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粤北南雄山区的农业与环境
2007-03-17 20:22阅读：
明清时期粤北南雄山区的农业与环境
吴建新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广州 510642)
《古今农业》2006年第4期
[摘要]分析了明清南雄山区的人口模式，耕地减少的长期趋势和农耕技术的演变，以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珠玑巷的移民传说和明代以来耕地减少的趋势都与受农耕水平影响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即使清代南雄山区的农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恶劣的生态环境条件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制约了人们应对环境的能力，使南雄山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关键词]明清时期；南雄山区；农业与环境
南雄山区处于粤赣交界的地区，历史上是南北交通要道。在明清本地经济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水平的状态。本文探讨明清南雄地区的农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希冀能对探讨粤北山区社会发展历史的内在规律有所贡献。
明清的南雄直隶州，包括了保昌县和始兴县。而今之南雄县即历史上的保昌县。本文将南雄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来研究，以南雄县为主，兼及始兴县。
一、人口、土地和农业技术的演进
(一)人口
宋代南雄在广东人口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区。在明清时期广东广泛流传的珠玑巷迁民的故事就源于此地。本地人口的变化与此故事很有关系。
宋嘉定年问到元代的人口记录保持在户38023，口50357。人口与户的比例明显不协调。洪武24年户为7431，口58000，如果按照八口之家计算，这一数字是较准确的。奇怪的是自永乐至万历年间，南雄的人口只有减少的数字，没有增加的数字，此期间累计户口减少数为13098户，至于减少的
口数累计有数10万之多。有时户口的减少与减少的人口数也不一致，如万历10年，户只减少132，口却减少35745
[1]。在明永乐以后，南雄的地方官似乎就已经不重视对实际人口的计算了。
可以解释的原因是，历史上南雄是南北交通要道和商业重镇，是岭北人民南迁的必经之道。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9《户口》记载：“晋迁江左而西北荐绅随以南焉。宋南渡而仕宦之族徙浈水者尤众。是岭表之首，亦远人之所萃也”。明代以前此地一直存在非常频繁的人口移动。明清广东各地的宗族，多自称源出南雄珠玑巷。这一个广泛流传的传奇故事，决不是仅仅发生于南宋末年或者仅仅是宋代，其下限至迟应在明代。宋元明这一漫长时期里南雄地区曾经有过接连不断的人口迁移。从人口迁移的方式来说，大概只有北宋末，南宋初年的一次集团式的南移，即罗贵组织97家33姓向珠三角的迁移[2]，其余的时期都是岭北迁民以流水式向珠三角的移动，以致珠玑巷迁民到达珠三角以后被强势的粤方言所吸收，在语言学上找不到珠玑巷民族向珠三角迁移的痕迹[3]。同时南雄地区也不断吸收周边地区以及北方来的新移民。
宋元明南雄人口的频繁迁移有着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激烈的土客矛盾所致。《明实录·英宗实录》卷318记载，天顺4年8月，巡抚两广右佥都御史叶盛上奏：“广东韶州等府逃民动以万计，俱依附土民就田耕住，迨至年久，弱者多为土民侵害，强者遂与土仇杀，不早区处，恐生他变”，建议朝廷增设官员“专抚逃民”。这说明岭北来的迁民一般处于弱势，佃种土著田地为生。而集团式移民可能会因为争夺资源而与土著发生冲突。这一点对解释宋元明时期的南雄移民问题很重要。南雄位于南北要冲，有大量的迁民在此驻足，但土客之间的冲突使迁民不轻易在南雄定居下来。
但迁民毕竟是垦荒的劳动力，明代地方官很注意招徕流民。如洪武间南雄知事欧文通“尝奉檄招龙南诸县流民，迁集六百余户，安措有法”[4]，永乐17年，始兴的地方官龙归“奉例招集流民复业”[5]，正统间知府郑述，“招集流移二百余户”。[6]嘉靖《南雄州志》卷下记载隆庆元年知府周恩久将“流劫乡村”的“龙南贼”“招抚归业”[7]。来自福建等省的客家人就构成后来南雄地区人口的主体。明初迁入以“自福建上杭迁居者族类最多”，明代迁来者还有信丰、福建、韶州、江西、肇庆的屯军[8]。明代当地人口变动如此之频繁，当政府核实人口，“编审之际，有编榜无编民”，或者“邑无全里，里无全甲，甲无全户”[9]，以至于地方官懒得去计算实际的人口而只计算减少的人口了。
