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童年世界，没有标准答案
撰文/记者赵颖慧
《潇湘晨报》2017年5月6日
车辆一路向
撰文/记者赵颖慧
《潇湘晨报》2017年5月6日
车辆一路向
新浪博客
东，穿过人车嘈杂的长沙城区，越过浏阳河，世界“清静”了。
房子矮了，车辆少了，声响逐渐单纯，喧嚣和嘈杂被甩在河的那一边，直至走进安静得听得见喘息声的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让每一个来访的人都像一个个打破宁静的“闯入者”。
5月3日，因为新书《袁隆平的世界》引发的新关注，我们来到了这里。此行的目的是想见到袁隆平院士。
尽管书中早有“警告”，“他最不想接受的就是采访”，但作为一个关系着每一个人“吃饭”问题的科学家，他最避免不了的或许也是采访。
做了20余年袁隆平秘书的辛业芸“推拒”采访已十分“娴熟”，她使尽所有委婉的词汇保护着袁隆平的一份“宁静”。于是，我们将问题抛给了与袁隆平朝夕相处的两位秘书辛业芸与杨耀松。
当我们准备离开，在长长的走道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双手背在身后，慢悠悠走过来的身影。走近一看，竟就是袁隆平院士。摄影记者提出为他拍照，他爽快地一口答应。站在会客室巨幅金黄色稻谷照片前，他嘴角上扬，看着镜头，嘴里忽然蹦出几个词，“ugly，handsome，handsome！”（丑帅！）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
每天都去试验田，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现实中，袁隆平的肤色比照片上更黑。
当天，他穿着一件略微发皱的灰色西装外套，内搭一件新闻照片里出现过的格子衬衣，算是穿得较“正式”的一天，“他平时不讲究穿着，现在名声大了也不讲究名牌，自称是‘油榨鬼’。”
但《袁隆平的世界》还原了结婚前“袁老师”“油榨鬼”的形象，一个硬扎扎的板寸头，长得又黑又瘦。“到了冬天，更不像样了，他换上了新棉袄，却图方便，时常一撩袖子擦黑板，袖口擦破了，连棉絮都出来了。他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算好的，添置的新衣也不算少，还时常送衣服给学生，可他每次洗衣服，只拣脏的领口和袖口洗洗，还笑称这是他发明的‘新式洗衣法’，在同事尤其是那些单身汉中推广。”
可能，他一辈子都没在穿着上花过太多心思，他更在意的是办公室以外试验田里的水稻。“他每天都会去试验田里看看，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秘书杨耀松说。
尽管他今年已届87岁高龄，“但心态非常年轻，你不去想他是八九十岁年纪的人，你就会觉得他和我们甚至和真正的年轻人一样年轻。”辛业芸说，“他似乎从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耄耋老人，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创新欲望。”
她清楚地记得，2000年以前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攻关第一期大面积亩产700公斤目标时，面对满堂媒体，袁隆平面对媒体说，“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就心满意足了。”4年后，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二期目标亩产800公斤的目标提前实现，袁老又对着媒体说，“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就心满意足了。”辛业芸说着说着笑了起来。
实际上，袁隆平一直没有“心满意足”。在今年的一个国际水稻论坛上，袁隆平演讲时说，“今年我们正在向新目标亩产1130公斤即每公顷17吨攻关，如果大家有空，去开开眼界，我们现在有（产量目标为）17吨的超级杂交稻，我有把握说，有90%的可能性上17吨。”
思考问题的时候最爱抓头
“爱抓头”是辛业芸印象中袁隆平最招牌的动作，“特别是在他思考问题的时候！”
这个动作被放大到了《袁隆平的世界》的内封上，不知道有多少灵光乍现的时刻诞生在这个小动作里。
如果追溯杂交水稻的诞生过程会发现，杂交水稻的成功与袁隆平坚持独立创新的思考方式息息相关。作家陈启文在《袁隆平的世界》一书中，用细致的笔墨还原了袁隆平的“思考路径”。
上大学时，袁隆平的成绩并不拔尖。陈启文在西南大学校史馆中找到了他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的各科成绩：国文64分，植物学65分，他良好的成绩则是地质学88分、农业概论88分、气象学84分，达到90分以上的只有英文93分。
“袁隆平是一个‘学习成绩不拔尖’的学生，却是一个爱动脑筋、爱提问的学生。”
在那个一切向前苏联看齐的年代里，遗传学只能教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否定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和美国科学家摩尔根等人基于基因的遗传学。
当许多同学凭着对“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考取高分时，袁隆平却已经对那一套不感兴趣。他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米丘林学说的致命缺陷，“从1958年起，我觉得还是应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路子，那才是真正的科学。”
