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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写实与虚构

2009-09-01 22:32阅读:
《史记》的写实与虚构

司马迁是我国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崭新的史学体例,而且揭开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页;不仅在史学上以其“实录”精神光耀千古,而且在文学上以其独特的体验彪炳中外。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给予了《史记》高度的评价。
《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史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就史学的角度而言,“实录”已成为人们对《史记》的定评。可以说,这种“实录”精神,不仅表现为司马迁具备了唐代刘知几所说的“史学”、“史才”、“史识”,真实地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前期历史,展现了那个历史时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慷慨悲壮的历史画面和历史人物;而且表现为司马迁还具备了清代章学诚所特别强调的“史德”,表现为他能够突破个人的感情浪潮,不因自己的个人感情歪曲历史,表现为他不怕遭致杀身之祸的英勇无畏的批判精神、求实精神,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史记》的虚构成分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所说的“虚构”,主要指的是非历史真实的,具有某种浪漫主义因素的东西。《史记》的虚构成分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是将某些远古的神话传说融入历史、转化成历史。例如关于鲧禹的神话传说。大禹本是带有天神色彩的神话人物。关于禹的出生说法就很多:有“其
母食月精”之说,有“其母吞蕙苡”之说,有“其母感石”之说,还有“鲧腹生禹”之说。可见有关大禹的神话当产生在“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其父鲧最初也是一为女性神祗,大约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鲧才由女性转为男性神祗。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却明明白白地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这不仅使禹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而且将他的世系上溯到黄帝。树有根,水有源,司马迁将这类神话敷演转化为历史,不仅使我们认识了中华民族的始祖渊源,而且使之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并得到了我们全民族的认同,他的笔力是多么伟大和神奇啊!

其二,是在人物事迹中穿插一些人为的神话传说来“神灵其身”,以表达作者的爱憎。
例如《高祖本纪》中就有许许多多关于刘邦的神话,说刘邦出生时,他的母亲刘媪“梦与神遇”,“太公往视,则见有蛟龙于其上”;说刘邦贳酒醉卧时,酒家老板娘王媪“见其上有龙”;说相面的曾称他“君相贵不可言”,称其头上有天子云气,无论在哪儿,吕后都能根据这股云气找到他;说刘邦斩蛇起义是所谓“赤帝子”杀了“白帝子”(“赤帝”、“白帝”,皆为古传说中的天帝之一。白帝位于西方,其行为金。秦朝都西部,故供祠白帝,自称“白帝子”。赤帝位于南方,其行为火。汉朝自称“赤帝子”。“赤帝子”杀“白帝子”预示着汉朝将要灭掉秦朝。)总之一句话,刘邦是所谓的“真命天子”、“真龙天子”。这些神话为什么要写进《史记》?司马迁难道是真的相信这些神话,抑或宣扬这些神话吗?明代杨循吉说:“斩蛇事,沛公自托,以神灵其身,骇天下之愚夫妇耳”。徐孚远说:“高祖隐处,岂不阴语吕后耶?隐而求,求而怪,皆所以动众也。”这些话真可谓一语破的。所谓“赤帝子”杀“白帝子”,所谓“头上有天子云气”等等,其实都不过是刘邦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为神话和美化自身而自欺欺人编造的谎言罢了。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在把这些神话写进历史的同时,将刘邦遇急则找人替死,逢难则踢儿下车等等庸俗卑劣甚至流氓无赖的丑陋行径予以实录,其效果是什么呢?是耐人寻味地向人们昭示:这个所谓的“真龙天子”究竟是何等货色!司马迁对刘邦的厌恶之情于此可见。又如《留侯世家》写张良受圮上老人《太公兵法》,悄默来去、恍惚离奇;写张良“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与前圮下老人所言“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相照应,更使张良其人的神秘色彩贯注全篇。对张良其人,司马迁在《史记》中既有欣赏赞誉,如对他的足智多谋;又有贬损,如对他的阴附吕氏、远事避祸及其故弄玄虚的态度。因此,司马迁这样写,既赋予张良以传奇色彩,又赋予张良难以捉摸的特性。另如《李将军列传》中“射虎穿石”的故事。类似的故事早在战国时代就有流传,有的说是养由基射虎穿石(《吕氏春秋》);有的说是楚雄通子射虎穿石(《韩诗外传》),可见这个故事不过是民间传说而非真实,正如《黄氏日抄》中所说“此事每载不同,要皆相承之妄言也”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把这种“妄言”加在李广的头上呢?是为了突出李广的善射、突出李广的才气无双。其效果是使这个被汉武帝逼上绝路的一代名将更加富有传奇色彩,更加不同凡响。其它像《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田蚡害死窦婴和灌夫后一病不起,“专呼服谢罪”。巫觋视其两侧有窦、灌二鬼共夺其命,不久他就一命呜呼,被鬼拿下地狱。《五宗世家》写栗太子刘荣被其父汉景帝杀害后不准收尸,结果是天上数万神燕来葬,堆起一座鸟冢等等,其爱憎之意就更不待言了。

其三,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笔补造化,代为传神。”以《项羽本纪》为例,里面有个鸿门宴。司马迁写鸿门宴:樊哙闯帐、项庄舞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杀机四伏,惊险奇绝。其实,尽管这个故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我们也只能相信其基本事实,因为其中有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吴裕垂《史按》中所提出的关于沛公脱身的质疑就是一例:“惟步行出鸿门,故羽不及觉。其得疾行至军者,岂沛公来时,良于骊山道中预伏精兵良骏以为脱身之计欤?”至于那里面的许多戏剧性冲突是史公的夸张、虚设,就更明显了。所以有人说“鸿门宴”只能当作故事看,不能当作信史读,这是很有见地的。又如写垓下之围霸王别姬时的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何等的悲壮!但是且慢,请仔细想想,这是项羽唱的吗?既使项羽是个流行歌手也不可能!清代的周亮工在《尺牍新抄》中说得很有道理:“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生,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此处太史公笔补造化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明显,是为了增添垓下的悲剧气氛,是为了进一步渲染项羽这个八年间骤起骤灭的悲剧英雄的英雄气质和悲剧色彩。另如项羽和刘邦相持荥阳,“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还走入壁,不敢复出。”东城之战时,“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避易数里“等等,这类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在《史记》中不胜枚举,使我们读来感到虚实相生,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

《史记》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明显地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和虚构成分,这是事实。这主要是由于那个时代文史不分家以及缺乏文史资料、缺乏记录条件等客观因素和司马本人的好奇、好热闹、好广采传闻轶事这个审美主体的主观因素所决定的。在《史记》中,这些虚构成分大多分布在细节部分,并与基本史实达到了高度地和谐统一。因此,它不仅不影响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反而使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加生动感人,更加引人入胜,使人读过之后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也就更能增添历史的真实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是一部文学的历史,也是一部历史的文学,是历史和文学高度完整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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