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轻轻地走进尘封的中国话剧史时，不难发现这里留下了太多太多天津印记，天津的人、天津的事、天津的建筑已然成为了中国话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叔同、张彭春、曹禺、黄佐临、焦菊隐这些闪耀的名字，都是天津生、天津长，虽然他们最终都没有留在天津，但在他们的人生和作品中却处处留有深深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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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轻轻地走进尘封的中国话剧史时，不难发现这里留下了太多太多天津印记，天津的人、天津的事、天津的建筑已然成为了中国话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叔同、张彭春、曹禺、黄佐临、焦菊隐这些闪耀的名字，都是天津生、天津长，虽然他们最终都没有留在天津，但在他们的人生和作品中却处处留有深深的天
津烙印。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即曹禺的《雷雨》与《日出》与天津建筑的关系：
《雷雨》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很多人认为这个故事肯定发生在老上海，然而事实上《雷雨》却发生在天津卫。 1910年9月24日曹禺出生在天津，本名万家宝[曹禺这个笔名是其1926年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使用的笔名]，父亲万德尊是清末的留日学生，与阎锡山等人还是同学，回国后曾任黎元洪秘书，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曹禺出生后的第三天，母亲就去世了，从此跟随继母与仆人们生活。天津卫的娱乐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西洋话剧、歌剧、舞剧，中国戏曲、曲艺随处可见，曹禺从童年开始便对和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论是上流社会的堂会，还是三不管的剧场里，都是曹禺最愿意光顾的地方。尤其是1924年以后，曹禺进了南开中学的新剧社，师从于张彭春先生，技艺大增。由于父亲的特殊关系，思想进步的曹禺很小便对上流社会的生活了如指掌，为其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终于在1933年曹禺正式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巨著《雷雨》，那么《雷雨》中的周公馆有原型吗？答案是肯定的。多少年来，无数曹禺研究者都把《雷雨》中的周公馆和周朴园的原型定格在天津的实业家周学熙身上。但是《雷雨》毕竟太有名了，周家后人皆极力否则自己家与周公馆的关系。最后不得不由曹禺亲自出面呈请，由于万家和周家在天津是世交，自己在写作中只是借鉴了周家兄弟在英租界的那所大房子而已。我想这样的答案，无论是《雷雨》研究者，还是周家后人应该都是满意。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周学熙到底是什么人，周家为何会成为《雷雨》周公馆的原型？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的话来说，周学熙是“华北工业之父”。周学熙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得到袁世凯的赏识，纵横于官商两届，从1898年始先后任开平矿务局会办、总办，山东大学堂总办﹐直隶工艺总局督办。1906年到1908年间周学熙在天津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在北京创办了京师自来水公司，大力振兴民族工业。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其两次出任财政总长﹐成为袁世凯财政政策的主要执行人和制定者。袁世凯死后，周学熙逐渐淡出政坛专心实业救国，先后创办规模宏大的华新纱厂和中国实业银行，并附设“永宁保险公司”，总行设于天津。之后又与比利时商人合办耀华玻璃公司，产品远销美国、日本、菲律宾及南亚各国。
由此可见，周学熙是一个成功的民族实业家，在与外商的长期竞争中，他的头脑始终保持着清醒，从不卑躬屈膝。清朝末年，国家的军工业和民工业迅速，而水泥的来源基本都是靠进口来维持的，清政府尝试开办的水泥厂因经营不善而停办。有鉴于此，周学熙暗下决心重新开办中国自己的水泥厂，地点选择在唐山。正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英国商人骗占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水泥厂。识破了英国人的诡计，断然拒绝在合约书上签字，并愤而辞去了矿务局总办的职务。后来周学熙吸取教训，在天津创立了启新洋灰公司，成为行业龙头，一雪前耻。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记述了一件周学熙大义灭亲的壮举：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打天津，胡佛、德璀琳等人设计将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逮捕”关在了太古洋行一间旧厨房里，然后逼迫其签订了《出卖开平矿务局合约》。身为张翼亲家的周学熙，得知这件事后，不顾亲戚之谊，毅然向袁世凯和清政府做了报告，要求收回开平矿务局。虽然后来经历了一场荒诞的海外官司，最终开平矿务局还是落入了外商之手，但周学熙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确实可圈可点的[具体详情请参看我以前的文章《建筑背后的历史之白宫里的天津总统》]。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曹禺的另一部巨著《日出》，其故事的发生地恰好也是在天津，唯一不同的是地点从天津的英租界回到了法租界。曹禺写《日出》时，他正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白天为学生们上西洋戏剧等课，晚上就写剧本，经常通宵不眠，双眼熬得通红。整个剧本历时4个月顺利完成，平均每月写一幕，每写成一幕即寄给由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登载。
