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床》与《楚辞》的文化对接
——评陈启文长篇小说《河床》
文/岳
在我的阅读体验中，《河床》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文本。河床讲述的是发生在谷花洲这一小片灿烂土地上的事情，很显然是一个乡土叙事。对于乡土叙事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的文学史上从来都不缺乏强劲而伟大的乡土叙事，追溯起来大概可以分为两种趋势：一是以鲁迅为旗帜的乡土小说流派，他以现代的视角站在启蒙的立场上，对生活在乡村在最底层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后对民间作最直接的揭露和批判，这表现为乡土的反抗与背离；第二类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是对农业社会做田园牧歌式的一种诗意描绘，主要变现为对乡土的守望和回归。那么我觉得我们当下我们许多文学实践都可以看成是这两种传统的延续和变异。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劲的指出其中的精神实质。
然而对于《河床》这套自成体系的阐释系统，是失效的。它写土地，也写这个土地上生存繁衍的人们，这个土地保存了自身的品格，它没有成为乡土中国的象征，也没有在历史和政治意识的重大挤压下存在太多沉重负担。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乡土中国、革命中国、本土中国这一写作路数的合理性，而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中，《河床》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鲜的元素和一些中国经验。我认为在《河床》中，历史其实是部分缺席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个小说中，虽然也有像叶四海生产队长这样身份的存在，但是这样一种身份没有构成对文本叙事伦理的制约，我们依然可以将生产队长、村主任这样的身份，置换成乡长之类的身份，而文本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内容不会受到损害。在《河床》中打动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在读小说的时候我常常想象这样一幅情景，就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为什么带眼镜呢，这个我也说不好，因为我也不认识陈启文先生。我想象中可能是因为它语言的诗意描绘，我想当然就想象他是戴着眼镜、离开家乡若干年的中年男子，他俯身回望故土，回望童年的这样的景象。在这里我插一句，我坚决反对儿童视角的提法，我觉得典型意义上的儿童视角应该是到《呼兰河传》、《城南旧事》里去看。在这样的回望里面，没有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愁，而是弥漫着一股轻快，一腔生命劲，和想象的水土的气息。是的，打动我的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轻盈的姿态，这样一种生机勃勃的姿态。但是这样的轻盈里面有一股强大的张力，那是对生命
——评陈启文长篇小说《河床》
文/岳
在我的阅读体验中，《河床》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文本。河床讲述的是发生在谷花洲这一小片灿烂土地上的事情，很显然是一个乡土叙事。对于乡土叙事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的文学史上从来都不缺乏强劲而伟大的乡土叙事，追溯起来大概可以分为两种趋势：一是以鲁迅为旗帜的乡土小说流派，他以现代的视角站在启蒙的立场上，对生活在乡村在最底层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后对民间作最直接的揭露和批判，这表现为乡土的反抗与背离；第二类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是对农业社会做田园牧歌式的一种诗意描绘，主要变现为对乡土的守望和回归。那么我觉得我们当下我们许多文学实践都可以看成是这两种传统的延续和变异。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劲的指出其中的精神实质。
然而对于《河床》这套自成体系的阐释系统，是失效的。它写土地，也写这个土地上生存繁衍的人们，这个土地保存了自身的品格，它没有成为乡土中国的象征，也没有在历史和政治意识的重大挤压下存在太多沉重负担。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乡土中国、革命中国、本土中国这一写作路数的合理性，而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中，《河床》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鲜的元素和一些中国经验。我认为在《河床》中，历史其实是部分缺席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个小说中，虽然也有像叶四海生产队长这样身份的存在，但是这样一种身份没有构成对文本叙事伦理的制约，我们依然可以将生产队长、村主任这样的身份，置换成乡长之类的身份，而文本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内容不会受到损害。在《河床》中打动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在读小说的时候我常常想象这样一幅情景，就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为什么带眼镜呢，这个我也说不好，因为我也不认识陈启文先生。我想象中可能是因为它语言的诗意描绘，我想当然就想象他是戴着眼镜、离开家乡若干年的中年男子，他俯身回望故土，回望童年的这样的景象。在这里我插一句，我坚决反对儿童视角的提法，我觉得典型意义上的儿童视角应该是到《呼兰河传》、《城南旧事》里去看。在这样的回望里面，没有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愁，而是弥漫着一股轻快，一腔生命劲，和想象的水土的气息。是的，打动我的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轻盈的姿态，这样一种生机勃勃的姿态。但是这样的轻盈里面有一股强大的张力，那是对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