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炎黄后裔周期轮流执政现象-1
2022-03-31 16:46阅读：
炎黄后裔周期轮流执政现象
对于上古传说时代伏羲、炎帝、黄帝、尧、舜、太昊、少昊、蚩尤等帝王，古史记载存在着许多混乱。上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辨”学派提出许多疑问和考辨，受西学和唯物论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商代以前的神话传说统统抹去，而以原始社会代之。
“古史辨”学派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相对于黄帝等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氏在古代典籍中晚出，战国中期以前的典籍中，《论语》、《墨子》、《左传》、《国语》、《孟子》等对伏羲未置一词。察遍春秋战国乃至以后资料，如《庄子•箧》、《韩非子•六反》、《吕氏春秋
•离俗鉴》、《风俗通义•
三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潜夫论•五德志》等等均言神农，而无炎帝，因此不得为信史。
随着现代考古发现，史学界对于上古史的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近年来，古代文明的探源和对古帝世系的研究又成为热点，但由于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缺陷，许多问题仍聚讼不止。王剑在《太昊伏羲考辨——兼及古史帝王世系研究中的问题》中说，从伏羲在神话传说中的遗存、传世文献的记载及其在上古帝王世系中地位确立过程中可以看出，伏羲的原型是宇宙本原和起始的意象和观念，亦即“元气”，伏羲的形象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神到帝的演变，是古代人们历史意识不断丰富的结果。西汉刘歆根据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新五德终始说将伏羲附援于太昊，重新排定古史帝王世系，确立了太昊伏羲“百王之先”
的地位。对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古史帝王世系，应参照考辨，去伪存真，廓清历史真相。
《周期论》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发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炎黄后裔周期轮流执政现象。
第一，相对于黄帝等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氏、炎帝在古代典籍中晚出引发的思考。“古史辨”学派所提出的“相对于黄帝等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氏在古代典籍中晚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为什么伏羲氏、炎帝在古代典籍中晚出？是伏羲氏、炎帝在历史上根本上就不存在？还是人为因素呢？
王剑在《太昊伏羲考辨——兼及古史帝王世系研究中的问题》中对太昊伏羲并称及其在古史帝王系统中地位的确立解析说：
我既已说伏羲
是上古创世神，历史上未必确有其人，那么他又是如何进入历史，被列入上古帝王世系，并被推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呢？这就要从伏羲与太昊的并称和太昊的身份论起。
在先秦可靠的典籍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太昊与伏羲并无任何瓜葛。荀子当生于战国之末，他在《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两名共见一书，自非一人。
太昊，古籍中或记为“太皞”，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东夷是上古在中原可堪与华夏抗衡的部族，它与华夏的交往十分频繁，并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对此，学界已无疑义。东夷部族世居之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皞之虚也。”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淮阳今存太昊墓。周代以后，其后裔属地渐次东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顼，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各支才逐渐被鲁、齐、越等国吞并，融入华夏。《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也就是说，这时东夷各支已不再以独立的实体存在，成了华夏族的“编户”，与华夏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华、夷的交融和合，东夷的祖先和首领太昊、少昊等也纳入到华夏的古帝序列中。
在可靠的史籍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并称为一体的，乃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刘歆与其父刘向俱为西汉学者，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世经》存录于《汉书•律历志下》。在《世经》中，刘歆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突破传统的以黄帝为历代帝王之首的体系，以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与神农并称，列于黄帝之上，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