清代南雄地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不复见。乾隆《始兴县志》卷之二《山川》记载的是乾隆盛世的人口状况：“始兴人安耕凿，……今则居民稠密，鸡犬相闻，田土未增，货财生殖视前颇觉盈”，说明随着人口的定居和增长，在土地未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社会财富稍有增长。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之九《户口》将前朝与当时的人口模式做了一个对比：“稽户口于雄州，昔也往来无定，今也安止不迁”，“烟村鳞接，考其先世来自岭北者十之九，宅而宅，田而田，安土重迁，各有世业以长子孙”。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计算南雄府的人口，乾隆41年为17.6万，嘉庆25年为20.5万[10]。这样，乾隆、嘉庆年间南雄地区人口分别比明代洪武24年的5.8万增长2.03倍，2.53倍。
(二)土地
明代南雄的土地与人口数同样混乱。南雄府的田地一度达到洪武24年的9649顷。一般认为在洪武24年全国土地、户口的清查数字，大体来说比较是准确的。而在永乐17-18年、20年地方官奉例除豁的荒粮达到11600石之多。成化17年，知府江璞奉旨清丈田粮，虚粮11595石，失额田1801顷70亩。弘治5年，保昌县丞清查出各都绝户余田243顷。即使经过万历年间的清丈，仍然不能解决虚粮问题。在永乐以后，采取除豁免掉虚税的办法较少，而采取见户摊派的办法，即使有其它税收抵补虚粮，而不能作为常例。正德6年巡按都御史陈金准以太平桥税代纳保昌县绝户虚粮7000余石，民以为便。但嘉靖2年地方官却令保昌绝户虚粮复作本色，取消以他税抵补，加重了有田业户的负担。嘉靖年间一度清丈保昌县的实际田亩为4193顷，政府册籍上的额田为8101顷，虚数竞为3925顷[11]。明代清丈6次，
丈6次，而“终明之世，虚粮大为民累”[12]
明代南雄地区土地问题的混乱，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除了人口迁移和生态环境的因素以外，土地赋税制度的不合理是主要原因。土地科则名目繁多，造成赋税不均，绝户虚粮或水冲沙压之后的土地失额，不在册籍上得到反映和及时除豁，却见户摊派，迫使人民逋负，以逃避日益加重的负担。因此造成人民迁移——土地失额——虚粮——见户摊派——人民逋负的恶性循环。
清代前期的土地数字仍然沿袭明万历10年清丈的数字。顺治初保昌县4626顷，康熙25年为4592顷，雍正13年4611顷，乾隆18年4614顷，嘉庆23年5596顷。始兴县在顺治初到乾隆20年都是1685顷[13]。而清代前期南雄的虚税仍然是一大问题“粤东欠粮未有如雄州之甚者也”，康熙二十八年保昌县令陈旭举行清丈，“积欠为之一清”，而“数年之后积欠仍复如故”[14]。重要的是由于沿袭明代的土地科则制度，“头绪繁多，弊实百出”，民间买卖田土，“买业者多不割粮，卖业者多不除税”，主要是为避免繁难的过户割粮手续和需索，这使民间一田两主的习惯更有了存在的理由，“耕田者并不纳粮，纳粮者并不知其田在何处”，加上“公堂之粮未有专员，彼此互推，”政府未能有效掌控税收，土地赋税之混乱因是而起[15]。
嘉庆末年，罗含章清丈田地，对复杂而又混乱的“前明科则一扫而空之”，新定则例“不分官民，统为七则”，简易明了。同时发给业户“勘单”作为典押和买卖的产权凭证，并改革民间一田两主的现状，“出示责令细户买并，分别税则，明定价值，务令业归田主，粮随田出。”这次是历史上南雄比较彻底和确实的丈量[16]。嘉庆23年保昌县的土地为5596顷，比起万历十年的4596顷还增加了1000顷。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和民国《始兴县志》中都没有嘉庆23年丈量的数字，大概当时的丈量仅仅限于保昌县。
以下表1和表2反映的是南雄地区土地变动的长期趋势。
表1显示明代万历10年保昌县(今南雄县)的土地比洪武24年减少3706顷。从1953—1987年，南雄县耕地减少104062亩。可以说从明代以来南雄县存在一个土地渐次减少的长期趋势。其原因将在下文进一步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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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技术的演变
