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雄狮钮汉文九叠篆“佛法僧三宝印”金印释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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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继2012年7月天津江帆女士收藏的“佛法僧宝”金印后，在原辽境内出土的、为杨宝玉先生收藏又一方佛教金印。印材金质，印通高70毫米，印台高25毫米，印台为65×65毫米方体，台上为一径60毫米、高5毫米圆形莲花座，台上蹲踞一只高60毫米、宽50毫米，长65毫米，挺胸昂首威风凛凛的雄狮。印裙四面各阴刻一朵盛开且有两片硕壮绿叶映衬的宝相花。全印重1430克。
印面边栏內右左分为两栏，每栏从上至下各阳镌三个玉筋体汉文九叠篆印文“佛法僧三宝印”，书法老辣凝重，线条弹性刚劲，笔划清晰饱满，布局均匀。刀法凌厉，清爽净洁，字字可辨。“莲花”代表“净土”；“雄狮”代表“法力”；九叠篆为辽契丹官印主要法定书体。以上印材、印钮、形制、纹饰、印文诸方面，均说明此印是辽官颁的宗教官印。
有辽一代，佛教盛行。早在辽契丹建国之前，遥撵汗国境内已有众多佛教寺院。耶律阿宝机907年登上天皇帝宝座后，为辽国制定了自由开放多元化的宗教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地区被唐五代两次灭佛运动逼得走投无路的佛教信众大量诵入辽契丹。佛教各宗派在辽境内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自辽景宗起，设立了位列三公的“僧尼都总管”由大德高僧充任，统一管理境内僧俗事务。辽圣宗时因圣宗自诩是佛祖转世，佛教得到井喷式的发展，使佛教在辽国取得了很稳固的地位。为了对佛教进行管理，圣宗建立了僧官制度。辽代僧官大多拥有俗职。这些俗职分为三类：一是门下省的侍中，三师、三公；二是鸿胪寺卿等公卿官；三是崇禄大夫和特进等文散阶。
僧官的俗职有三个特点，一是所加的官职都是政治地位较高无实权的加衔，二是有俗职的僧官数量特别多，三是授予俗职的行为持续时间长。辽代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通过授予俗职向这些高僧学习佛教理论，其次是表彰对辽朝佛教和政府作出贡献的僧官，并奖掖佛教理论精深的僧人，最后是弘扬佛教理论，维护王朝统治。
辽代的僧官：正职包括中央僧官、地方僧官和基层寺院僧职。其中，中央僧官设有都僧录、左街僧录、右街僧录、某京管内僧录等；地方僧官设有某州管内僧政、都纲等；基层寺院僧职设有寺主、坛主、论主、山主等。辽代统治者不仅授予这些僧官负责佛教事务的僧官正职，还令他们兼有俗职。这是辽代僧官制度的一大特色，也是辽代佛教的特点。辽朝统治者授予僧人的俗官官职包括门下省的侍中、太师、太保、司徒、司空、特进、光禄大夫和鸿胪寺卿等。
这些官职，侍中在是门下省的主管，“侍中二人，正三品”。三师、三公的品级最高，“太师一人，正一品；太傅一人，正一品；太保一人，正一品。……然非道德崇重则不居其位，无其人则阙之，故近代多以为赠官。……太尉一人，正一品；司徒一人，正一品；司空一人，正一品”。在辽代三师、三公是政治地位尊崇，没有实权的加官。特进和光禄大夫是文散阶，特进在第二等，崇禄大夫是第三等。这两个文散阶亦属于高级的加衔。辽代中后期，僧官正职本身的官职等级并不高。但是，僧人加官俗职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很大提高，“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导，凡僧事无所不统”。这些加俗职的僧官佩印骑马出行，还用街司前导，俨然政府高级官僚的架势。
僧官的印信分职官印与职事印两种。职官印又分僧官印和俗职印。中央僧官、地方僧官印与俗职印为朝廷颁发，去职后所颁职官印依例要收回，故存留于世的僧官的职官印很少，当今公私收藏的辽代僧官职官印尚未见有公布者。僧官职事印存世颇多，约分钤牒印、钤疏印、钤经印等，即都用于佛事活动用印。职事印材，钤经印一律为木质，长方形为多。钤牒印、钤疏印、石、铜材较多，银、鎏金、金极罕。契丹文僧官职官印职事印只存在传说中，实物未见。官颁“九叠篆”职事金印仅见本文公示的一枚，极其宝贵。
本文之“佛法僧三宝印”印文风格与辛蔚著《辽代玺印研究》105页辽圣宗时“佛法僧所宝记”九叠篆铜印相近，尤其“法僧”二字犹出一手。故可推断本文之“佛法僧三宝印”金印铸制时间亦不早于辽圣宗东征高丽之时。也唯有此时，辽才有如此财为僧官颁发职事金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