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契丹文“国文行后”龟钮金印
辟邪钮银印谈契丹文字的发展过程
辟邪钮银印谈契丹文字的发展过程
新浪博客
序 金银印引起的话题
这又是一对契丹文印文内容及读序相同，只是印材不同，印钮不同的辽代“纪事”金银印。金印（见图1、2、3、4、）龟钮，通高35毫米，印台高15毫米，印面37毫米×37毫米，重200克。印台周边印裙，镌刻有富贵花纹饰，台面上一只栩栩如生昂首奋力前行的乌龟，具典型的唐代印钮风格。印面2毫米边栏内镌刻四个阳文楷体反书契丹小字，刻工纯熟精细，刀法自然朴茂，地子刀痕宛然。经钤盖后检索斟酌，确认其印文汉译“横读”（1右1“国”，2左1“文”，3右2“行”，4左2“后”。）“国文行后”，白话即是“国家文字颁行之后”。
银质“辟邪”钮印（见图5、6、7、8、），通高55毫米，印台高22.5毫米，印面宽53.6毫米、长54毫米，重642.4克。印台周边皆为素面，印台上蹲踞一只有人称“貔貅”，笔者感觉称“辟邪”（单角称“天禄”，双角称“辟邪”）更准确些。银章与金印虽材质不同，大小不一，钮饰有异，但印文皆为四个凸起的阳文反书契丹小字，而且文字乃至书法风格都一般无二。亦也是汉译横读“国文行后”。金印应是一枚以朝廷名义颁发给朝廷三品以上官员以纪念国家文字“国文”，契丹大字颁行的“纪念印”。银印则应是北枢密院颁发给北面官系统各部族官员的“纪事印”。
“国家文字颁行”是契丹国上下政活文化领域里的一件太事。就这件事发行枚“纪念印”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值得注意的是此印不光是纪念，更重要的是对“行后”情况的收集、研判和对“国家文字”的进一步改进。这和近年辽地不同时期出土的“契丹字字书”内容屡见更改的情况相符合。这正是这对金银印价值奇高的痛点所在。“国家文字颁行”后发生了什么事，竟引起了朝廷如此重视？笔者愚钝，妄猜可能是“胡书大小字”与“国文大小字”并行造成的混乱，辽朝廷想在既不想拆穿“神册五年制‘国字’”的谎言的情况下，给神册五年以前的“胡书大小字”以合理的解释和定位。这两枚金银印应就是对这种混乱的安抚与纠结。
一、神册五年（920年），契丹文字的分水岭
契丹国家文字有契丹大字（时称“国字”）和契丹小字（时称“简字”）。元编《辽史》载契丹大小字诞生过程为：“（神册）五年（920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辽史太祖本纪二》）《耶律鲁不古传》称：“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耶律突吕不传》称：“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未几，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契丹小字，据《辽史皇子表》为：德祖第三子（太祖三弟）“迭剌，字云独昆。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太祖母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以上记载告诉人们：1、契丹大字，神册五年（公元920年）正月始制（记住这个“制”字，它不是“创”，不是“造”。内涵区别显而易见。）八个月后，九月大字成，诏颁行之。2、契丹小字的始制人是辽太祖三弟耶律迭刺？契丹大字始制人是辽太祖，两个从侄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呂不赞成（帮助、协助完成。）？（《辽史·耶律鲁不古传·耶律突吕不传》）。3、契丹大字颁行日期为神册五年（公元920年）九月。契丹小字颁行日期《辽史》失载。（现代部分专家推测是天赞五年，即公元926年颁行。因无实证支持，考古界并不认可。）
问题是以上记载与和科学考古发掘结果相悖，与有明确纪年文物相矛盾。按《辽史》，神册五年（公元920年）九月以前是没有契丹大字的。天赞五年（公元926年）以前是没有契丹小字的。可在科学发掘的吐尔基山辽墓女尸身上，却发现了最晚也在太祖八年（915年）以前墨写楷体的契丹大字“天”和“朝”两字。（中国民族报《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彩棺开棺纪实》2003年7月8日）这两个字的发现，证明了1977年，内蒙古巴林左旗文物管理所在辽上京遗址中，发现的一枚契丹大字“天朝万岁”银币，确如笔者所考证，是阿宝机受禅登天皇帝宝座时（907年）所铸（见拙文《珍贵的契丹开国纪念币——契丹文“天朝万岁”钱考》）。在收藏界近年展示的一批有明确契丹小字神册纪年款的钱币、符牌面前，抱着元编《辽史》观点（神册五年以前无契丹大小字）的辽史专家、契丹文字专家亦呆若木鸡，无言以对。
既然天赞五年（公元926年）以前存在两种契丹文字是客观历史事实，它们肯定不是官方的“国字”和“简字”，那它是什么文字呢？原来它们就是“制”契丹大小字的原始材料“胡书”。什么是“胡书”？《旧五代史》、《契丹国志》记载“胡书契丹字”是“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新五代史•契丹传》记载说：“至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五代会要》卷29记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