一般认为，宋代来自岭北的珠玑巷移民促进了珠三角的堤围建设和稻作农业[17]。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来自岭北的移民并没有对明代以前南雄地区乃至粤北的农业技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嘉靖间黄佐《广东通志》卷第20《民物志一·风俗》记载粤北的农业民俗：韶州府，“土旷民稀，流移杂处，俗重耕稼少商贾。……农不力耕，一岁再熟。闾阎小民取给衣食而已……至于乡下多种绿豆以酿酒，而多惰农，商不富，贾不巨，工不巧”，阳山、连山“高山有瑶，深峒有壮，移徙不常，尤为梗化”，“(韶州)六邑多瘠，惟曲江、英德差丰”，“乳源，……土旷民稀，流移杂处”，“英德……壤地沃饶，人民殷足……小民择沃土以耕，而于硗地多不用力。……田不用粪，病信师巫…”。而毗邻的南雄府，“郡城及乡村大概与韶俗相类……农多卤莽，工无巧技……”。这样看来，在地广人稀条件下(洪武初南雄府人均耕地16.6亩)，以“惰农”、“耕作卤莽”为特征的，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明代粤北地区的普遍现象。由于流水式的人口迁移模式不能改变本地的人口结构，相反迁民受到本地土著的影响和生态环境的制约，也只能采取“卤莽”的农作方式了。
明代的地方官有感于南雄当地的“耕作卤莽”，也致力于兴修水利和推广农业，如嘉靖《南雄州志》卷下记载：洪武10年的州同知徐仲端，以南雄“二县田多荒芜”，率领下属“遍历乡落，劝民开垦，于是辟地五十余顷，增粮二百石，民食足焉”[18]。洪武中知府左孟诚，“因城东隙地筑亲园十亩教民树艺，东作巡行劝农。自是民知以农桑为业”[19]。正统1年知府杨铎，“教民孝弟，劝课农桑”[20]。这种劝农，大概只限于县城附近，所以未能根本上改变地广人稀条件下的“惰农”民俗。种桑养蚕也只是昙花一现。
清代中期本地人均土地仅有2.4亩，人多地少促使耕作方式趋向劳力密集型，“惰农”民俗大大改变。此外清代实行摊丁入亩，也是刺激佃农提高生产水平的一个动力。频繁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停止，人民安土重迁，也为农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清政府鼓励贫民开垦荒地，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34《编年》记载：乾隆五年，“谕零星土地听夷民垦种，免其升科，严禁豪强争夺。”除了扩大耕地面积以外，通过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另一趋势。乾隆《始兴县志》卷3《气候》记载了当地的农时：农历2月，“田功既兴，惰窳者不敢康居，俗呼懒人傍社”，3月，春天“霖雨零疾，雷作催耕鸣”。还记载了栽培制度：“竹醉后即有新米，谓之吊犁早，稍迟曰百日早。此谷既升，水田莳禾，谓莳翻利，高田天时有水亦然。”水源充足时，高田“遇亢干或种粟、豆不等”。也有的农民在双季稻之后，“勤者或种油菜、莜麦”。但需要将这些记载，对照能够反映传统时代农业的民国文献才得知更具体的情况。1921年的农业调查记载：南雄由于纬度较高，气候寒冷，所以当地稻作多为“亚禾”，即挣稿，“农民行此法者最占多数”。其法是：所插的早稻不用秧田，在清明时将稻田耙过以后，即行点播，20～30天以后，耘田一次或两次，晚稻用秧苗，谷雨播种，在立夏小满之际，将禾秧铲起，直莳于上造禾田之行间。晚造亚禾一定在在端午节前完成，否则过迟。早造在大小暑间收成，将禾头锄翻，约迟数天，用耙平之，不事耘苗，农历9月初旬收割晚造。其特点是早种早收，可避寒冷气候，并且南雄秋天多旱，亚禾是及时利用水源的方法。至于双季稻，只有田面平阳，水源充足的稻田才有[21]。如此看来，清代本地方志所言之翻稿不一定完全是双季稻，反而以挣稿为主。当地农民为了避免寒冷气候，趋向与使用“吊犁早”之类早熟和生长期较短的品种。种植单季稻的禾田，农民可以视水源情况决定下一造的轮种作物，如果天旱，“早禾田或种菽、麻或种荞麦不等。迟或种油菜。”[22]1921年的调查表明，双季稻之后种植其它作物的情况很少[23]。
最能代表清代中叶南雄山区农业水平的是烟草种植业。烟草在粤北山区的普遍推广大致在乾隆前期。道光四年成书的《南雄直隶州志》卷9《物产》记载，烟草，“旧志”即乾隆18年《南雄府志》没载，传入是道光4年以前的“近四五十年”。乾隆20年成书的《始兴县志》卷4《田赋》记载杂税有烟皮，说明商品化的烟草种植出现。此后“日渐增殖，春种秋收。每年约货银百万两，其利几与禾稻等”[24]。市场价值是烟草种植加快的主因，而客家农民发现和认识了烟草的烟骨和没有加工过的生烟，具有防治害虫和肥田的作用而用于稻作，这是烟草栽培迅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25]。南雄盆地的紫色砂页岩富含钾磷，加上土性疏松，土质干爽，最适宜栽培烟草。农民育成具有质量独特的青茎、黄皮两个烟草品系，是广东的名烟。“青梗”系适应范围为南雄中部盆地，东北延伸到江西信丰县正平，西南延伸到始兴县马市，越过这一范围，“青梗”系就失去原有的风味[26]。1921年的农业调查记载：霜降季节，烟草栽培要作长畦，长畦内挖穴，以灰粪作底肥，播种后用禾秆护之以防霜害，天气寒冷要揭覆而晒，使烟苗受阳光，晚则盖之。播种后移植以后的栽培管理中，十分注意追肥、浇水、以土高壅烟脚，下则再施肥，肥料有花生麸、菜籽麸、人粪便等农家肥。同时注意人工捕捉害虫。烟草一般作为晚稻的轮种作物，花生又与烟草间种，收获烟之后，又种番薯[27]。农民注重花生栽培，因为花生可以榨油，其麸可以作烟草的肥料。可见南雄的烟草栽培具有传统种植业的一般水平。这是一种具有生态意义的栽培制度。水稻与烟草轮种，既是水旱轮作，又可以通过种烟改良地力，杀灭地下害虫。山地烟农还认为“种烟则粪，力丰，可易瘠为沃。烟登乃植晚稻，所收过于腴田”[28]。这是清代广东烟农对改良土壤的深刻认识。
