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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的广大地区，多次进犯汉地。西汉文帝初，匈奴的势力扩展到西域地区，向它们征收繁重的赋税，并把西域作为进攻西汉王朝西北部的战略基地，对西汉构成极大的威胁。
汉武帝为巩固统治，在即位的第二年，就派张骞初通西域。但是张骞在经过匈奴控制的地区时被扣，十年后才得逃回。此后汉武帝对匈奴的政策由防御变为攻击，经过约五十年的战争，击败了匈奴，在河西走廊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又击败了匈奴的属国楼兰，降服了大宛，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迫其远走中亚，从而取代了匈奴对西域的统治权，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基础。汉在西域设都护府实行管理，府治所在为龟兹的乌垒（今轮台）。都护是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其中最有名的是投笔从戎、彻底平定西域之乱的班超。而南匈奴则依附于汉，延续到三国曹魏时期，便有了文姬归汉的故事。唐代于西域设置北庭、安西两个都护府，实行中央对此地区的统治。元代改设为行省，清朝于伊犁设置将军府，到1884年设置新疆省，西域一词渐废。
1864年，新疆发生反清骚乱，中亚浩罕国总司令阿古柏率兵入侵。浩罕国是十八世纪乌兹别克人所建的封建汗国，乾隆时浩罕国曾请求内附，以马向清廷纳贡。而此时浩罕国见骚乱之机可乘，出兵占领了天山南麓八城，成立“德沙尔王国”，觊觎此域己久的俄国也乘机出兵侵占伊犁。清朝在新疆失去了大片地区的统治权，1875年清廷任命著名将领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率兵讨伐阿古柏，收复天山北麓南麓，阿古柏自杀于库尔勒，新疆之乱被平息。浩罕国于次年被沙俄并吞，伊犁则在数年后俄国才终于归还。
左宗棠幕府里有一个幕僚叫施补华，很有才华。他是同治九年的举人，应礼部试不第，愤然西出陇关，充任左宗棠幕僚五年，后又愤于左公听任左右对他的诽谤，乃出天山至阿克苏，辅佐提督张曜数年。施补华可能从来都不会想到，他的此行，会使他与中国书法史结下奇缘。
形如巨型屏风的天山山脉自东向西横贯新疆，把新疆分为南北两部。提督张曜曾派兵多人深入天山，探寻连通天山南北最便捷的途径。光绪五年，有一个执行任务的兵士迷路，在大山中乱转，暮色降临，四处狼嚎，荒不择途，在沟谷中觅得一洞穴避身。天亮后，他从藏身处仰观天日，见峭壁上有斧凿字迹。天明以后他辨清方向，辗转回到营地，
所谓摩崖，就是将山石大致凿平，直接把文字书写其上，凿刻成碑，故其石既不能细腻平整，书刻也不能太工，呈现一派质朴自然的风貌。最有名的摩崖刻石，秦有《泰山刻石》，东汉有《石门颂》、《开通褒斜道碑》、《西峡颂》、《郙阁颂》、《何君阁道碑》，北魏有《郑文公碑》、《石门铭》，北齐有《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北周有葛山、峄山等《四山摩崖》。施补华把他发现的这件东汉隶书石刻，定名为《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诵碑》。龟兹在西汉时臣服于汉，汉设龟兹将军一职进行管理。汉的西域都护府和唐的安西都护府，治所都在龟兹域内。中国国乐的许多乐器来自龟兹，如箜篌、琵琶、笙、笛、箫、鼓等。
