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是危险的”丹尼斯-奥本海姆
2007-08-18 10:06阅读:
与三十年前塞拉(Serra)的《倾斜的拱》有着相类似的论辩。在塞拉(Serra)与奥本海姆(Dannis
Oppenheim)的时代之间,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专业的艺术权威们,虽然视自身为艺坛精英,但在公共艺术的受众中却只占有很少的席位。越来越多艺术组织的委员们,他们更倾向于具象艺术,因为这种形式的艺术,人们能够很快地就了解到艺术作品的内涵,它们表现了传统的主题或对于一些地方事件给出一些无关痛痒的描述。比如《连理枝》这件作品,作者最后只能通过给形象重新漆色来减轻它所要表达的有关各种族的潜在含义。无论是一个教会、一件衬衣或一个婚宴蛋糕,奥本海姆的公共艺术面临着一些挑战。
哥让特:争议是否改变你的创作方式呢?因为你改变了为教会所写创作《罪恶之源》题目。
奥本海姆:引发争议并不是我的初衷,这不是我观念基准体系的一部分。即使公共艺术通常一开始被看作是激进的、令人忧虑的、具有革命性的,但在随后的时间里却依然被看作是优秀的艺术作品。我曾做了大量公众委托的作品,那时候,我从事公共艺术比其它任何艺术形式都要多,但是我又有一点怀念在博物馆和美术馆或画室里的创作。可以说我的百分之九十的设想,最终都被否决,否决并不意味我没有赢得竞争,通常是某些环节出现了困难,我对此并不理解。
这是一个讲不清楚的话题。在这个时候,艺术创作主体似乎是某种文化语境下的宠儿,他们远离惊世骇俗的举措,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已卷入了官方的纷争中。在画室的艺术家们,过去一向举世无争,习惯于让有关部门决定可以做、能做的事情。我有点疑惑,当一个艺术家提出具有革新性的设想时却被否决,理由是建筑师以经开始动手了。
也许,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公共艺术的决定权在建筑师手里,尽管如此,他们通常并不准备把具有挑战性的设计融入到建筑中,建筑师不想因为艺术品的缘由而使其的建筑黯然失色。当然,他们更不允许艺术品凌驾于它。但是,好的作品应该有各种元素的融入,所有这些裁决者,现在从各处集中到一起,也许是一件好事。对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们才将是面临的挑战。
在欧洲,博物馆的馆长们基本上才有公共艺术的决定权,市长想知道将放置怎样的作品,馆长回答道:“你为何不先看看它的名字呢?”这样就使得公共艺术纳入政治性的规则中,同时它也成为了其力量体系中的一部份。非常有趣看到一些官方的组织,拒绝一些真正的出色的艺术家,相反,选择一个没有才华的当地人。这就是所谓的《倾斜的拱》。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艺术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造诣。这很容易理解,一个处于领导层面的人更偏向于没有任何质疑、保守的艺术作品,虽然说起来也没有那么严重,但它却反映了一定的事实。在一个艺委会中可能只有一位专业人士,而其它的人都一致的倾向于具象的艺术作品。
我曾说过由于费用较高,装置艺术并不容易运作。当你从事某种形式的艺术一定时间后,某些掌握话语权的人才会出来支持你的艺术。很多时候,作品拥有的特质并不总是符合“博物馆或美术馆的艺术”,所以它们并不被支持,评论界也一样。因为他们认为公共艺术的决定权在于官方,而官方对于公共艺术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厌烦过多地去谈论它。所以,公共艺术有很多压力要面对。在这种混淆了建筑和雕塑的情况下,是否有新的艺术法则的诞生,对此我也不太确定。
哥让特:你说的“曲解” 指的是什么?
奥本海姆:我并不认为艺术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很多作品并不尽人意,从一个转向另一个,最后你不得不试着找寻新的出路。地景艺术的提出与公共艺术的设想有些相冲突:大地艺术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所有你拥有的只是一张图画——在建筑前你没地方放置它,且亦不愿为此与官方商讨。公共艺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我来说,仅仅作为一种符号象征般的东西,那时我做了大量装置作品,在博物馆里举办了很多展览。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情形:似乎在公共艺术领域里你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为什么那么多有争议的作品是在博物馆中完成的呢?有很多试验是很有趣的,它们并不总是飞机场的“休息场所”。坦白的讲,公共艺术对我来说还有一丝神秘。
现实可能非常令人沮丧。在艺术上由于缺乏洞察力、审美训练和经验,人们很难对个体在于艺术上的创新不怀有否定的态度。你发现自己在削弱作品的锐度,而后再也不想去创作它。我意识到进入创作时我已经被驯服了,几乎所有,不同程度让步了事。有些人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建筑师也不这样认为,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到此。优秀的艺术家,尤其那些像我一样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生长起来的一代,在抽象表现主义之后,成为了不确定的个体,他们不愿受到任何人、任何方式的压制。
有时候,我想停止这一切,被各种事情纠缠着让人很不痛快。例如,当你参加一个艺术委托会,你想,“除非得到这个佣金,否则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如果我知道,正在做的事将不被许可,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去做就因该有实现的可能。”说来奇怪,在你谈论时你已在妥协了。这就是大地艺术为何如此有市场,你出去做就行了,而公共艺术,艺术受众的表现简直可以称其为一种可怕的灾祸。
哥让特:公共艺术是真的为公众而作,还是仅仅为了艺术?