嘉道之间南雄的黄烟品系十分有名，其它地区所产远逊之。著名的农产还有保昌的雄鸭、龙猪等。
二、人口、耕地、耕作制度与环境演变之间的关系
上文谈了明代南雄的人口具有迁移不定的特征，明代以来耕地更有一个长期减少的趋势。这些情况，可以试从人口、耕地、农作制度与生态环境演变之间关系找到一些答案。
南雄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南雄山脉蔓延东西两部，西边尤高大，万山重叠。中央及东南地势倾斜稍缓，亦岗陵起伏。很少平坦之地。倾斜之高山占十分之六七。倾斜略缓之丘陵地占十之三四。耕种之地除中部间有千百亩平坦之田，其余均是长狭作级成田，山垄地为多[29]。即使在浈江流域的水稻田，有的农户一亩田地甚至分成七八块。至于在地势较高的山地，土地细碎化的情况就更严重了。
南雄的土壤，既有利于农业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如红壤分布在海拔在200米到700米的山地和丘陵地区。在韶赣公路和沿雄信公路的一带，丘陵地带几乎到处可见。这类土壤受多雨天气的影响，加上一年中生长期又长，氧化和淋溶作用强，具有红色的特征。这种土壤一般土层不厚，酸性强，有机质少，特别需要加强水土保持和施肥改土的措施。比较重要的紫色土，分布在盆地105～200米的台地上，富含钾，是种植黄烟的理想土壤。黄壤多分布在海拔700米的山地，土壤经常湿润，使氧化铁与水结合，在土体中形成黄色土层。山区中这种土壤多形成脚泥田、冷底田、锈水田，需要多施火土，石灰和农家肥，需要较高的成本改良土壤结构。在浈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土壤，水利条件好，虽然土块细碎，但是利于种植水稻，经过改良之后成为耕作条件优良的水稻土[30]。
在宋代北方的迁民到来之前，土著居民已经占有浈江及其支流的流域，地势较低的南雄盆地、水利条件稍好的山地。如果迁移民要占有这些土地，就一定引发族群冲突。估计宋元明的迁民一般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耕种海拔较高的以红壤为主的山地。而这些山地，如果采用比较粗放的耕作技术，水土流失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根据解放以后的水土保持的试验观察：南雄山地坡度越陡冲刷量越大。坡度29度比20度的每亩冲刷量多3.2立方米。西北向冬季风蚀大，冲刷量比东北向每亩多2.41立方米。坡地紫色土极易侵蚀，在连续降雨，地表湿度大时，降雨7毫米就产生迳流，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能造成每亩5立方米的冲刷量。在这种情况下，土壤的流失量远远大于土壤的生成时间。据1959年的测算，韶关太和水保站全县抽测，全县土壤形成年平均厚度为0.1毫米，而每年水土失区的剥蚀土层厚度为3.61毫米，土壤流失大于土壤形成36倍[31]。宋明迁民的山地农作，在没有任何水土保持的技术条件下，土壤流失量会大于此数。即使二三年之后弃耕，但烧畲之后的土壤只会向草坡转变，长时期不能形成植被。南雄气候寒冷，植被的恢复时间比粤北其它地区更长。草坡阻遏雨季径流的能力远远小于森林。而且南雄的土壤层较薄(三四寸到一尺)，所以烧畲之后的不仅地力耗竭，而且表土很快流失而露出石岩，不再有耕作的价值。
即使清代的农耕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对山地的水土流失产生严重的影响。如清代烟草栽培，“种烟之地俱在山岭高阜，一经垦辟，土性浮松，每遇大雨时行，冲刷下注，河道日形壅塞，久则恐成水患。”[32]同一时期的记载也说：“顾河底日淤日高，较嘉庆13、14年所见又不侔矣。层叠山肤，胥在似土似石之间，色焦质脆，濒流罔阜，少土多童，加以烟植弥繁，雨下沙随，遂使阔深渐成浅狭。诚恐更历年所城下，难复通舟。士步泊一移，商民交病”[33]。可见烟草种植业发展起来以后，南雄境内的河道含沙量明显增加而使航运受到影响。而且烟草种植，需要用草皮烧成火土作基肥和壅烟的根部，种一亩黄烟起码要150担火土，每担要铲4平方米面积的草皮[34]。这肯定是一种在传统农业时代流传了很长时期的技术。1921年南雄烟田7万亩，货银200万。而嘉、道间烟草货银上万两，如有烟田3.5万亩，则每年需铲掉14万平方米的草皮。此外南雄的农家养牛，习惯用草皮垫牛栏，每头牛每年要150担草皮[35]。目的是制作厩肥。当然清代农家缺牛，顺治6年知府郑龙光《南雄踏荒》诗注记载：“乡民五人共拖一犁，以无力买牛，合伴耕作”[36]，这是清初战乱的情况。1921年自有耕牛者十之二三，两三人合资购买十之二三，向富户租用者十之六七[37]。按此数字推算，嘉庆二十五年为20.5万人，约有4万农户，估计总共有16000头耕牛，则每年需要草皮24万担，要铲掉96万平方米的草皮。如果加上农家饲养的肉牛，铲掉的草皮当不止此数。铲掉草皮使地表裸露，加大了地表径流的冲刷度。
