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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的现代阐释、认识当代文艺学理论及方法的建设也具有某些意义。
1955年，叶维廉从香港到台湾大学就读外文系，四年后，进入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做研究生。这时，叶维廉开始了大量的诗歌创作并开始将艾略特等英美诗人的诗译成中文。1963年，获得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硕士学位不久的叶维廉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的诗歌创作班，写诗及译介现代中国诗。次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1967年获得比较文学哲学博士学位，任教加州大学，教比较诗学、英美现代诗、中国诗、诗创作、翻译问题及原始诗歌。从1963年赴美，至1974年春他第二次回台湾讲授比较文学，开始写作后来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的论文《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的十余年间,叶维廉一直不断地向西方翻译、介绍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不断地尝试运用西方批评理论评论中国传统文学和诗学，尝试以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路探讨英美诗歌的美感方式。期间，他相继出版了Ezra
第一方面是叶维廉对中西语言是否具有同等表意功能的系列质疑和思考。这些质疑和思考最终成为他确定他的美学诗学及比较诗学理论框架的重要因素。在研究、批评尤其在翻译中他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依照英语的文法和语法规则译成英文后，原诗的意象、美感形态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原诗所表现的独特的自然律动和真实感甚至无法传释。他就此不断地发问：为什么“中国诗的英译者一直和原诗相悖”？这个疑问使他追究到西方翻译多年来对汉文言古诗的美感经验与形式的一种误读，以及由这种误读产生出的翻译思路：“所有的译者以为文言之缺少语法的细分，词性的细分，是一种电报式的用法——长话短说”，译汉语文言诗时“要通过诠释方式去捕捉其义，然后再以西方传统的语言结构重新铸造”。
汉语文言的句子，尤其在文言古诗中，完全不受限于这种语法的束缚，无需人称代词、冠词、甚至主词；没有词的时态变化；不一定要求句子的连接元素，如前置词、连接词；词的性能可以模棱两可，或一词兼数种词性等等：这些特点使汉文言古诗能和读者保持灵活自由的关系，使读者仿佛与语言处在一种若即若离的语言指义前的状态，使汉文言古诗能最接近自然地表现物象。[1]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连宵风雨恶，
蓬户不轻开。
山似相思久，
推窗扑面来。
我非常喜欢袁枚这首记录瞬息灵感，趣味盎然的小诗，也非常喜欢北京大学许渊中教授韵味深长的翻译；但是将原作与译作比较更会有别样的体会：不同的语言，讲述同样的事情心境，生出的美会有如此差异。这种差异我在试着将许渊中先生《推窗》英译稿再直译成汉语时体会真切：
All
Doors
At
Through
—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唐）王维《鸟鸣涧》
（第一步）
1
2
4
（第二步）
1
2
3
4
（引自CHINSES
By
用这种方法似乎能使译诗比意译方式，譬如前面所引用的两首译诗，更接近汉语古诗的本意。但是翻译依旧要遵循英语的句法。
这些质疑与思考和对翻译问题的质疑与思考相辅相成，引导出了他的美学诗学理论的本相——他以道家知识论中的认知模式，譬如得意忘言、不言而言、言无言、看而知、以物观物等阐释中国传统美学里的空白、无、虚、静等观念；由周易六十四卦的阴阳旁通、互体变爻、四象派生等认知方式与传统美学的义生文外、秘响旁通、含蓄等审美方式的关联中理出了二者思维路向的相同。[5]他也在英美诗歌将美感的主位定于诗人的智心、西方美学追求逻辑的完美以及规律的整齐里，看出了柏拉图二分宇宙现象、亚里士多德把人与现象分离的思维定势。他还明白了庞德、海德格尔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及哲学家是在用中国、东方这面镜子照西方自己的传统，以求对西方传统的更替。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他的理论本相的基本路向：从中西方传统哲学的思维和语言传意方式上探究中西方诗学各自的美感形态，建构既凸现又超越传统的美学诗学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叶维廉比较诗学理论诱发因素的三个方面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都形成于创作、翻译、批评及比较的经验性实践，都出自于具体的问题，都以质疑的方式寻求理论上的答案，都从解决、回答这些具体问题的角度思考；譬如，如何解决翻译中不同语言传意的误差？
