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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辽代“皇帝圣旨”牌，即“敕宜速”牌（见图1、2、3、），自上世纪七十年代首次发现以来，关于其牌面文字，是契丹文还是女真文、或是其它文字？是契丹文，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一直争论不休。直到近年本博客多次发表有关“敕宜速”牌的实物考证后，认为牌文不是契丹文的声音才趋于平静，基本上都同意了笔者“宜速”两字是契丹小字的论断。
但关于第一个字，即类似汉字“主”字的字，是“敕”字？还是天皇帝阿宝机的花押？还是契丹字“主”字的特殊写法（即美术字）？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其中认为该字为天皇帝阿宝机的花押者占绝大多数，但也有人认为其字是女真小字，即认为其字是金太祖阿骨打“花押”，乌拉熙春教授是其主要代表。
乌拉熙春教授在其大作《女真小字金牌、银牌、木牌考》中介绍各种铭“主”字牌时都称该“主”字为“花押”。并称：“近似汉字‘主’字的标记‘主’，与宋人周辉《北辕录》中所描述的金国使臣所佩金牌‘上有御押，其状如主字’一致，这个御押在范成大《揽辔録》中进一歩明确为‘阿骨打花押’”。
乌拉熙春教授认为伊春、承德、蘇聯沿海州賽金古城出土的金银牌，以及『吾妻鏡』銀簡銘上的类汉“主”字都为女真大字，,即金太祖阿骨打“花押”。关于这些金银牌的国属本文今天暂不涉及，因为该问题不属于本文主旨需要论及的，故留待日后专文讨论。今天要谈的是这个类汉“主”字是金太祖阿骨打“花押”，还是天皇帝阿宝机的“花押”。
从目前已发现的可以确定为金代符牌的情况看，只有一种被称为金代女真大字“国之信”的符牌上的类字纹饰（见图12、13、）可能是金太祖阿骨打“花押”。它与“敕宜速”符牌上的类汉“主”字（见图14、15、16、）迥然有别。如果女真大字“国之信”的符牌上的类字纹饰是金太祖阿骨打“花押”，那么“敕宜速”符牌上的类汉“主”字就绝不会是金太祖阿骨打“花押”。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皇帝在同一时期发布敕令时，绝不会使用两个区别较大的花押。
其次目前已发现“敕宜速”符牌上的类汉“主”字，在辽钱上曾多次作为表示天皇帝权威的标志出现（见图6-11、）。既然该字只出现在辽钱上，而没出现在金代钱，说明“敕宜速”符牌上的类汉“主”字，只能是辽太祖天皇帝阿宝机的“花押”，而绝不可能是金太祖阿骨打的“花押”。
从面世金代符牌看，只见到一种女真字“国之信”递牌，其余均为契丹小字和汉字符牌。这表明在金章宗明昌二年废止契丹字之前，金代符牌除递牌外全部使用契丹字，明昌二年后全部改用汉字。冥冥中笔者突然感觉到，明昌二年之前，金代的“皇帝圣旨”牌，使用的可能都是带有天皇帝阿宝机押记的“敕宜速”牌。
乌拉熙春教授认定类汉“主”字是金太祖阿骨打“花押”的依据，宋人周煇的《北辕录》与范成大的《揽辔録》中有关于金朝符牌的记载：“金法出使者必带牌,有金、银、木之别,上有女真书准敕急速字及阿骨打花押。”①“(金人接伴使臣)各带银牌,牌样如方响,上有蕃书急速走递四字,上有御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