对山地的不良耕作习惯也是长期以来造成水土流失的原因。一般的丘陵旱地，农民习惯于用坡耕地，采取顺坡耕作的方式。1980年代编写的《南雄水土保持志》特别指出顺坡耕作对水土的不良影响。说明解放以来农民并没有完全放弃顺坡耕作。这肯定是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只有水利条件保证的地方，为了拦蓄水源，人们才舍得投入人工修筑梯田。南雄主要经济作物都种在丘陵的山坡上。如果坡耕地不作埂，顺坡耕作比起梯田的横耕，就加速了水土流失。即使梯田也有斜坡顺耕和斜坡横耕之分，两者对水土的影响差别很大。据原韶关专区水文站观测，一个月降雨量416毫米情况下，顺坡耕作，每亩冲刷量173公斤，斜坡梯田横耕，每亩冲刷量43.3公斤。同月份同降雨量，斜坡梯田横耕(黄烟)的冲刷量比斜坡梯田顺耕减少3倍，同一天的暴雨中，斜坡梯田顺耕比斜坡梯田横耕的冲刷量增加近13倍[38]。如清代农家经济贫困，会倾向于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斜坡顺耕方法。
明清以来南雄山地的植被减少，也加快了水土流失的速度。古代浈江流域分布着广大的森林和丰富的动植物。南朝王韶之《始兴志》记载始兴郡的森林中有野牛、犀象活动。明清以来随山地的开垦，以及山林土特产的开发，植被的减少势在必然。通常虎暴、虎灾可视作山林生物链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特征。如永乐10年，“猛虎为害”，猎户“二日获四虎，其害顿息”[38]。嘉靖36年，“猴魅为祟，匝旬乃息”[39]“猴魅”也是人类惊扰猴子的生存环境才发生的。在南雄山地垦辟高潮的乾、嘉、道时期，虎暴频繁。乾隆59年，“北山虎乱”[40]，乾隆14年，大黄虎入城。嘉庆20年乙宾北山有虎患[41]。虎入城则说明虎已经迫近人类居住密集的地方，而北山是南雄原始次生林分布的地区，虎乱说明深山里的植被开始减少。乾隆年间南雄南部山区“少土多童”[42]，不仅植被很少，同时山体裸露，表土很薄。只有北部还有较多的森林分布。
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水冲沙压”，使田地面积直接减少。根据对南雄地方志的统计，明代发生水灾10次，旱灾四次，清初顺治至乾隆年间，重大水灾4次。水灾直接冲毁农田，以重大水灾为甚。比较严重的水灾年有：隆庆5年辛未夏5月，“大水，冲陷始兴田六千余亩”[42]。万历14年(大水灾)，“洪崖山崩，巨潦暴涨”，“民田成河，及沙壅者八十五顷”，被称为“异常灾变”[43]。万历44年，保昌县“各乡冲去近河田六百余亩，永为河坝不可复得”，始兴同月“大水冲陷城池田亩，民大饥，道馑相望”[44]。顺治8年，“夏五月，始兴大水，冲决河堤”[45]，冲陷民田三千余亩。[46]。康熙14年夏4月，始兴县“大水，地泉上涌，坏田四十六顷九十六亩余，房屋倾圮甚多，居民溺死无算。”[47]雍正11年4月l8日，保昌县“大水，近河城圯，民房倒塌数百间”[48]，估计也有不少的田地被冲陷。乾隆8年夏4月大水，始兴冲陷民田320余亩[49]。水冲沙压的田地要垦复也非常困难。如顺治八年始兴县“沙压水冲荒陷至三千一百余亩”，三十年过后，“设法劝垦犹未复半”[50]。旱灾则使田地抛荒，或者农民疏于田地的整理，水利设施荒废，也使田土减少。清代的学田因为“历年水冲沙压，奸佃欺隐”而减少[51]。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由此解释历史上一些重要的问题。首先，对历史上的珠玑巷迁民的分析。珠玑巷是一个移民文化的符号，而珠玑巷迁民则可以看作是宋元明之间，从岭北迁入广东，栖止于南雄盆地的移民的统称。明代以前，每一次的迁民来到南雄盆地，一次又一次重复“卤莽”的耕种方式，地力衰竭以后，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土地肥沃、面积广大的珠三角地区对他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于是他们顺着北江直下珠三角以及广东各地。一代又一代的迁民重复着过去的故事，演绎着珠玑巷移民的翻版。南雄盆地的生态环境决定了此地不能容纳数量众多的移民。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9《户口》：“意者地瘠而冲，自北而来者不少，望南以去者亦多。”说的正是南雄的生态环境、地理位置与移民之间的关系。
