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创作的想法，跟我对爱情一样。
创作像爱，是随时、随地、随意的。
一开始我并不这么想。大学刚开始写作时，我觉得写作前要斋戒沐浴、寡欲清心。写每一个字都要呕心沥血、如雷灌顶。
那时我不到20岁，是个文学院的学生。没课的下午，我坐在图书馆的窗前，看着窗外一大片草地，和窗内更大片的典籍。我拿起一本比我还重的书，搬冰箱似地放在桌上。然后可以一动不动地，看到晚上十一点。
当时我觉得，只有经典才是文学，而文学好过现实世界。当我能读到罗密欧与茱丽叶的凄美爱情，谁管班上联谊的对象是哪一系？当我能欣赏《湖滨散记》的字字珠玑，谁要跟朋友去清境农场健行？大学四年，我交了很多女朋友，但她们都死了。或者说因为她们是书中人物，所以从来没有活过。
而我，似乎也活得不真实。
大学毕业后去当兵，没办法整天坐在图书馆研究文学了。在早点名、晚点名、莒光日、夜行军时，我手中拿的，从小说变成步枪；嘴巴念的，从《三国演义》变成《三民主义》。但这并没有妨碍我胡思乱想。那时开始，我研发了一种身心分离术：口中可以高唱「缅怀先烈莫辜负创业艰辛，发扬光大尤赖我」，心里想的却是伊莉莎白和达西先生倒底会不会在一起？
那一刻我体会到：文学的感觉，未必要靠文学的情境。
当完兵后我去美国念企业管理，离文学当然更远了。每天必读华尔街日报，我总是忍不住，花了不成比例的时间，读最后一页的作家采访或新片影评。那时候上课的讲义很多，根本没时间读教科书，更别说读文学书。但我还是请朋友寄给我年度的小说和散文集，企图赶上台湾作家们脑子里的东西。
坦白说，那两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能写出句点。那时觉得我的写作生涯，大概就此告一段落。
但虽然我江郎才尽，生命却依然精彩热映。当留学生时，我认识很多留美华人。我们在新大陆过着高科技的舒服生活，心情却像满清末年般寂寞空虚。我没时间把这种心情写成故事，却开始把一些画面、声音、对话、情境，三言两语地记在笔记本上。那两年，我记了40本笔记本。这一页是「边际报酬递减法则」的曲线图，旁边一页是一对华裔夫妻吵架的实录。
那两年，我没有完整的作品，却有很多零散的观察。毕业后我时间多了，就把那些观察写成了《旧金山下雨了》。
《旧金山下雨了》之后，我体会到创作未必要卧薪尝胆、即知即行。如果生活方式不容许我们创造「作品」，那我们就先经营「感觉」。就像爱
创作像爱，是随时、随地、随意的。
一开始我并不这么想。大学刚开始写作时，我觉得写作前要斋戒沐浴、寡欲清心。写每一个字都要呕心沥血、如雷灌顶。
那时我不到20岁，是个文学院的学生。没课的下午，我坐在图书馆的窗前，看着窗外一大片草地，和窗内更大片的典籍。我拿起一本比我还重的书，搬冰箱似地放在桌上。然后可以一动不动地，看到晚上十一点。
当时我觉得，只有经典才是文学，而文学好过现实世界。当我能读到罗密欧与茱丽叶的凄美爱情，谁管班上联谊的对象是哪一系？当我能欣赏《湖滨散记》的字字珠玑，谁要跟朋友去清境农场健行？大学四年，我交了很多女朋友，但她们都死了。或者说因为她们是书中人物，所以从来没有活过。
而我，似乎也活得不真实。
大学毕业后去当兵，没办法整天坐在图书馆研究文学了。在早点名、晚点名、莒光日、夜行军时，我手中拿的，从小说变成步枪；嘴巴念的，从《三国演义》变成《三民主义》。但这并没有妨碍我胡思乱想。那时开始，我研发了一种身心分离术：口中可以高唱「缅怀先烈莫辜负创业艰辛，发扬光大尤赖我」，心里想的却是伊莉莎白和达西先生倒底会不会在一起？
那一刻我体会到：文学的感觉，未必要靠文学的情境。
当完兵后我去美国念企业管理，离文学当然更远了。每天必读华尔街日报，我总是忍不住，花了不成比例的时间，读最后一页的作家采访或新片影评。那时候上课的讲义很多，根本没时间读教科书，更别说读文学书。但我还是请朋友寄给我年度的小说和散文集，企图赶上台湾作家们脑子里的东西。
坦白说，那两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能写出句点。那时觉得我的写作生涯，大概就此告一段落。
但虽然我江郎才尽，生命却依然精彩热映。当留学生时，我认识很多留美华人。我们在新大陆过着高科技的舒服生活，心情却像满清末年般寂寞空虚。我没时间把这种心情写成故事，却开始把一些画面、声音、对话、情境，三言两语地记在笔记本上。那两年，我记了40本笔记本。这一页是「边际报酬递减法则」的曲线图，旁边一页是一对华裔夫妻吵架的实录。
那两年，我没有完整的作品，却有很多零散的观察。毕业后我时间多了，就把那些观察写成了《旧金山下雨了》。
《旧金山下雨了》之后，我体会到创作未必要卧薪尝胆、即知即行。如果生活方式不容许我们创造「作品」，那我们就先经营「感觉」。就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