的支持下，领导整个教会的事务。他在符不符合圣经的这一标准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他非常注重讲道和和纪律（即成圣），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典范的教会。除此之外，他也非常强调教育，在日内瓦开办了一所学院，使得他在日内瓦的改教影响了整个欧洲。
以上两个地方的改教都是从下而上，由教会内部的人士发动，从而影响统治者。但在英国却是由国王发动，从上而下的改教。国王亨利八世为了摆脱教廷对他婚姻上的干扰以及外在势力的约束，便通过了《最高治权法案》，指定英国的国王成为教会在地上的最高领袖，从而脱离了罗马天主教的体系。虽在玛丽统治时有过短暂的恢复天主教，但过后，改教继续在英国推行。英国教会形式上与天主教很相近，但在教义比较靠近改教的思想。
正当各地改教的同时，天主教内部也进行了改革。其力量主要在于修会，尤其是台亚特会。当其创办人加拉法出任教皇时，就以高压的手段制止教会腐败的现象，健全圣职体制，主要内容涉及到圣职买卖以及圣职人员的道德问题。并且在改教影响较浅的地方重新树立了教廷的形象。这一改革的风潮曾一度想与改教派得以和解，从而召开了天特会议。但会议的结果却使得天主教与新教的界线划得非常清楚。之后虽爆发了三十年宗教战争，但最终变革所带来分裂的局面已经尘埃若定。
宗教改革的特征就是变革。其变革并非只是针对天主教的腐败，而是针对腐败背后的教义。变革的基本诉求就是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和唯独上帝的荣耀。这些诉求都是基于教父们的教导。因此，宗教改革也可理解为教父神学的复兴。可见，宗教改革并非一个在天主教的牢笼里爆炸出来的全新事物，它乃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就象一个钟摆，当它摆过头时，总是会摆回来的，使得时钟一直向前走。很多事情，它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是到了后来却走向一个极端。比如：赎罪卷原本是表达悔改的作法，后来却成为功德的行为。当宗教改革纠正这些错误时，也许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改教精神雪藏了分裂的因子。这并非改教家们的意愿，也非他们的错，而是人性的弱点。任何的变革都有其基点和盲点，这也是历史继承与发展的空间。历史给予我们的功课是继承历史最核心的基点，弥补历史的盲点，并承认弥补过后仍有盲点，并以开放的态度正视自己的盲点，使明天做得更好。给予我的提醒是当现今教会以改教为标榜时，别忘了教会的大公性，就是早期教会和中世纪的天主教也是我们的历史。改教家虽无奈与天主教分离，但并没有全盘否定一千多年的天主教。
对我而言，宗教改革最大的贡献就是对教义的重整，或者说正确地继承了大公教会的教义。因为我认为教义乃是基督教的立身之本（当然圣经乃其根源）。倘若非要给历史的钟摆划一根中间线，我想教义就是其一条。
《基督教二千年》所呈现给我们的近代教会乃是五彩缤纷的面貌。该书主要从关连的进路来书写历史。当然，它也按照时间的进展，但它主要介绍近代教会重要的人和事，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连。可以说，近代教会的历史脉络就是由施本尔、爱德华兹、卫斯理、巴斯噶、施莱马赫、司布真、慕迪、巴特、潘霍华、葛培理等重要人物和敬虔运动、理性主义兴起、复兴浪潮的涌现、普世宣教运动、现代神学的混乱等重要事件所组成的。该书在每件重要的事件段落里，必然会在正文之外特别介绍事件中最重要的人物。
宗教改革之后，教会将改教的基本取向细节化的时候，产生了很多争执，于是就确立许多信条，但这使得信仰逐渐教条化。于是在德国开始了敬虔运动，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毫无生气的教条化宗教生活，以施本尔为代表，追求敬虔的生活，轻视学术研究，注重生活造就而非教义。在英国，也因反对圣公会过于形式化的信仰生活而兴起了清教徒运动，他们基本的诉求就是追求过合神心意的生活。这一举动影响了卫斯理的循道运动，带来的英国的大复兴；也催生了美国，以爱德华兹为代表，带领了美国复兴运动，更是掀起了世界宣教的浪潮。当这些源于宗教改革的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复兴运动正在进行时，另一条源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路线，也悄然在教会中产生影响力。他们高举理性的自足性，去除超自然的因素，将信仰世俗化。这一路线在十九世纪对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正统教会因轻视学术而无力回应。虽清教徒中有几个具有学术素质的领袖，比如：约翰·欧文和爱德华兹。但总体来讲，源于改教的路线似乎没有正视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冲击。当这两条路线在二十世纪正式交锋的时候，使得教会的形态显得更加错综复杂。现代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敬虔、理性和复兴交际的时代里被塑造成的。
对于近代教会史，我的感觉就是多元，总是厘不出一些思路。也许是时间太近了，无法定论；也许是身临其中，有当局者迷的盲点。但看着这些历史的资料，仍有少许反思。我不得不承认理性主义至今仍影响着神学的思潮，而教会仍无力回应。教会一直很难摆脱二元化的灵性特征，即知识与生命二分化。以至于教会在知识分子中和社会前沿的领域里无法立足。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宣教运动中最大的困难，在中国教会史上尤为明显。直到如今，基督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里仍是一个贬义词，基督徒只是那些追求个人内在精神的迷信分子。但不论如何，在近代教会中，清教徒的几位领袖给予我一线的希望。就是他们有扎实的神学基础、清晰的时代异像、火热的福音心志和高尚的人格修为。这样整全的灵性才能有把握回应时代思潮。然而，不可否定的是，这一切是源于他们殷切的内在生活。他们给予我们的学习是不仅要信得“正”，也要信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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