其次，从文献记载看，明代以来南雄耕地减少的长期趋势与生态环境的演变密切相关。南雄山地的土层本来很薄，土质容易受气候的影响而风化，雨季来时由于地面径流的作用而受到冲刷。人类垦作的强度以及不良的垦作方式、灾害的发生，加快了水土流失的速度。《南雄县水土保持志》的《南雄县水土流失现状及治理图》表明，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是盆地内的河流两岸频繁垦作的地区。历史上本区土壤的生成速度远远赶不上土壤流失的速度。虽然土地减少的长期趋势还有其他因素，但生态环境演变的影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三、应对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农业措施
(一)兴修水利是保护山地农业生态的重要措施。
以一项水利工程为中心建立的农田水利系统就是一微型的生态系统。水利工程的废弛就意味着山地农田生态系统的松散化或者崩溃。南雄境内河流溪水众多，便于建设陂塘。宋代有建于天禧年间的凌陂，灌田5000亩，建于崇宁年间的连陂，灌田1000亩。明清是水利大建设的时期。洪武3年在凌江上又建立陂塘，是知府叶某所建，号为叶公陂，灌田5000亩[52]。这些都是早期规模较大的陂塘工程。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是在清代嘉庆21、22年间，知府罗含章主持修建或者修复了数十宗水利设施，据他自己的记载：“水利大兴，数月之间，凡新开之陂十一，修复之陂十，官开之塘四，民开之塘九十有三．民塘不暇详矣”[53]。数字可能有夸大。据《南雄水利志》的统计为46宗，灌田约20000亩[54]。罗含章任上开发的陂塘灌田大至4000亩，小至10亩。他是一个水利专家，他主持的个别水利工程，也为后世改造南雄重要的凌陂水利系统创造了条件。如雄州城外有田数百亩，农民作“高车以灌之，然车之所遏，沙土壅淤，而上流低田汇为巨壑”，即由于高田上使用水车，而淤积沙土，阻遏流水，低田受涝，引起低田农民的诉讼，罗含章则建议高田的农民废除高筒水车，另外在凌江的东岸建陂，挖长1800余丈，宽4尺的沟渠灌田，这就是与凌陂齐名的同丰陂。凌陂在西岸，建于宋。而在东岸建同丰陂，“独数百年来无议及者”，罗所创的同丰陂，是继凌陂之后的重要工程。建成之后，“高田、低田皆无争矣”[55]。1959年，凌陂与同丰陂合建成同凌陂，罗含章主持修建的昌丰陂、恒丰陂、茂丰陂也纳入同凌灌溉系统，发挥更大和更稳定的效益。他亲身踏勘，因地制宜，根据地形、地势、水源、水文的不同修建水利工程，所以取得成绩[56]。
但是南雄的水利建设受到自然生态以及社会生态的严重制约。以前者而言，各种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使陂渠山塘经常受沙土填塞，如果没有常设的管理方式就会废弃。以后者而言，主要河流上的陂塘会与航运发生矛盾。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10《水利》记载：道光4年，距罗含章兴建水利的时间不过十多年，但是“存而食其利如凌陂、通汇塘者十耳”，其它的水利设施大多废弃了，其原因是河流上的淤沙很多，陂圳有利于灌溉，但不利于河水冲沙，河底变浅，“少晴涸，浮舟不足”，从事商业运输的“援舟豪族”，“欲其速朽”，千方百计拔掉陂圳的桩柱，“河多沙底，移坝桩，虽深不难摧”。如果重建水利设施，向民间摊派，“民亦惧其扰”，资金的筹措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虽然明代嘉靖、隆庆间[57]，清康熙间均有政府关于平衡灌溉和航运两者利益的禁令[58]，仍然不能彻底解决这一矛盾。本地土田分散，交通不便，难以传递信息，并缺乏象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强大的宗族制度，南雄的民间社会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水利管理组织，由此减弱了水利设施应对生态环境的能力。所以在明清南雄的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都是由富有责任心的官吏主持进行。在罗含章写的十多篇的陂塘记述中，可以看到即使小小的陂塘，也需要地方官的协调和主导才能建立起来。直到民国，民间的陂塘会之类的水利组织才担当起管理的职能。
(二)对森林资源的砍伐到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