奥本海姆: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以前曾想为公众创作自己想要的那种艺术作品的时候,这个作品对于艺术本身来说是有意义的,这就是说,作品的指向可以并不直观,这只是在避开所谓的麻烦,如果不这样做,我将做一些喜闻乐见的东西。我觉得艺术家通过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取悦于众,那么他们就是在欺骗公众,因为他们没有向大众展示最优秀的作品,而为公众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现在,当我坐下来思考艺术方向的时候,就会转入一个非科学的领域,它变得十分不切实际,需要有一定的氛围,再也无法用感官直接感知。建筑师也是如此,他们无法建造一些东西,但却可以在理论上建构它。每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创作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偶尔也会鼓励自己,“好的,来吧,让我们使其付诸实施吧”。但我认为工作上的困难源于公众,源于很难确定,很难立刻就预料到将来的情况。相悖的是,这就是艺术家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想挑战传统,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跳上马,用旅行去度过余生,去找寻新的、未知的领域。
哥让特: 有人说公共艺术的问题就在于它是永久性的而非暂时性的。
奥本海姆:卡斯帕·库恩宁(Kaspar
Koening)又一次提到,最好的公共艺术应该像一个雪人。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雪人,每一个人都能与之交流、对话,然后他融合回归到自然之中。我猜想,如果《倾斜的拱》的完成才过了五年,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们也许会试着去学会适应这样的作品。也许,在一些事情的过程中,人们将学会怎样去理解、接受这些东西。然而在大多数的委托人中,只有很少的人认为公共艺术是永久性的艺术。
哥让特:《倾斜的拱》受到了一定的攻击是因为它是抽象艺术,我们必须承认,赋有象征性的艺术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观众,而在你这里却走向了相反的一面。
奥本海姆:你说的这个常发生于具象艺术,具象艺术主题明确,公众可以通过分析得出一些自己的理解。但对于抽象艺术就很难了,《倾斜的拱》是一个稳定的姿态,形式下有着潜在的本质意义。不幸的是,它遭遇到一群把它当作障碍的人。无论如何,这些否定和《蓝色衬衣》上得到的拒绝不太一样。也许你要问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到,为什么不认为他们会从相反的一面来理解我的作品?这就要回到先前我已提到过的,你只是投入到创作中,去思考一些问题,坦白地说,你并不会想到哪些事情将会发生。
当一个人被一件艺术作品所吸引,抽象的或具象的,这是艺术家在起作用。有些人会跟你说,你在作品中看到的是对的,另一些则不想对其它别的过激的事情负责,他们有着其艺术作品被阐释和创作的他们自己的轨迹,这就是我在斯坦福所感到的,那里有很多争议还在继续。
如果你要问问艺术权威,是什么使一件艺术作品变得举足轻重,他们也许会说,在理智或精神层面得到了某种满足,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达到了以前他们从未达到的境界。这些仅仅从作品中感悟到的东西,对公众来说并不容易。你希望公众达到这一点,但往往事与愿违,在听完一场古典音乐会,我确定我亦未能完全领会所有的旋律主旨。我不是一个鉴定家,当你意识到你在某些方面并不是权威的时候,你就能融入到公众中,而后发现艺术有多么的奇妙,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实现过。如果我们把握住发生在建筑革新中所带来的启示,现在已是小小的复兴了。那我们当下的建筑将会十分令人激赏。所以,为什么在建筑上有止有行,到公共艺术这里却被当作问题来处理?
公共艺术是危险的,特别是当它特别巨大的时候,在美术馆的作品展示中,你可以忽略一些作品的存在,就好像没有看到过一样。而公共艺术就永远在那儿了,无所谓你注意与否。事实上,确实没有什么地方来冒这个险,若有也要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这里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大部分材料的过大以至于不能预见未来的情况,当然,你也可以做模型,但是作品在动手以后,你几乎没机会再去改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