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1

我一直想写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中的人们。他们生活在世俗世界之外，有着自己独有的生存模式。他们追求灵魂的安宁，而忽视红尘的喧嚣。他们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活的理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自己的灵魂求索。不进入他们的世界，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
虽然《西夏咒》中的每一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形，但正如曹雪芹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要知道，这些看似是呓语疯言的东西，其实是另一个群体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你不妨将他们名之为“形而上的人”。不过，他们的存在并不是无意义的。他们代表了某一个人类群体的灵魂求索。写他们时，我焚香沐浴，澄心洁虑，一片虔诚，但完稿后我才发现，那文本，竟然变成了我想都不曾想到的模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写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由不了自己。我的每本书，都有着各自的宿命或命运轨迹。
真正的作家仅仅是个母亲。他只能为腹内的孩子提供养分，却无法按自己的习好设计孩子的长相和性格。不过，他至少要做到一点：尊重对方的人权。他和自己的孩子应该是两个有主权的国度，可以对话，可以交流，可以援助，但不可以侵略。
同样，我也不想侵略我的孩子。
我只想说明一点，这本书，跟我别的作品一样，是用我的生命孕育的。我没有任何游戏的成分。它代表了我对那个独特世界的独特体悟。需要强调的是，《西夏咒》中的那个看似荒诞的世界，其实也活在每个人的心里。
人生是个巨大的虚无，同时也是现实的存在。在那存在和虚无之间，定然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一个作家想说清它，也许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我终于还是将它渗透在书中的那些胡言乱语中了。你自可不焚香，不澄心，但要相信，我是在一种极度虔诚中写此书的。
《中国作家》原副主编杨志广先生在临终前给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的信中称：“《西夏咒》的确是雪漠很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从文学角度看非常的特色、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倾注了真诚、灵魂与心血。”
如果说《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的写作是投入了我的生命的话，那么《西夏咒》的写作便是融入了我的灵魂。写它时，我一直处于一种激情喷涌的状态。
它源于心灵的真诚，从不曾有故弄玄虚的机心。彷佛，它本来如此，非关人力。我的所有创作，只是在坐上禅修的间隙所为，更是我禅修的另一种方式。在写作和人格修炼之间，我更看重后者。
所以，表面看来，它虽有数稿，但那所谓的修改，仅仅是冷静后的艺术打磨，更是一种机缘上的等待。我一直不敢轻易外寄，总怕不理解的编辑会亏待了它，坏了缘起。
感谢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和编审们的理解和宽容，才使它有了面世的机会。
明眼的朋友可以看出，它似乎跟时下的那种小说不太一样。但至少，它宣告着雪漠已经走出了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再一次“打碎”了自己。

2

在我的前半生里，我有过三次对自己的“打碎”。
我第一次打碎的，是对生命的妄想。
我曾在《狼祸》“序”中谈到了这一点：

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锁呐声、嚎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讯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那是个可怕大洞。侍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虽然我“理”上对生命的打破很早，但“事”上的真正体验却源于我深爱的弟弟陈开禄的去世。
弟弟很想吃官粮，故名“开禄”，但他奋斗到死，也仍是一个农民工的身份。求禄者无禄，善良的愿望，总是被命运撞个粉碎。
我曾在《大漠祭》的“后记”中写到过：

“弟弟的死，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我的人生观，并改善了我的生存质量。掩埋了弟弟不久，我的卧室里就多了个死人头骨，以充当警枕。它时时向我叫喊‘死亡！死亡！’，提醒我死亡随时都会像光顾弟弟那样光顾我。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我做一些事情，总要算算值不值得浪费我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因此，我才能对西部文化的各个领域做相当的研究，且多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
“弟弟留在人间的，除了不满三岁的女儿和才出生两个月的儿子外，还留下了几页日记。他死后，房子、家具、衣物……一切都成了别人的，甚至包括他的妻子。但那几页日记却是他的，上面记载着他心灵的挣扎。这使我忽然感悟到生命的易逝和文章的相对永恒。
“为了供我上学，弟弟过早地离开学校，去卖苦力。他的死击垮了我，很长一段岁月，我处在半痴呆状态。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每看到乌鸦啥的，我就当成是弟弟化的，总要像鲁迅《药》中的老女人那样和它对话。那时唯一的快乐在梦中。因为梦中的弟弟活着。虽说他阴沉着脸，不和我说一句话，但我还是盼望常做这样的梦。痛苦的是，这梦也很稀罕，后来竟绝迹了。”

那时，“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这种幻灭感的改变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文学的意义亦然。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引自《狼祸》“序”）

3

我第二次打碎的，是对“文坛”的幻想。当我发现自己向往多年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登上”的文坛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神圣时，我有两年时间写不出一个字来。
我在《狼祸》“序”中曾写到这一点：