南雄山区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舆地记胜》记载南雄的桂山，“桂木丛发，多取以为药”。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10《山》记载：“马鞍山，“周围五十里，有修竹茂林之胜”，“宝峰……茂林深谷，常产异木，有黄檀、紫梨、枷楠之类”。大致在清中叶，南雄较普遍兴起林木栽培业。道光年间，土纸制造技术传到南雄，道光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之九《物产》：“纸，向无今有。有毛边、山背、润桶、经文、表心各种”，说明道光前后才有造纸。竹子常于冬春间在山地问植，4年后可取竹造纸，20至30年后产竹笋最多。种竹之家，常雇工人专任之。如拔除荆棘，疏通道路，添植竹子于空地，预防火灾，人工不另行给值，概从竹山取之。竹山有大年小年。大年出竹纸颇多，山主靠此获利，工值按比例分之。次年出笋少，制纸不多，全供看山人之需。故山主必两年始有一次收益[59]。油茶：山民每家均种。多选山之表土色泽黑润而有碎石者种之。谓其发育繁盛而树龄长。土质黄则树龄较短，生势也弱。留种于秋间，不用日晒，置于埕中放在干爽地，至春季，茶壳裂芽欲发，取出播种。茶林每年除草一次以防白蚁发生。油桐、竹、油茶均为人工林。杉树，以始兴的“杉材特别坚致润美，允为粤东栋梁之选”[60]。杉树林虽然没有人工栽培，但农民用间伐的方法保护天然林资源。大都于斩伐成材的杉树之后，选其根上较强壮之幼枝而留存，略加人工，疏其横枝，以便天然林继续成长。比较重要的林木栽培还有梅树，“梅……州属所在多植，平田尤伙，大数十围，数百年树寻常。村坞有之。子熟时渍以盐、灰、甘草等汁，北售南赣十之三四，南货佛山十之六七。南雄以梅名天下，此又比户岁收之利，不劳而获者也”[61]。林区栽植的林木还有白果、栗子等。
清中叶起，林区农民专门以林木与土产为生，粮食则靠外调入，如保昌的百顺司，“田亩无几，岁入有限，所恃茶油竹木，为利颇厚，采薪可出户而即获余粮”[62]。始兴东南的清化，盛产杉木，“生息皆赖森林，田少食众，虽值丰年仍需翁源米接济，恃以无恐。”[63]。林区的植被比垦作区保护得好，到1921年，南雄的林区中“有树之山多，无树之山少。林深茂密的森林虽不多见，但不毛之童山亦都全无。南雄衣食得以无缺者，全赖山中材料足以弥补也。”[64]
山区的生态环境却限制了林木的生产。交通不便，大宗林产难于运输出外。没有水运的地方，农民只能靠肩挑，而且在上世纪20年代林区山路很狭窄，竟然不够两人并行。这就大大限制了商品交换的进行。小农经济处于一个极低能量的生态系统里循环，“男务耕稼，女勤纺织，民不甚富，亦鲜极贫”[65]。而在明代中叶以后，珠三角地区已经迎头赶上，商品交易很发达。而粤北在清代仍然处于貌似农工商俱全，而实际上是水准极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66]。
四、结语
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人类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力取决于经济生产的水平和社会组织的程度，以及受制于生态环境的状况。明清时期南雄山区的农业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山农生产仅足温饱，或者温饱尚且不足，不像珠三角的农民那样有充足的生产剩余资金交纳维护水利设施的费用，甚至不能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比坡田维持水土作用大得多的梯田的建设。由于是不重要的经济区域，政府不可能向对珠三角的桑园围那样投入更多的资金。山区自身的地理和社会生态也制约了或者减弱了人们应对环境的能力。所以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南雄山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珠三角地区。
参考文献：
[1]以上据嘉靖《南雄州志》下卷《食货·户口》；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9《户口》。
[2]杨宝霖：《罗贵97家集体南移的时间考证》，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峤岭春秋——珠玑巷与岭南文化》，126～13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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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光绪《始兴乡土志·兵事录》。
[8]光绪《始兴乡土志·氏族》。
[9]嘉靖《南雄州志》下卷《食货·课料》。
[10]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卷》，20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嘉靖《南雄州志》上卷《郡纪》。
[12][13][14][15][16][18][19][20]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15《田赋》。