施补华发现了《刘平国碑》，大喜过望。他对九十余字的初拓进行研究后，写了《刘平国摩崖跋》，记述了此碑的地理位置、发现时间和经过，以及“得点划完备者九十余字”的喜悦。第二年他又组织工匠，并亲自监督进行拓制，得十余精本，赠送好友，包括北京国子监祭酒盛昱和翰林院编修王懿荣。施补华未曾料到，发现古迹的消息一经传出，千年无人之地竟成了内地嗜古者觅宝之处，纷纷来此捶拓，却大多无精良拓工，拓本深浅不匀，还常作化水状，使刻石遭受到严重破坏。这里地处偏远，嗜古者惊扰了当地村民的平静生活。他们不明白，为何不断有汉人进山捶打这面石壁。施补华一直担心着《刘平国碑》的保护问题，他在离开新疆之前就听说有人在策划凿毁石刻，于是专门修建了木亭挡在刻石前面，并召集居于此地的各族长老，与他们约定，进行有效保护，不使刻石损坏。离开新疆后的1889年，施补华为王懿荣藏本题跋，跋文说，已经离开新疆六年了，《刘平国碑》“损坏与否实不可知”。但是最终还是传来刻石被凿毁的消息，施补华痛惜无比，他根据拓本重刻成木刻版，但是原作风貌已经无法再现，损失永远无法弥补了。
提督张曜是在1884年奉诏离新疆任山东巡抚的，他舍不得失去有才华的施补华，奏请允许施补华随任。清吏部特准施补华随迁。施补华居新疆多年，足迹遍及当年汉代的车师、后庭、焉耆、耐犁、姑墨、龟兹、疏勒等地，与新疆的山川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刘平国碑》被清碑派大师赵之谦收入《金石续录》，更是他一生的荣耀。在离开新疆的途中，施补华写下这样一首充满对艰辛往昔无比眷恋的诗：
“万山回首与云齐，一日东行一日低，
早悟置身千仞表，也应携得上天梯”。
《刘平国碑》又称《龟兹刻石》、《汉乌垒摩崖》、《刘平国治古关颂》、《刘平国开道记》、《刘平国凿孔记》。全碑隶书八行，每行七至十五字不等，其字体横扁，大小参差，波磔收敛，粗细杂陈，疏密纵敛多出人意外，有一种不经意的淳古品格和飘摇飞动的逸趣，加之它斑驳和残缺的面貌，给人以大漠风尘的神秘想象，是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汉代摩崖刻石精品。
这里还要补充说一下，碑文中称此碑立于“汉桓帝永寿四年八月”。但是这一年的六月永寿年号已改为延熹。而地处偏远的龟兹距离长安、洛阳七八千里，不能及时得到改元的诏书，故仍称永寿，由此也可知当时施补华的发现是如何的艰辛与难得！
《刘平国碑》昙花一现的短命历史，给我们的提示是：文物收藏和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业，如果搞成群众运动，造成的只能是灾难性的后果。
汉武帝为巩固统治，在即位的第二年，就派张骞初通西域。但是张骞在经过匈奴控制的地区时被扣，十年后才得逃回。此后汉武帝对匈奴的政策由防御变为攻击，经过约五十年的战争，击败了匈奴，在河西走廊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又击败了匈奴的属国楼兰，降服了大宛，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迫其远走中亚，从而取代了匈奴对西域的统治权，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基础。汉在西域设都护府实行管理，府治所在为龟兹的乌垒（今轮台）。都护是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其中最有名的是投笔从戎、彻底平定西域之乱的班超。而南匈奴则依附于汉，延续到三国曹魏时期，便有了文姬归汉的故事。唐代于西域设置北庭、安西两个都护府，实行中央对此地区的统治。元代改设为行省，清朝于伊犁设置将军府，到1884年设置新疆省，西域一词渐废。
1864年，新疆发生反清骚乱，中亚浩罕国总司令阿古柏率兵入侵。浩罕国是十八世纪乌兹别克人所建的封建汗国，乾隆时浩罕国曾请求内附，以马向清廷纳贡。而此时浩罕国见骚乱之机可乘，出兵占领了天山南麓八城，成立“德沙尔王国”，觊觎此域己久的俄国也乘机出兵侵占伊犁。清朝在新疆失去了大片地区的统治权，1875年清廷任命著名将领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率兵讨伐阿古柏，收复天山北麓南麓，阿古柏自杀于库尔勒，新疆之乱被平息。浩罕国于次年被沙俄并吞，伊犁则在数年后俄国才终于归还。
