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毛主席为什么提出对《武训传》的批判
2025-06-07 13:51阅读：
2025年6月5号有事去临清唐园，回返时路过冠县柳林镇，正好想再次观瞻一下这位“天下第一奇丐”的风采，于是，我们开车转入到《武训先生纪念馆》。
下车进入大门，一尊巨石上豁然书写着“天下第一奇丐”等大字碑，还有一些名人雅士赞美武训先生的文字碑。纪念馆内游客很少，我们跟随一位女导游边走边听，了解了武训先生艰苦奋斗办义学的壮举。
武训（1838—1896）享年58岁，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现在的冠县）人，一生乞讨三十多年，他乞讨筹款兴办义学三座，有柳林的“崇贤义塾”、杨各庄的“育英堂”、临清的“御史巷”三处义学。当时清廷授予他“义学正”名号、宣付国史馆立传；各级官府、各界名流开始采用种种方式，彰扬其“孝义、节行、克己好义”的道德楷模精神。梁启超亲自为武训立传。对于武训善办义学之举，除清廷授予“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外，各地高层人士纷纷尊崇武训的善举，缅怀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甚至有人尊称他为“武圣人”。
为什么对于这位一生以乞讨举办义学的人以及后来的《武训传》电影在1951年毛主席批示要进行批判呢？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对于当时的政治背
景和社会环境不甚了解，只能查找有关资料。
回来后我查阅到了一位欧阳雪梅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在2020年10月8日发表在“察网”上的一篇文章《毛主席为什么要批判电影武训传》。文章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批判的起因以及号召开展批判电影《武训传》过程以及必要性。由于文章篇幅太长，为便于大家学习了解，我简单归纳了一下篇幅内容。
一、拍摄《武训传》经过
《武训传》原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苦操奇行、“行乞兴学”奋斗精神的正剧，在1948年11月初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停拍，1949年，私营制片厂昆仑公司买下《武训传》的摄制权。在《武训传》剧本修改后重拍前夕的1950年1月4日晚，昆仑公司编导会请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上海军管会文艺界的领导讨论电影脚本。在讨论会上，夏衍即表示：“武训不足为训。”当时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也认为，要拍农村教育片，不如歌颂老解放区模范教师陶端予。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陆万美看了剧本以后，提出“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这说明在重拍《武训传》前关于这个题材大家是有分歧的！
最后修订的电影《武训传》剧情如下：武训五岁丧父，随母亲行乞度日。七岁时求私塾教师收留读书，遭富家子弟驱赶。十七岁在张举人家做长工，结识车夫周大和婢女小桃。武训听说小桃因不识字被卖到张家，武训也因不识字，不仅未领到工钱，反遭管家赵熊毒打。周大见武训被欺，义愤不平，痛殴赵熊后，被打入囚牢。小桃不甘于再被卖身，饮恨自尽。武训痛感穷人不识字的不幸，决心兴修义学，让穷孩子读书识字，免再受人欺骗。他开始唱歌卖艺、装疯卖傻、积钱修学的屈辱生活。
周大越狱后，劝武训投奔农民义军，武训未表同意。10年后，武训积聚的120吊铜钱，被地保侵吞，但他初衷未改，仍一心行乞兴学。20年后，武训购置了一些学田，并积存六千多串铜钱。他去杨进士家门前跪求三日，当地士绅为其精神所动，义学遂告办成。郭知县和张抚台借义学以邀己功，奏报朝廷，清廷因此为武训建牌坊，赐黄马褂，武训在盛典中由疑惑而悲愤，他叮嘱孩子们长大后“不要忘记自己是庄稼人”，丢弃了黄马褂，踽踽而去。
最后，周大率义军火烧张举人家，纵马疾驰，隐没于黄尘中。
《武训传》电影剧中所表现的，于武训的故事之外，还有地主恶霸的穷凶极恶，有太平天国失败后遗留下来的‘响马’的烧杀，有地主家的婢女和武训之间若隐若现的爱情，有地痞流氓的饮酒嫖赌，有武训被张举人痛打后躺在床上发烧而产生的劳动人民入地狱受苦难的梦幻，有婢女上吊时墙外两个女人抱着孩子的‘招魂’，有慈禧太后坐殿时的群臣下跪，有不光把武训的故事演义到漫无边际，而且牵涉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来，反倒使剧情重心转移，把表扬武训的意义大打折扣了。
电影中所表现的读了义学的儿童们不肯劳动，使武训自己也对“义学”怀疑起来，这种欲表扬之而又否定之的表现方法，观众得到的是什么呢？反映电影对武训这个人物的塑造是不成功的。《武训传》影片东拉西扯，有武侠、有神怪、有爱情、有教育，铺张成一部《电影大观》。
有人观后建议：一是不必如此铺张，希望剪裁为一卷；二是武训的幻游地府，传播迷信，应该删去；三是既表扬之而又否定之，使观者莫明其妙。
二、为什么要批判
因为这部电影有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的贡献，也有导演孙瑜和演员赵丹是著名影视人的影响力，1950年底和1951年初，《武训传》在上海上映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做了许多过高的评介。所以，好评如潮，口碑载道，一片赞美颂扬之声。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4月下旬，仅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大众报》、《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等报刊即发表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40余篇，全国各地有上百篇。上海的《大众电影》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
但也说明这样的观念很有社会基础，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集中流露，反映了这个群体的认知水平。
这也引起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注意。
其实，许多报刊也发表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如1951年3月25日，《进步日报》发表了晴籍所写的《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提出异议：“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物跟今天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是多么不相衬？他能在我们要培养的新英雄气概上起点什么作用呢？”文章最后指出，“这个人物不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好传统”。“我们不应该无批判地称赞《武训传》，更不能无条件地学习他。”