三个方面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它们之间还有着相互引发的关系，分开梳理很可能无法本原性的呈现它们对叶维廉形成他独到的美学诗学及比较诗学见解所起的作用。之所以分别细述各种因素，是因为我以为，分别探讨叶维廉这些具体的质疑和思考，即他理论的诱因，研究他的质疑方式，对于整体把握他的理论，认识其在中国美学史文论史上乃至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特别价值，十分重要。同时，对我们重新审视国内当下普遍运用的理论研究方法及态度，也有意义。
首先，叶维廉的创作、翻译、批评及比较实践在他的理论形成过程中是否仅仅只是理论的诱发因素？如果不是，这些因素在叶维廉理论中还起了何种作用？
语言学界认为，汉语史上对声调的认识起于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那时，印度佛教开始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在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译介者发现，我们使用的汉语有四声，而梵文没有。于是，对汉语四声的研究开始了，并且带来了汉语研究的显著进展，引出了音韵学研究，引出了齐梁沈约把声韵研究结果运用在诗文上产生修辞学等的一系列学术事件。[1]可以想象，如果一直没有另一种语言和汉语相遇及比较，如果翻译者不对汉语四声表义功能进行具体的追问，恐怕很难产生汉语四声研究的学问，亦不容易使我们意识到对一种语言本质的认识依赖于把这种语言与其他完全不同的语言的具体比较。经验性的实践、实践中的质疑如此重要；对象的比较、异质的发现和追问如此重要：叶维廉的研究情况与汉语史上四声的发现以及四声理论的形成颇为相似。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有一句话：“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园照之象，务先博观。”周振甫先生将“故园照之象，务先博观”释为：“所以全面观察的方法，务必先要看得多。”释译也许并不完全贴切，但思绪触及方法肯定是对路的，叶维廉理论形成的情况，正与此合拍。《文心雕龙》知音篇还曰：“昔屈平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2“异采”乃与众不同之风采，唯知音可以发现，而“知音”需操千曲观千剑才能成就——其中的道理，我是在梳理探究叶维廉理论如何诱发、形成的过程中真正体味到的。
在英国语言学家雷蒙德·查普曼的《语言学与文学》一书中文版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本书属于导论性质，并不奢望给出所有答案。实际上，文体学批评不提倡人们去求得一切答案。这里只不过打算对解决基本问题提供一些可能的研究方法。也许，学会有的放矢地提问就是学术训练中最为重要的部分。”[3]——这话的意味深长，我也是在梳理探究叶维廉理论如何诱发、形成的过程中领教的。
1955年，叶维廉从香港到台湾大学就读外文系，四年后，进入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做研究生。这时，叶维廉开始了大量的诗歌创作并开始将艾略特等英美诗人的诗译成中文。1963年，获得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硕士学位不久的叶维廉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的诗歌创作班，写诗及译介现代中国诗。次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1967年获得比较文学哲学博士学位，任教加州大学，教比较诗学、英美现代诗、中国诗、诗创作、翻译问题及原始诗歌。从1963年赴美，至1974年春他第二次回台湾讲授比较文学，开始写作后来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的论文《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的十余年间,叶维廉一直不断地向西方翻译、介绍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不断地尝试运用西方批评理论评论中国传统文学和诗学，尝试以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路探讨英美诗歌的美感方式。期间，他相继出版了Ezra
第一方面是叶维廉对中西语言是否具有同等表意功能的系列质疑和思考。这些质疑和思考最终成为他确定他的美学诗学及比较诗学理论框架的重要因素。在研究、批评尤其在翻译中他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依照英语的文法和语法规则译成英文后，原诗的意象、美感形态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原诗所表现的独特的自然律动和真实感甚至无法传释。他就此不断地发问：为什么“中国诗的英译者一直和原诗相悖”？这个疑问使他追究到西方翻译多年来对汉文言古诗的美感经验与形式的一种误读，以及由这种误读产生出的翻译思路：“所有的译者以为文言之缺少语法的细分，词性的细分，是一种电报式的用法——长话短说”，译汉语文言诗时“要通过诠释方式去捕捉其义，然后再以西方传统的语言结构重新铸造”。
汉语文言的句子，尤其在文言古诗中，完全不受限于这种语法的束缚，无需人称代词、冠词、甚至主词；没有词的时态变化；不一定要求句子的连接元素，如前置词、连接词；词的性能可以模棱两可，或一词兼数种词性等等：这些特点使汉文言古诗能和读者保持灵活自由的关系，使读者仿佛与语言处在一种若即若离的语言指义前的状态，使汉文言古诗能最接近自然地表现物象。[1]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连宵风雨恶，
