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之我见——萧红寂寞的叙事诗
2006-12-27 17:49阅读：
《呼兰河传》之我见
——萧红寂寞的叙事诗
《呼兰河传》是悲情女作家萧红 (1911—1942）[1]
后期的代表作，是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抒写的一部叙事诗式的长篇小说。她用自传的性质，以较为成熟的笔触，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
萧红善于观照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以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清新、明丽、前桥、沉郁的艺术特色，以及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丰厚的文化内涵。
《呼兰河传》正是这样，通过儿童的叙述与成年人的眼光，成人思想和孩子语气，成人观点和孩子视角的交织，形成了《呼兰河传》独特的风格：明净但不肤浅，深入而不复杂，始则轻松，继而一点点沉重起来。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
“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这一句几乎可以看作是全篇的主题词。
萧红有一个寂寞的童年，从《呼兰河传》里我们可以看到萧红的童年：1911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一个愚昧、麻木、落后的小镇里，一个具有封建残余思想的畸形家庭中，出生了一个不安分的小女孩——这样的出生似乎已经注定了她一生的寂寞。这个女孩来到人间后，从来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得到过父爱与母爱。她那缺乏人性的父亲对她总是十分冷漠；她的生母对她也总是恶言恶色。她的祖母不像别的老人家那么慈祥，当她三岁的时候，她喜欢用小手指在窗纸上捅个小洞，她觉得那窗像面小鼓，用手指嘭嘭地捅破了，很好玩。她的祖母看她这样，就拿一枚大针站在窗外，专门等着刺她的小手。[2]
这种没有抚爱、没有温情的不正常的童年生活，深深的刺伤了她幼小而敏感的心灵。
而在这个缺乏抚爱的家庭中，唯一疼爱小萧红的人，只有她的祖父（张维祯）。
祖父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很疼爱小孙女，他喜欢和孩子们开开玩笑，他的眼睛永远是笑盈盈的。祖父也是萧红第一任启蒙老师，祖母死后，小萧红硬要搬到祖父屋里住，这一老一小就并排躺在被窝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陶醉在中华民族古老诗歌的境界里。[3]
“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种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4]寂寞从此像烙印一样深深留在她心灵上，即使许多年过去了，即使她从最北端走到了最南方，她仍然是寂寞的。所以，从情感上来说，萧红一生都在追寻“爱和温暖”。这导致了《呼兰河传》不是像沈从文那样透着纯纯的乡土气息的乡土小说，她在小城的寂寞中还有一种骚动，小说中的“我”通过不断地叙述自己的意图，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从而得到关爱。
在寂寞中，萧红唯一可以把握的，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以寂寞的心境，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所以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几乎竭尽全力地抓住一个又一个童年细节，像要抓住些什么，把自己从虚无中解救出来--只有细节，才是切身的、确凿的、真实可靠的，尽管并不一定是快乐的。
萧红以香港，同时以《呼兰河传》作为生命的终结，也是一种必然，“〈呼兰河传〉不仅反映了她的童年时代的苦闷情绪，而且反映了她在香港时期的悲伤心境。”[5]
她对《呼兰河传》的整个写作过程，就是向终点（死亡）和起点（童年）靠近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她一方面为生命终结作预备，一方面又保持着她的过去，重复她的过去──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奇特的结构：向着死亡，也就向着出生。这种空间结构有效地打破了时间的线性结构，“对临死的经验伴随着童年记忆中花园的钟声”。[6]
在外辗转漂泊了多年以后，萧红的产生了回归渴望，在《呼兰河传》里化为一种奇特的虚拟语气，“仿儿童语气”：句式单纯明晰，显得稚拙，有时又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写严寒，写街，店铺，学堂，尤其是那个泥坑，这样由此及彼，没有中心，漫无边际而不厌其烦的絮絮讲述，似乎只有孩子，而且是寂寞的孩子，才会这样。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7]
这几句看似平淡无奇，甚至有点重复的话语，实则透露了多年以后的萧红对祖父依旧缠绵与惆怅的深情，以及内心一直的寂寞。
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成人思想对孩子气的破坏，也多少暗示了回归童年的不可能：现实是破碎的，记忆同样是破碎的。用话语返回的，终究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字家园。因而在《呼兰河传》的结尾，还有一种相当明显的犹疑、不确定的语气，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萧红清醒的幻灭感：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8]
蝴蝶、蚂蚱、蜻蜓；小黄瓜，大倭瓜；露珠、太阳、红霞；有二伯、老厨子、磨官以及邻居们，这些曾经构成了萧红的童年空间；如今，这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不可捉摸，“事事显得特别真切，又都显得特别的模糊”。这种不确定的语气（也许），怀疑的语气（是不是），生疏隔离的语气（听说、不知、不晓得），再次强调和突出了香港和呼兰河之间的空间距离，以及童年和成年之间的时间距离。
从某个角度看,《呼兰河传》应该是一个破折号,一切戛然而止。《呼兰河传》是萧红想要回去的梦;而事实是,这种返回永远无法真正抵达。“这是你的家……可是在你的记忆之外它存在吗?”
至此,萧红只好诉诸笔端、只好自我了结。《呼兰河传》最后“尾声”部分短短四百字,出现了十几个“了”字,是萧红的无奈,也是她的放弃。“了”是既成事实,谁也无法改变；萧红与命运抗争了一辈子,也不能改变自己寂寞的处境,她只能就此了断。再多的不甘,再多的留恋,再多的希望,也只好一了百了。只留下一部绝吟的记忆故园的叙事诗《呼兰河传》——以其间的万端人事、重中风情,透露着萧红那爱美、爱生命、爱自由而终归寂寞的凄婉情感。
[注释]：
[1]
萧红(1911年6月2—1942年1月22)，原名张廼莹，另有笔名田娣、悄吟，黑龙江呼兰县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流离。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42年，历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31岁。《呼兰河传》发表于l940年萧红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之后不久。《呼兰河传》及实现到文学史上少有的以风俗为主要描写对象，也是一部以抒情为特征的乡土小说。
[2]
见萧红：《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二节，漓江出版社，2004年
[3]
见萧红：《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七、八节，漓江出版社，2004年
[4]
见萧红《〈呼兰河传〉序》，
8页,5页,5-10页，漓江出版社，2004年。
[5]
[6] 肖凤等:《名人名传丛书·萧红》,第10页,第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萧红：《呼兰河传·尾声》，漓江出版社，2004年。
[8]
萧红：《呼兰河传·尾声》，漓江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