有的报刊发文批评道：《武训传》电影所刻画的武训为了乞讨办学的费用，耍把戏、被人骑、磕响头、喝脏水、挨打甚至给地主豪绅长跪不起、哀求等，影片演绎的这种自轻自贱受辱的受苦人形象，是消极的，不是人民群众的主流。当时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阶级斗争尖锐，正在开展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摧毁封建制度；抗美援朝战争激战正酣，面对强大的敌人，需要中国人民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需要发挥先进文化，团结、教育和鼓舞人民，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电影歌颂一个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人物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与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
电影《武训传》播出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后，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毛主席亲自动笔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态度更鲜明；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加强导向作用。社论提出“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同时，对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报》、《北京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大众电影》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的赞扬《武训传》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
虽然影片使用了大量的革命词汇，但由于创作者对革命陌生，不了解革命的本质，加上修改的《武训传》是在一个半成品基础上加工的，潜意识流露的仍然是教育救国的改良思想，把改良与革命嫁接，逻辑混乱，混淆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严重歪曲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模糊了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是弄巧成拙。
同时也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对一个思想混乱、倾向错误的影片“好评如潮”，甚至许多“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也称赞武训的精神，这是毛主席决定要开展批判的关键。
毛主席在社论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武训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他强调，应当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因此，批判《武训传》根本不是什么要“围着武训的死魂灵穷追猛打”，也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影片本身提出了“原则性”的思想政治问题，需要对用革命词句所表达的不正确的史观进行澄清与纠正。
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毛泽东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因此，他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首先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当时的团中央副书记许立群觉得陶行知和影片《武训传》把武训捧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
5月20日《人民日报》的评论还预期：这一场思想讨论将会极大地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水准，丰富我们党的学习生活。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性，使我们了解一个共产党员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应当表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错误是应当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还是应当采取革命的斗争态度。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主席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20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调查，调阅县志，查账本，座谈，形成了4.5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对调查记作了审阅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三、收到的效果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许多人认同发动该批判事件有着深刻的原因，事件本身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在这次时间不长的批判中，没有因思想问题处分人。
这场对《武训传》影片的批判，一是对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二是对文艺工作者进行引导，帮助他们转变立场和感情。三是有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