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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以新《桂林访骆公》

2021-01-29 12:2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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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访骆公

1984年我去广西梧州讲学，专程绕道桂林。此行并非为看甲天下的山水，而是为书法问题拜访李骆公先生。


李骆公这个名字响彻全国，是“文革”后期的事。中日两国于1972年建立正常关系，开始了文化交流。1973年中国出土文物展在日本举办，引起轰动。1974年，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出面组织赴日书法展，向各省征集作品，广西送交的是李骆公先生创作于“文革”前的作品《毛主席词〈蝶恋花〉》。这是一幅大篆加象形文字的书法作品，在文化部的审查中，中央文革文艺组组长王曼恬给作品扣上了“丑化毛主席诗词”的罪名，并报告给“文化革命旗手”江青。江青看后勃然怒斥道：“这是鬼画符！”要求对李骆公进行批判，并禁止他的艺术活动
。这一年，轰动全国的“黑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黄永玉的一眼睁一眼闭“仇视社会主义”的猫头鹰和宗其香“为林彪招魂”的三只小老虎，成为批判的重点。紧接着就是对李骆公这幅书法的批判，文化部专门下发了红头文件，文件还特别下达他在广西下放的灵川县。然而，那时广大民众已经开始自觉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自治区政府领导贺亦然、黄云以拖的办法对他进行保护，期间还派自己的子女去看望他。因此，李骆公不但未被“批倒批臭”，反而随着红头文件而声名远播。

我与李骆公先生的“缘”是天津美术学院。我于1973年分配到天津美术学院工作，它的前身是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李先生是它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的身边集聚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美术家，这便是以后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和天津美术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那时他叫李立民，是位有功力的油画家。1957年他成了Y派，改名骆公，取骆驼行路艰难之意。油画没有资格再画，他选择了新的方向——仅只方寸的篆刻，进行着不求闻达的耕作。李骆公先生的为人，在天津美术学院的老教师中具有极好的口碑。我对他的篆刻和书法都十分景仰，见到他那幅受批判的书法《蝶恋花》，更认定这是一件非常严谨而又有创意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装饰美和飞动的态势，线条则具有很浓的金石趣味，把绘画的审美理念融在书法结体和笔法中，正与我当时的追求相合。

文革结束，各地纷纷落实政策，天津美术学院许多老教授希望他能回到老学校来任教，然而却迟迟不见他回归学校。于是在他被批判的十年之后，我去桂林拜访了他。

我用招待所的电话与李骆公先生取得了联系，电话是天津美术学院王之江教授提供的，王教授反复叮嘱我转达希望他回天津的心情 。我自报家门后，电话那头的李先生很高兴，热情欢迎我到他位于叠彩山侧的家中见面。但是到了楼群中，却怎么也找不到记着门牌号的纸条，不得已只好去派出所打听。民警警惕地盘问我的身份，直到明白我来自李先生早年工作过的单位，才为我指点了方位，并且抱歉地解释：“李先生是我们广西的大名人，重点保护对象，不得不慎重一些。”

见到李先生后我说起这个经过，他大笑：“他们把我当作大熊猫了”。看得出他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他很有兴致地打听天津老同事的近况，但我说起大家希望他回天津的话题，他却抑制不住愤怒了。李骆公先生早年就读于上海美专，后赴日学习油画，回国后任教于东北大学，解放后任教于地处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任美术系主任、天津美协副主席。1957年跌入谷底，文革也在劫难逃。1969年贯彻毛主席“六·二六”指示，他及全家随从医的夫人迁往广西。文革后，广西率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李骆公的艺术创作热情之火迸发，成为广西的名流。他满怀希望地回学校办理“右派”纠正手续，不料大受挫折。当时的人事处长要他先承认57年的错误，对他呵斥道：“要是没有错误，能把你划成右派吗！”从此他绝了回津的念头。说到此，李先生的眼眶中浸出了泪花。

李先生大我26岁，但却认真地和我讨论教学和创作。因我在学校除国画外还兼授书法，谈话涉及面很广，让我受益匪浅。谈话间，来了两位慕名求教的青年，各持一卷书法习作请李先生点拨。打开一看，都是模仿的“骆公体”。李先生有些不快，他说：“今后不要再这样写，世上有一李骆公足矣，哪要那么多。历史上遗留了那么多好作品，那才是你们学习的方向”。他在信纸上开列了一列碑帖目录，叮嘱两个年轻人：“这是我的建议，你们可以依照自己爱好去选择，回去认真临习吧”。

年轻人走后，我说：“您那句‘一李骆公足矣’说的很有哲理。”他说：“不是哲理，而是真理。艺术贵在独创，而追随者往往因盲目而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李骆公体”是一个独创。李先生从“反右”后即集中精力从事篆学研究。他以传统的金文大篆为基础，夸张和添加象形因素，用于篆刻。之后，他又把他的研究成果施于书法，发挥中国笔墨用水的特点，创造了独特的“墨法”，形成了两边浓、中间淡的线条，透明感、立体感极强的草篆用笔。“骆公体”是一种极端个性化的艺术类型，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性。

话题又转向书法的构思问题。书法要不要有构思？ 李先生说：“书法和绘画同是美术，必有构思的过程”。他有一句话称“平生最爱构思苦”。我说：“我从那幅受到批判的《蝶恋花》中看到了艰苦的构思过程，从整体布局到单字的造型，从笔画的伸缩到字间的避让、呼应，都经过苦心策划，惨淡经营，然后在‘不经意’中完成”。他大笑，引为知言。

告别的时候，李先生特意从案上的几件作品中选了一件《桂林山水甲天下》赠我，说：“谢谢你来桂林看我，留个纪念”。钤印时他十分认真，用特制的折角尺框定正位方向，然后慎重地落下印章，这样印文不会有任何偏斜。完美，正是他对艺术的追求。

李骆公先生逝于1992年，但是他的“篆学”研究对于书学界的影响将是久远的。天津美术学院最终未能迎回这位不寻常的先辈，实在是一件憾事。


傅以新《桂林访骆公》
傅以新《桂林访骆公》
注：因原作不知下落，前一幅为巨型砖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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