上古帝王世系的建立，始于战国。战国时阴阳家邹衍按照五行说以五帝配五方，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此之谓“五德终始说”。《史记•历书》：“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自此以后，人们都以这种学说作为王朝建立的合法依据。按照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都如此推演王朝更替：黄帝得土德，夏禹得木德，商汤得金德，周文王得火德，秦得水德。但是这个推演顺序到了汉代出现了问题：一是从邹衍所构建的古史帝王世系看，所叙述的只有黄帝、夏禹、商汤和周朝四代。而其后直到西汉，人们的古史观念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认为在黄帝之上还有伏羲氏、神农氏和炎帝等古圣帝王，三代以前“三皇”、“五帝”依次代立，《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只叙述黄帝以来的四代，未能全部涵盖，因而需向上推演，重新排序。二是邹衍是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相克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排列帝王世系的，五行相克相胜，则在政权更替上倾向于革命。而刘歆所处的西汉末年，刘汉皇室政权危机，外戚王莽势力强大，因而有“异姓受命”和同姓“更受命”的争议，禅让说一时兴盛。刘歆与王莽关系至密，任王莽“国师”，是禅让说的主要支持者。为了给王莽代汉提供合法依据，刘歆提出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从《世经》可知，刘歆排列的帝王世系如下：太昊伏羲氏为木德，炎帝神农氏为火德，黄帝轩辕氏为土德，少昊金天氏为金德，颛顼高阳氏为水德；帝喾高辛氏为木德，帝尧陶唐氏为火德，帝舜有虞氏为土德，伯禹夏后氏为金德，成汤为水德；周武王为木德，汉朝为火德。刘歆在排定这个世系次序时，是先否定汉兴之初依五行相胜说所定汉为土德的说法，确定汉为火德，那么代之者应为土德，王莽自称为虞舜苗裔，帝舜土德，故王莽宜为土德，这样王莽代汉而立成为必然。（王剑在《太昊伏羲考辨——兼及古史帝王世系研究中的问题》）
综合王剑的论述结论是“伏羲是神而不是人”。王先胜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中阐明了四个重要观点：一是中国神话就是中国的远古历史。王先胜说：“中国古人将天上与人间对应起来，人死后即上天（当然是统治者）成神，并照管后人，而天上的星象也与人间祸福相依，星（包括太阳）神即祖神。所以神即是祖先，祖先都是天神。神的历史即祖先的历史，神的关系即祖先的关系，中国神话就是中国的远古历史。”
王先胜的格言是：“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换句话说王先胜的论点是以史前考古作基础的，现代考古印征了神话传说中的祖先神即是祖先。
二是夏商周时代的古史体系皆源于黄河流域远古文化，红山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传说时代古史体系。王先胜说：“传说时代（正统）历史在夏商周时期记录下来，夏商周皆源于黄河流域远古文化，所以“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与渭水流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非常吻合。也许正是炎、黄、蚩大战导致和深化了这种深刻的民族和历史记忆。北方的红山文化因受仰韶文化影响而与传说历史相关，红山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传说时代古史体系；长江中游因蚩尤、祝融部南下而进入古史体系，但大溪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古史体系；长江下游因“禹杀防风”而进入古史体系，但良渚文化（防风氏）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古史体系。”
王先胜这个观点说明伏羲氏、炎帝在古代典籍中晚出的根本原因是红山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传说时代古史体系而造成的。
三是神农与炎帝合并、伏羲与太昊合并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之需。王先胜说：“太昊与伏羲合并、炎帝与神农合并（合并的原因应该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即《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和《淮南子》所排五方天帝的需要）、少昊即帝挚，‘三皇五帝’的总体排序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
、
少昊（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尧、舜（女娲为伏羲妹或妻，同时代；共工、祝融总在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王先胜还说：“神农相当于裴李岗时期，无确凿的考古学文化可指。伏羲早于神农，距今约一万年前，其时已产生太极八卦、参历、十月太阳历，可能有一种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关。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为太昊文化。神农与炎帝合并、伏羲与太昊合并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之需。”
王先胜这个观点揭示了神农与炎帝合并、伏羲与太昊合并是早期期的“大一统”政治文化原因。关于史化了的神话中，一切发明均归于三皇五帝的现象，金荣权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中说：（帝俊）“子孙以自己的才智开创了人类的新时代，使他的部族从低级的朦昧时代一步一步坚实地跨入野蛮时代，并向着文明时代挺进。帝俊生禺号虎，禺号虎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山海经•大荒西经》）。这些已经足够了，舟、车、歌舞、琴瑟、百巧、种植，从食到行，从劳作到歌舞，无不闪烁着智慧之光。由此可见帝俊部族的发达及文明之先进。这些发明没有一项记在帝俊头上，而都归功于他的各个子孙们，这与史化了的神话中，一切发明均归于三皇五帝全然不同，而显得实在、可信。”