当袁隆平将目光投向杂交水稻这一领域时，国际权威科学家早已对其宣判了死刑：水稻、小麦等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无优势。这时，如果谁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但一个普通的农校教师袁隆平却没有被权威专家的判断干扰，而是观察、实验，自己寻找答案。
袁隆平的独立思考是如何形成的？陈启文追溯到了他的童年，追溯到了“从不给孩子标准答案”的袁母身上。袁母常给幼年的袁隆平讲故事，当时的袁隆平被母亲唤作“二毛”。当讲到囊萤夜读的故事，“二毛问那些萤火虫去了哪儿？母亲不吱声，让二毛自己去琢磨”。
“这有理数，简直太无理了！”
在无数的可能性中，袁隆平探索出了那个影响全人类的“可能性”。
这个过程，今天看起来似乎很“顺利”，他找到了那棵幸运的野败。
然而，在2009年接受潇湘晨报采访时，他曾说，“你们看到的是完美，但我失败的地方太多了。”
“杂交水稻的研究，最先是要在自然界找到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作为培育不育系的试验材料。1964年终于找到了，接下来，就要找保持系株，直到1970年秋，才在海南找到‘野败’，研究成功保持系，中间经历的6年时间，是不是失败占多数？”
“两系法杂交稻从1987年开始将设想向现实转变，直到1995年才宣布成功，中间经历了9年时间，是不是失败的时间多些？所以，我的人生哪里称得上完美？！失败的、不完美的地方多的是啊。”
什么样的人能坚持一个充满了未知和困惑的15年？陈启文或许找到了其中一个原因，他说，“袁隆平从小到大都是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袁隆平愤愤地想，“怎么呆记呢？要讲道理啊！”
在球场上大喊“瓢师傅”
如今，袁隆平成了专家和权威，但依然保持着开放鲜活的思考力。
“他善于接受新的东西，聊天中无意提到的一些细节，都会激发他的创新思维。再加上他无拘无束的个性，非常善于捕捉关键点和灵感。”辛业芸说，“我认为这是他的天性。”
现在，他还经常用英文给国际培训班学员授课，遇到有年轻学者提出有点“傻”的问题，他会用英文半开玩笑地说，“stupid，stupid！”（傻）他语言天赋很强，“重庆来人讲重庆话，遇见江西德安人讲德安话，给外国人上课讲英语。”
在杨耀松的心里，袁隆平是一个“拥有坚强意志，不愿意受任何约束，又很平易近人的人，随时可以跟你开玩笑。”前几年，他喜欢打气排球，遇到有人打了失误球，他在球场上大喊“瓢师傅”！
然而，在袁隆平埋头不断攻关的过程中，外界的声音开始“嘈杂”。
有人认为杂交水稻高产不优质，还有人认为杂交水稻高水高肥不环保。
面对质疑，袁隆平曾在媒体上发文回应：杂交水稻高产和优质能够实现统一。
但更多的时候，“他根本没太多时间和精力关心网络上的东西，他只关心他的科研，是真正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情。”杨耀松说。
近年来，袁隆平卸任和辞去了一系列职务，如“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
房子矮了，车辆少了，声响逐渐单纯，喧嚣和嘈杂被甩在河的那一边，直至走进安静得听得见喘息声的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让每一个来访的人都像一个个打破宁静的“闯入者”。
5月3日，因为新书《袁隆平的世界》引发的新关注，我们来到了这里。此行的目的是想见到袁隆平院士。
尽管书中早有“警告”，“他最不想接受的就是采访”，但作为一个关系着每一个人“吃饭”问题的科学家，他最避免不了的或许也是采访。
做了20余年袁隆平秘书的辛业芸“推拒”采访已十分“娴熟”，她使尽所有委婉的词汇保护着袁隆平的一份“宁静”。于是，我们将问题抛给了与袁隆平朝夕相处的两位秘书辛业芸与杨耀松。
当我们准备离开，在长长的走道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双手背在身后，慢悠悠走过来的身影。走近一看，竟就是袁隆平院士。摄影记者提出为他拍照，他爽快地一口答应。站在会客室巨幅金黄色稻谷照片前，他嘴角上扬，看着镜头，嘴里忽然蹦出几个词，“ugly，handsome，handsome！”（丑帅！）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
每天都去试验田，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现实中，袁隆平的肤色比照片上更黑。
当天，他穿着一件略微发皱的灰色西装外套，内搭一件新闻照片里出现过的格子衬衣，算是穿得较“正式”的一天，“他平时不讲究穿着，现在名声大了也不讲究名牌，自称是‘油榨鬼’。”
但《袁隆平的世界》还原了结婚前“袁老师”“油榨鬼”的形象，一个硬扎扎的板寸头，长得又黑又瘦。“到了冬天，更不像样了，他换上了新棉袄，却图方便，时常一撩袖子擦黑板，袖口擦破了，连棉絮都出来了。他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算好的，添置的新衣也不算少，还时常送衣服给学生，可他每次洗衣服，只拣脏的领口和袖口洗洗，还笑称这是他发明的‘新式洗衣法’，在同事尤其是那些单身汉中推广。”
可能，他一辈子都没在穿着上花过太多心思，他更在意的是办公室以外试验田里的水稻。“他每天都会去试验田里看看，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秘书杨耀松说。
尽管他今年已届87岁高龄，“但心态非常年轻，你不去想他是八九十岁年纪的人，你就会觉得他和我们甚至和真正的年轻人一样年轻。”辛业芸说，“他似乎从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耄耋老人，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创新欲望。”