老有圈外人问我：文坛究竟咋样？我答：有善有恶。善者，可比菩萨；恶者，欺世盗名。
他又问：善恶之比如何？整体评价咋样？
我默然。
但私下里，我对文坛还是有评估的。我之标准，是《佛子行三十七颂》，其中有一颂如是说：

“伴彼若使三毒长，并坏闻思修作业，
能转慈悲令丧失，远恶友是佛子行。”

可见，“恶友”的标志：是一旦与之接触，则贪婪、嗔恨、愚痴三毒增长，慈悲心消失。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进入文坛，不久，我吃惊地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开始堕落：我多了贪，开始在乎文坛的排名；多了嗔，当你的作品被人恶意糟踏时；多了痴，一日日地迷失了自我。复归到西部小城后，我竟然失却了先前的那份宁静和超然。
按《佛子行》的说法，我显然遇到了“恶友”，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显然又不恶。粗看来，那一个个单个的个体，分明都不坏，有的甚至是明显的好人。可奇怪的是，当我再一次进入文学圈子，仍会不知不觉间向下滑落。
这是很怪的现象。当一个群体不能使与之接触者渐趋高尚，反倒使贪嗔痴“三毒”增长时，说明它定然出了问题。
《佛子行三十七颂》还提到了应该接触的“善知识”：

“伴彼若令恶渐尽，功德犹如月初增，
则较自身尤爱敬，依善知识佛子行。”

显然，这种“善知识”，在文坛上也有不少。但无异，他们并不占主流地位。否则，文坛是不会增长人的“贪嗔痴”的。
我清醒地促使自己去分辨哪是善知识？哪是恶友？但我失望地发现，但我面对个体时，我都能从他们的身上发现闪光点，但综观文坛整体时，仍觉有一种令我增长“三毒”的浓浓的氛围。换句话说，时下的中国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许多“善”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被那风气“腌”透，进而繁衍出一种“恶”来。更可怕的是，被腌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异化，反倒乐此不疲地趋之若鹜。
当这种不好的风气占主流地位时，就会形成一种有利于这风气运行的潜规则。进入这规则的任何一个外物，其命运只有两种：你要保持清醒独立，远离规则，那规则就会忽视你的存在，像上海作家李肇正，著大文300万言，至死都得不到评论界的关注；要么，你由遭遇“恶友”而潜移默化，终而成为“恶”的来源。
我曾虔诚地想进入文坛，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文坛之后，却又想决然地远离它。因为，我的信仰和智慧告诉我：所有滋长“贪嗔痴”的外物和外境，都定然是“恶”的，是必须要远离的。我逃离时的那份急切，如脱了枪口的小鹿，只想找个密林深处，静静地舔舐伤口。

那所谓“密林深处”，便是我的关房——专门用于与世隔绝地闭关。在最近的二十年间，我总有一处不为任何人——包括家人——所知的关房。我常常离群索居，闭关清修。
在前两次“打碎”后的多年里，我更是完全地离开了文学，全身地走入了宗教。那时，我总是经年累月，深入禅定。妻急了，老是吼：你咋不写？入一辈子定有啥用？释迦牟尼要是没有《大藏经》，还算佛吗？在她的干预下，我才重新拿起笔来。
就这样，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我几乎投入了全部的生命来实践我认可的某种真理。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写作《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的二十年，也是我进行人格修炼和智慧求索的二十年。那二十年中，我是在禅修的间隙里写作的。许多时候，每天禅修四座，每座近三个小时。闭关期间，我甚至每日禅修二十个小时以上。
我曾修过八年的小乘禅定和十二年的密乘光明大手印，并得到了高僧大德的印证。
也许，要是没有这种人格历练和智慧修炼，我仅仅是个庸碌的凉州人。因为身边多知足常乐得过且过者。我的四周，充斥着猜拳喝酒和麻将的轰鸣。除了自省和重塑人格之外，我几乎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助缘。
需要说明的是，我后来才发现，文坛既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神圣，也不像“打碎”时的那样令人绝望。它还有一定的底线，更不乏我向往的光明。真的。我身处穷乡僻壤，却遇到了那么多的帮我的好人。我不认识评委，却获了那么多的奖。我一个西部的农家子弟，能有今天的成绩，便得益于那些我生命中的“贵人”。
借此机会，我向帮过我的所有“贵人”致敬！