左宗棠幕府里有一个幕僚叫施补华，很有才华。他是同治九年的举人，应礼部试不第，愤然西出陇关，充任左宗棠幕僚五年，后又愤于左公听任左右对他的诽谤，乃出天山至阿克苏，辅佐提督张曜数年。施补华可能从来都不会想到，他的此行，会使他与中国书法史结下奇缘。
形如巨型屏风的天山山脉自东向西横贯新疆，把新疆分为南北两部。提督张曜曾派兵多人深入天山，探寻连通天山南北最便捷的途径。光绪五年，有一个执行任务的兵士迷路，在大山中乱转，暮色降临，四处狼嚎，荒不择途，在沟谷中觅得一洞穴避身。天亮后，他从藏身处仰观天日，见峭壁上有斧凿字迹。天明以后他辨清方向，辗转回到营地，
所谓摩崖，就是将山石大致凿平，直接把文字书写其上，凿刻成碑，故其石既不能细腻平整，书刻也不能太工，呈现一派质朴自然的风貌。最有名的摩崖刻石，秦有《泰山刻石》，东汉有《石门颂》、《开通褒斜道碑》、《西峡颂》、《郙阁颂》、《何君阁道碑》，北魏有《郑文公碑》、《石门铭》，北齐有《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北周有葛山、峄山等《四山摩崖》。施补华把他发现的这件东汉隶书石刻，定名为《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诵碑》。龟兹在西汉时臣服于汉，汉设龟兹将军一职进行管理。汉的西域都护府和唐的安西都护府，治所都在龟兹域内。中国国乐的许多乐器来自龟兹，如箜篌、琵琶、笙、笛、箫、鼓等。
施补华发现了《刘平国碑》，大喜过望。他对九十余字的初拓进行研究后，写了《刘平国摩崖跋》，记述了此碑的地理位置、发现时间和经过，以及“得点划完备者九十余字”的喜悦。第二年他又组织工匠，并亲自监督进行拓制，得十余精本，赠送好友，包括北京国子监祭酒盛昱和翰林院编修王懿荣。施补华未曾料到，发现古迹的消息一经传出，千年无人之地竟成了内地嗜古者觅宝之处，纷纷来此捶拓，却大多无精良拓工，拓本深浅不匀，还常作化水状，使刻石遭受到严重破坏。这里地处偏远，嗜古者惊扰了当地村民的平静生活。他们不明白，为何不断有汉人进山捶打这面石壁。施补华一直担心着《刘平国碑》的保护问题，他在离开新疆之前就听说有人在策划凿毁石刻，于是专门修建了木亭挡在刻石前面，并召集居于此地的各族长老，与他们约定，进行有效保护，不使刻石损坏。离开新疆后的1889年，施补华为王懿荣藏本题跋，跋文说，已经离开新疆六年了，《刘平国碑》“损坏与否实不可知”。但是最终还是传来刻石被凿毁的消息，施补华痛惜无比，他根据拓本重刻成木刻版，但是原作风貌已经无法再现，损失永远无法弥补了。
提督张曜是在1884年奉诏离新疆任山东巡抚的，他舍不得失去有才华的施补华，奏请允许施补华随任。清吏部特准施补华随迁。施补华居新疆多年，足迹遍及当年汉代的车师、后庭、焉耆、耐犁、姑墨、龟兹、疏勒等地，与新疆的山川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刘平国碑》被清碑派大师赵之谦收入《金石续录》，更是他一生的荣耀。在离开新疆的途中，施补华写下这样一首充满对艰辛往昔无比眷恋的诗：
“万山回首与云齐，一日东行一日低，
早悟置身千仞表，也应携得上天梯”。
《刘平国碑》又称《龟兹刻石》、《汉乌垒摩崖》、《刘平国治古关颂》、《刘平国开道记》、《刘平国凿孔记》。全碑隶书八行，每行七至十五字不等，其字体横扁，大小参差，波磔收敛，粗细杂陈，疏密纵敛多出人意外，有一种不经意的淳古品格和飘摇飞动的逸趣，加之它斑驳和残缺的面貌，给人以大漠风尘的神秘想象，是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汉代摩崖刻石精品。
这里还要补充说一下，碑文中称此碑立于“汉桓帝永寿四年八月”。但是这一年的六月永寿年号已改为延熹。而地处偏远的龟兹距离长安、洛阳七八千里，不能及时得到改元的诏书，故仍称永寿，由此也可知当时施补华的发现是如何的艰辛与难得！
《刘平国碑》昙花一现的短命历史，给我们的提示是：文物收藏和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业，如果搞成群众运动，造成的只能是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