她清楚地记得，2000年以前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攻关第一期大面积亩产700公斤目标时，面对满堂媒体，袁隆平面对媒体说，“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就心满意足了。”4年后，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二期目标亩产800公斤的目标提前实现，袁老又对着媒体说，“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就心满意足了。”辛业芸说着说着笑了起来。
实际上，袁隆平一直没有“心满意足”。在今年的一个国际水稻论坛上，袁隆平演讲时说，“今年我们正在向新目标亩产1130公斤即每公顷17吨攻关，如果大家有空，去开开眼界，我们现在有（产量目标为）17吨的超级杂交稻，我有把握说，有90%的可能性上17吨。”
思考问题的时候最爱抓头
“爱抓头”是辛业芸印象中袁隆平最招牌的动作，“特别是在他思考问题的时候！”
这个动作被放大到了《袁隆平的世界》的内封上，不知道有多少灵光乍现的时刻诞生在这个小动作里。
如果追溯杂交水稻的诞生过程会发现，杂交水稻的成功与袁隆平坚持独立创新的思考方式息息相关。作家陈启文在《袁隆平的世界》一书中，用细致的笔墨还原了袁隆平的“思考路径”。
上大学时，袁隆平的成绩并不拔尖。陈启文在西南大学校史馆中找到了他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的各科成绩：国文64分，植物学65分，他良好的成绩则是地质学88分、农业概论88分、气象学84分，达到90分以上的只有英文93分。
“袁隆平是一个‘学习成绩不拔尖’的学生，却是一个爱动脑筋、爱提问的学生。”
在那个一切向前苏联看齐的年代里，遗传学只能教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否定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和美国科学家摩尔根等人基于基因的遗传学。
当许多同学凭着对“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考取高分时，袁隆平却已经对那一套不感兴趣。他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米丘林学说的致命缺陷，“从1958年起，我觉得还是应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路子，那才是真正的科学。”
当袁隆平将目光投向杂交水稻这一领域时，国际权威科学家早已对其宣判了死刑：水稻、小麦等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无优势。这时，如果谁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但一个普通的农校教师袁隆平却没有被权威专家的判断干扰，而是观察、实验，自己寻找答案。
袁隆平的独立思考是如何形成的？陈启文追溯到了他的童年，追溯到了“从不给孩子标准答案”的袁母身上。袁母常给幼年的袁隆平讲故事，当时的袁隆平被母亲唤作“二毛”。当讲到囊萤夜读的故事，“二毛问那些萤火虫去了哪儿？母亲不吱声，让二毛自己去琢磨”。
“这有理数，简直太无理了！”
在无数的可能性中，袁隆平探索出了那个影响全人类的“可能性”。
这个过程，今天看起来似乎很“顺利”，他找到了那棵幸运的野败。
然而，在2009年接受潇湘晨报采访时，他曾说，“你们看到的是完美，但我失败的地方太多了。”
“杂交水稻的研究，最先是要在自然界找到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作为培育不育系的试验材料。1964年终于找到了，接下来，就要找保持系株，直到1970年秋，才在海南找到‘野败’，研究成功保持系，中间经历的6年时间，是不是失败占多数？”
“两系法杂交稻从1987年开始将设想向现实转变，直到1995年才宣布成功，中间经历了9年时间，是不是失败的时间多些？所以，我的人生哪里称得上完美？！失败的、不完美的地方多的是啊。”
什么样的人能坚持一个充满了未知和困惑的15年？陈启文或许找到了其中一个原因，他说，“袁隆平从小到大都是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袁隆平愤愤地想，“怎么呆记呢？要讲道理啊！”
在球场上大喊“瓢师傅”
如今，袁隆平成了专家和权威，但依然保持着开放鲜活的思考力。
“他善于接受新的东西，聊天中无意提到的一些细节，都会激发他的创新思维。再加上他无拘无束的个性，非常善于捕捉关键点和灵感。”辛业芸说，“我认为这是他的天性。”
现在，他还经常用英文给国际培训班学员授课，遇到有年轻学者提出有点“傻”的问题，他会用英文半开玩笑地说，“stupid，stupid！”（傻）他语言天赋很强，“重庆来人讲重庆话，遇见江西德安人讲德安话，给外国人上课讲英语。”
在杨耀松的心里，袁隆平是一个“拥有坚强意志，不愿意受任何约束，又很平易近人的人，随时可以跟你开玩笑。”前几年，他喜欢打气排球，遇到有人打了失误球，他在球场上大喊“瓢师傅”！
然而，在袁隆平埋头不断攻关的过程中，外界的声音开始“嘈杂”。
有人认为杂交水稻高产不优质，还有人认为杂交水稻高水高肥不环保。
面对质疑，袁隆平曾在媒体上发文回应：杂交水稻高产和优质能够实现统一。
但更多的时候，“他根本没太多时间和精力关心网络上的东西，他只关心他的科研，是真正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情。”杨耀松说。
近年来，袁隆平卸任和辞去了一系列职务，如“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