4

我第三次打碎的，是宗教对我的桎梏。
关于我的宗教之旅，我曾在《白虎关》“后记”中写道：

多年来，我一直进行在“朝圣”途中，而从不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某年，我朝拜了五台山的几乎所有寺院，但我没记下一个名字。只记得，数十天里，我宁静地走在那“朝”的途中。当然，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于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圣仅仅是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而消融了小我。
更多的时候，我的朝圣都选择偏僻而冷落的所在。因为只有当自己拒绝了喧嚣而融入宁静时，你才可能接近值得你敬畏的精神。我曾许多次接近朝圣的目的地，却选择了远望静思，而后转身。因为我朝的不是那几座建筑，或是那几尊佛像。不是。我在向往一种精神并净化自己，这也许是真正的朝圣。我心中的圣地，已不是哪个地域，而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命运中不可亵渎或碰撞的所在。它仅仅是我期待、遥望、向往的某种东西的载体。我生命中汹涌的激情就源自那里。
多年来，我研究了世上十多个有名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蓍那教以及佛教的几乎所有流派。我甚至深入到了它们的支流和深层。我不仅仅是在研究，更是在实践印证。我的“行”与“学”，是想汲取一种能滋养人类灵魂的养分。宗教被制度化之后，已成为一种远离真理的教条化存在，都失去了其本有的精神，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和镣铐。当然，被制度化的文学同样如此。宗教的真正精神是追求绝对自由，即任何外现和存在都干预不了主体的独立、宁静和大自在，这才是真正的解脱。宗教被制度化后，却远离了这种精神。繁冗的教条使宗教变成了心灵枷锁，而世俗的欲求又使宗教成为另一种“买卖”。数以亿计的信仰者，其目的，仅仅是想用那点可怜的信仰铜板，换来金山般的福报。更可怕的是，制度化宗教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信仰”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贪婪“诱因”。我们知道，几乎所有能发酵欲望的贪婪诱因，都是罪恶。因此，我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题记”道：“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作家的创作自由亦然。当世上所有的制度、规矩、外现、存在，只能成为创作主体的养分，而不是枷锁和镣铐，也即所有外现干预不了创作主体的独立心灵时，自由才可能产生。自由是心灵独立后的产物，是“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仅仅是个信仰者，而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教徒”。我仅仅是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而从来不愿匍匐在“神”的脚下当“神奴”。我最不爱听消解了“智慧”主体而满口宗教词汇的那套话语。
当我用“行者加学者”的身份契入超越宗教名相的真正精神，达到一种难用言表的境界时，写作就成了我的信仰。在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文学的功利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宗教之制度化垢病，抛弃哲学之繁琐，文学之虚浮，成为一种能“直指人心”的东西。它简单，澄明，干净，质朴，超越名相，能春雨润物般为灵魂提供一种滋养。
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

如上所说，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之后，我终于进入了宗教的核心，却发现：那些制度化宗教也是滋生罪恶的温床。虽然宗教中洋溢着真理的光明，但同时充斥其中的，多是迷信的大众，更不乏罪恶的细胞。
在制度化宗教中，我也经历了诸多的莫名其妙：我曾用一个作家黄金买不来的几年生命写了两本书：《我的灵魂依怙》和《大手印实修心髓》（甘肃民族出版社）。它们很快被翻译成了英文。对它们，宗教文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为贡唐仓大师撰写年谱的藏学家、原《甘南报》主编纪天材先生就说它们揭示了千年来佛教不曾明示的诸多奥秘，是佛教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必将在佛教文化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加拿大佛教学者孙万朋博士认为，那两本书对濒临灭绝的香巴噶举文化进行了抢救、挖掘、整理和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文化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孙博士著文称：“香巴噶举历来以实践为主，不图虚名，历时千年传承至今，保存了最系统、最完整、最纯粹的大手印传承。雪漠既是受益者，也是传承链上的重要一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吸收了人类诸多优秀文化的精髓，更经过了十几年如一日的修证实践，无论其‘教’和‘证’，以及其胸怀、其见地、其学养，都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宗教实践者。”一些大德也对作者进行了肯定、印证和授权。许多读者更是爱逾性命，视若珍宝，还有人——如山东的古之草——为它写了上千篇文章。该书翻译为英文后，国外学者也专程前来西部，拜会作者，请教问题。
但同时，那些想靠宗教谋利者，对它们却视如毒蛇猛兽，高价收购，或埋入地下，或打成纸浆，或抛入大海，原因是书中有着跟他们的宗教观不一样的真理光芒――大手印见。而大手印是破除名相、反对迷信的――真正的真理，肯定远离迷信和盲从。佛教是无神论，它一向反对迷信，提倡智信。而那些搞“精神控制”的邪教，恰恰是利用了人们的迷信心理，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按佛教的“法印”来甄别，许多贴着“佛”的标签者，其实是附佛外道，他们盗取了佛的“名相”，贩卖的，却是邪教货色。
更有甚者，其诋毁和诽谤我的作品的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它能让读者对作者生起大信心。这样，在他们眼中，雪漠便成了跟他们争夺“饭碗”的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前者高价收购予以珍藏，后者高价收购予以销毁。结果，一本定价只有48元的初版书，竟被炒到五千元以上。
这一幕，跟《六祖坛经》中的某些内容惊人的相似，可见宗教中的许多陋习由来已久了。
同样的滑稽，也反映在对我涂鸦“墨迹”――我从不曾自称“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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