四是古人排“三皇”、“五帝”有很明确的倾向性、选择性。王先胜说：在古代神话传说中，蚩尤的影响很大，相关的古代文献资料也很多，但是蚩尤却没有进入任何一种“三皇”、“五帝”序列，证明古人排“三皇”、“五帝”有很明确的倾向性、选择性（蚩尤与炎帝相争、与黄帝相战，是个反面人物，故不被中原正统历史编入“三皇五帝”）。之所以“三皇”、“五帝”有各种不同的人选，其原因也在于此，即它与作者的倾向性有关。以前据此而否定“三皇五帝”的某种真实性（即它们可能代表一些族群的祖先历史），认为古人是在随意编造历史，显然是没有读懂古人的缘故。如果注意到中国有着辽阔的国土、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众多的民族、族群（即使仅以黄河流域而言也是如此），其在古代出现各种不同的“三皇”、“五帝”人选也就不奇怪了。相反，这种情况可能恰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王先胜写《“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说明“炎黄大战”在《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作用，今天我们节取了其中几个观点，却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伏羲氏、炎帝在古代典籍中晚出的道理——因为中国神话就是中国的远古历史，——因为夏商周时代的古史体系皆源于黄河流域远古文化，红山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传说时代古史体系，——因为神农与炎帝合并、伏羲与太昊合并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之需，——因为古人排“三皇”、“五帝”有很明确的倾向性、选择性，所以伏羲氏、炎帝不仅是神话，而且确实是先于黄帝的始祖，伏羲氏、炎帝在历史典籍中晚出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
第二，伏羲氏、炎帝为什么最早出现在汉代的典籍中？我们先看王刚的论述：
最早记载伏羲的是出于战国中晚期的《庄子》，然庄子此公好古，“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所言伏羲，亦虚亦实，亦神亦人，大都是托名设譬，借以形象说理，未可当作信史。
《庄子》之后的典籍，如《管子》、《荀子》、《商君书》诸书所记伏羲，或为由《庄子》移入，或为秦汉所掺。《易•系辞》托名孔子所作，其实大部分为秦汉间人所撰。《系辞下》记载伏羲功业最著：“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段话影响甚大，但叙述伏羲功业如此全面系统，当出于秦汉年间，不会早于《庄子》。
《史记》从黄帝记起，不为伏羲作传，所记伏羲有两处，均系引前人所言。《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封禅书》中借管仲言：“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司马迁治史严谨，由于当时对伏羲传说语多谶误，难以辨识，虽不否认，但记之存疑。
东汉班固《汉书》突破《史记》的界限，将上古帝王从黄帝推至伏羲，至此，伏羲开始登上官定正史。《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言：“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详见下析）《汉书•古今人表》中首叙伏羲，次列炎、黄，以伏羲为历史源头，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因而他是百王之先，而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白虎通义》言：“三皇者何谓也，伏羲、女娲、神农是也。”把伏羲推到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
那么刘歆为什么要将伏羲与太昊并称呢？刘歆根据当时人们的古史观念，将古帝的代序从黄帝向上推，认为最古的帝王应是伏羲。同时按照他的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理论，帝王应从木德始。于是他从两个方面找到依据，一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鸟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刘歆据此而推：“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以太昊为古帝之首。二是从《易传》中找到依据，《易传》曰：“帝出乎震”，震为东方之卦，五行属木。按五行相生之序，首为木，且太昊为东方之帝，“东方曰夷”，故太昊配木德。又《易•系辞下》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所以刘歆接着说：“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伏羲就是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太昊伏羲氏继天而立，神农、黄帝皆继太昊伏羲而立。
东汉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赞》和荀悦的《汉纪•高祖纪》对刘歆创立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的过程均有记述，荀悦言：“及至刘向父子，乃推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汉，宜为火德。其序之也，以为《易》称‘帝出乎震’，故太昊始乎震，为木德，号曰伏羲氏。”刘歆从其政治目的出发，将伏羲与太昊相附而并称，推之于古代帝王世系之首，其后班固引之于《汉书》，后世史籍相继采从此说。但是，刘歆此说并非是完全无据的妄说，今天来看，对刘歆的说法应有如下认识：首先，它是当时人们历史意识的表现，随着人们历史意识的丰富，司马迁从黄帝开始排定帝王世系已不足以反映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上古帝王，因而需要再向上推溯，重新安排上古帝王世系。其次，如上所述，伏羲传说本始于南方楚地，而太昊是东方夷族的先祖，随着战国、秦汉时民族血脉和文化大交流融汇，伏羲与太昊的传说合流成为可能，司马迁仅以华夏先祖黄帝为全体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已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民族和合、文化融汇的实际情况，而以太昊伏羲为百王之祖，表现了当时民族统一、文化主脉已经形成。其三，刘歆排定的古帝王世系宣扬了“圣王同祖”的思想，将先王古帝同纳于伏羲一系，有利于民族凝聚，文化一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