[17]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参看曾昭璇等：《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21][23][27]郑作周等：《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68页，国立中山大学农科学院，1925年。
[22]乾隆《保昌县志》卷3《气候》。
[24][32]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之九《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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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南雄黄烟志编纂小组：《南雄黄烟志》19页，1988年。
[28]乾隆《鹤山县志》卷7《物产》。
[29]郑作周等：《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58页，国立中山大学农科学院，1925年。
[30]南雄实施燎原计划指导小组：《南雄地理》，12页，1989。
[31]南雄县绿化水保办公室：《南雄水土保持志》10页，1989年。
[33][42]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1《舆图》。
[34][35][38]南雄县绿化水保办公室《南雄水土保持志》13页，1989年。
[36]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17《艺文·诗》。
[37]郑作周等：《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64页，国立中山大学农科学院，1925年。
[38][39][47]乾隆《始兴县志》卷14《编年》。
[40][41]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33《杂志》。
[42][46][49]乾隆《始兴县志》卷4《田赋》。
[43][48]乾隆《保昌县志》卷12《编年》。
[44][45]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34《编年》。
[50]乾隆《始兴县志》卷4《田赋》。
[51]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11《学田》。
[52][57]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10《水利》。
[53]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21《艺文》罗含章《兴修水利诸自序》。
[54]郑斯麦等：《南雄水利志》，7页，南雄县水利电力局，1989年。
[55]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21《艺文》，罗含章：《新开同丰陂记》。
[56]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的农田水利事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116～11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58]《凌陂水利纠纷碑记》，康熙38年12月24日凌陂五堡首事抄刻碑石，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志》，第5卷114页，广东科技出版社，1994年。
[59]郑作周等：《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74页，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1925年。
[60][63]光绪《始兴乡土志·地理》。
[61]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9《物产》。
[62]乾隆《保昌县志》卷1《图经》。
[64]郑作周等：《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77页，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1925年。
[65]乾隆《始兴县志》卷3《风俗》。
[66]陈忠烈：《清代粤北经济区域的形成与特点》，叶显恩：《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