曹禺再次把他熟悉的天津卫写入了剧本。在《日出》的初版开头作者引用了老子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可见迈出家门的曹禺对这个社会的认识更深刻了，他不仅熟悉上流社会的食肉者贪婪，更加切身感受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足者，他万分的同情他们。《日出》不再是发生在家庭的故事，曹禺把视角投向了整个社会，要“不足者”和“有余者”共处一堂。于是曹禺便把他熟悉的天津法租界惠中饭店当成了故事的发生地的原型，该建筑由天祥股东李魁元和周振东、康振甫等人合资兴建，1931年开业，店内有客房100多间，设中餐、西餐部及舞厅、露天电影。其接待对象多为妓女、交际花、官僚买办、富商之类，大部分房间都是长期租用的，真正流动的旅客并不多，属于当时上流社会的游乐场所。在《日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陈白露所住的房间应该就面向劝业场的，楼下的老电车，对面的兴业银行、交通饭店，解放路上的交融危机、四面钟后的悲惨凄凉，三不管里的流氓混混。不信，您可以拿着《日出》中的砸夯歌去问问老天津卫，他们肯定会告诉你：“以前咱天津卫盖房子都唱这个！”
老穆
《雷雨》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很多人认为这个故事肯定发生在老上海，然而事实上《雷雨》却发生在天津卫。 1910年9月24日曹禺出生在天津，本名万家宝[曹禺这个笔名是其1926年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使用的笔名]，父亲万德尊是清末的留日学生，与阎锡山等人还是同学，回国后曾任黎元洪秘书，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曹禺出生后的第三天，母亲就去世了，从此跟随继母与仆人们生活。天津卫的娱乐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西洋话剧、歌剧、舞剧，中国戏曲、曲艺随处可见，曹禺从童年开始便对和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论是上流社会的堂会，还是三不管的剧场里，都是曹禺最愿意光顾的地方。尤其是1924年以后，曹禺进了南开中学的新剧社，师从于张彭春先生，技艺大增。由于父亲的特殊关系，思想进步的曹禺很小便对上流社会的生活了如指掌，为其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终于在1933年曹禺正式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巨著《雷雨》，那么《雷雨》中的周公馆有原型吗？答案是肯定的。多少年来，无数曹禺研究者都把《雷雨》中的周公馆和周朴园的原型定格在天津的实业家周学熙身上。但是《雷雨》毕竟太有名了，周家后人皆极力否则自己家与周公馆的关系。最后不得不由曹禺亲自出面呈请，由于万家和周家在天津是世交，自己在写作中只是借鉴了周家兄弟在英租界的那所大房子而已。我想这样的答案，无论是《雷雨》研究者，还是周家后人应该都是满意。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周学熙到底是什么人，周家为何会成为《雷雨》周公馆的原型？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的话来说，周学熙是“华北工业之父”。周学熙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得到袁世凯的赏识，纵横于官商两届，从1898年始先后任开平矿务局会办、总办，山东大学堂总办﹐直隶工艺总局督办。1906年到1908年间周学熙在天津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在北京创办了京师自来水公司，大力振兴民族工业。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其两次出任财政总长﹐成为袁世凯财政政策的主要执行人和制定者。袁世凯死后，周学熙逐渐淡出政坛专心实业救国，先后创办规模宏大的华新纱厂和中国实业银行，并附设“永宁保险公司”，总行设于天津。之后又与比利时商人合办耀华玻璃公司，产品远销美国、日本、菲律宾及南亚各国。
由此可见，周学熙是一个成功的民族实业家，在与外商的长期竞争中，他的头脑始终保持着清醒，从不卑躬屈膝。清朝末年，国家的军工业和民工业迅速，而水泥的来源基本都是靠进口来维持的，清政府尝试开办的水泥厂因经营不善而停办。有鉴于此，周学熙暗下决心重新开办中国自己的水泥厂，地点选择在唐山。正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英国商人骗占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水泥厂。识破了英国人的诡计，断然拒绝在合约书上签字，并愤而辞去了矿务局总办的职务。后来周学熙吸取教训，在天津创立了启新洋灰公司，成为行业龙头，一雪前耻。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记述了一件周学熙大义灭亲的壮举：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打天津，胡佛、德璀琳等人设计将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逮捕”关在了太古洋行一间旧厨房里，然后逼迫其签订了《出卖开平矿务局合约》。身为张翼亲家的周学熙，得知这件事后，不顾亲戚之谊，毅然向袁世凯和清政府做了报告，要求收回开平矿务局。虽然后来经历了一场荒诞的海外官司，最终开平矿务局还是落入了外商之手，但周学熙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确实可圈可点的[具体详情请参看我以前的文章《建筑背后的历史之白宫里的天津总统》]。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曹禺的另一部巨著《日出》，其故事的发生地恰好也是在天津，唯一不同的是地点从天津的英租界回到了法租界。曹禺写《日出》时，他正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白天为学生们上西洋戏剧等课，晚上就写剧本，经常通宵不眠，双眼熬得通红。整个剧本历时4个月顺利完成，平均每月写一幕，每写成一幕即寄给由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登载。
曹禺再次把他熟悉的天津卫写入了剧本。在《日出》的初版开头作者引用了老子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可见迈出家门的曹禺对这个社会的认识更深刻了，他不仅熟悉上流社会的食肉者贪婪，更加切身感受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足者，他万分的同情他们。《日出》不再是发生在家庭的故事，曹禺把视角投向了整个社会，要“不足者”和“有余者”共处一堂。于是曹禺便把他熟悉的天津法租界惠中饭店当成了故事的发生地的原型，该建筑由天祥股东李魁元和周振东、康振甫等人合资兴建，1931年开业，店内有客房100多间，设中餐、西餐部及舞厅、露天电影。其接待对象多为妓女、交际花、官僚买办、富商之类，大部分房间都是长期租用的，真正流动的旅客并不多，属于当时上流社会的游乐场所。在《日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陈白露所住的房间应该就面向劝业场的，楼下的老电车，对面的兴业银行、交通饭店，解放路上的交融危机、四面钟后的悲惨凄凉，三不管里的流氓混混。不信，您可以拿着《日出》中的砸夯歌去问问老天津卫，他们肯定会告诉你：“以前咱天津卫盖房子都唱这个！”
老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