蓬户不轻开。
山似相思久，
推窗扑面来。
我非常喜欢袁枚这首记录瞬息灵感，趣味盎然的小诗，也非常喜欢北京大学许渊中教授韵味深长的翻译；但是将原作与译作比较更会有别样的体会：不同的语言，讲述同样的事情心境，生出的美会有如此差异。这种差异我在试着将许渊中先生《推窗》英译稿再直译成汉语时体会真切：
All
Doors
At
Through
—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唐）王维《鸟鸣涧》
（第一步）
1
2
4
（第二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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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CHINSES
By
用这种方法似乎能使译诗比意译方式，譬如前面所引用的两首译诗，更接近汉语古诗的本意。但是翻译依旧要遵循英语的句法。
这些质疑与思考和对翻译问题的质疑与思考相辅相成，引导出了他的美学诗学理论的本相——他以道家知识论中的认知模式，譬如得意忘言、不言而言、言无言、看而知、以物观物等阐释中国传统美学里的空白、无、虚、静等观念；由周易六十四卦的阴阳旁通、互体变爻、四象派生等认知方式与传统美学的义生文外、秘响旁通、含蓄等审美方式的关联中理出了二者思维路向的相同。[5]他也在英美诗歌将美感的主位定于诗人的智心、西方美学追求逻辑的完美以及规律的整齐里，看出了柏拉图二分宇宙现象、亚里士多德把人与现象分离的思维定势。他还明白了庞德、海德格尔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及哲学家是在用中国、东方这面镜子照西方自己的传统，以求对西方传统的更替。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他的理论本相的基本路向：从中西方传统哲学的思维和语言传意方式上探究中西方诗学各自的美感形态，建构既凸现又超越传统的美学诗学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叶维廉比较诗学理论诱发因素的三个方面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都形成于创作、翻译、批评及比较的经验性实践，都出自于具体的问题，都以质疑的方式寻求理论上的答案，都从解决、回答这些具体问题的角度思考；譬如，如何解决翻译中不同语言传意的误差？
三个方面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它们之间还有着相互引发的关系，分开梳理很可能无法本原性的呈现它们对叶维廉形成他独到的美学诗学及比较诗学见解所起的作用。之所以分别细述各种因素，是因为我以为，分别探讨叶维廉这些具体的质疑和思考，即他理论的诱因，研究他的质疑方式，对于整体把握他的理论，认识其在中国美学史文论史上乃至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特别价值，十分重要。同时，对我们重新审视国内当下普遍运用的理论研究方法及态度，也有意义。
首先，叶维廉的创作、翻译、批评及比较实践在他的理论形成过程中是否仅仅只是理论的诱发因素？如果不是，这些因素在叶维廉理论中还起了何种作用？
语言学界认为，汉语史上对声调的认识起于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那时，印度佛教开始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在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译介者发现，我们使用的汉语有四声，而梵文没有。于是，对汉语四声的研究开始了，并且带来了汉语研究的显著进展，引出了音韵学研究，引出了齐梁沈约把声韵研究结果运用在诗文上产生修辞学等的一系列学术事件。[1]可以想象，如果一直没有另一种语言和汉语相遇及比较，如果翻译者不对汉语四声表义功能进行具体的追问，恐怕很难产生汉语四声研究的学问，亦不容易使我们意识到对一种语言本质的认识依赖于把这种语言与其他完全不同的语言的具体比较。经验性的实践、实践中的质疑如此重要；对象的比较、异质的发现和追问如此重要：叶维廉的研究情况与汉语史上四声的发现以及四声理论的形成颇为相似。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有一句话：“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园照之象，务先博观。”周振甫先生将“故园照之象，务先博观”释为：“所以全面观察的方法，务必先要看得多。”释译也许并不完全贴切，但思绪触及方法肯定是对路的，叶维廉理论形成的情况，正与此合拍。《文心雕龙》知音篇还曰：“昔屈平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2“异采”乃与众不同之风采，唯知音可以发现，而“知音”需操千曲观千剑才能成就——其中的道理，我是在梳理探究叶维廉理论如何诱发、形成的过程中真正体味到的。
在英国语言学家雷蒙德·查普曼的《语言学与文学》一书中文版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本书属于导论性质，并不奢望给出所有答案。实际上，文体学批评不提倡人们去求得一切答案。这里只不过打算对解决基本问题提供一些可能的研究方法。也许，学会有的放矢地提问就是学术训练中最为重要的部分。”[3]——这话的意味深长，我也是在梳理探究叶维廉理论如何诱发、形成的过程中领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