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领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骚乱和戒严，究竟是有意的布置还是偶合，我不能断定，总之给我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
以上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对他从天津出奔到东北的一段描述，其中的“天津骚乱事件”正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与溥仪进行接触和控制，晓之以情，动之以利把他推上了历史的转折点。内心焦灼的末帝溥仪恨不能早日离开这块是非之地[1925年到1931年这段时间，溥仪先后居住在天津日租界的张园和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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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领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骚乱和戒严，究竟是有意的布置还是偶合，我不能断定，总之给我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
以上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对他从天津出奔到东北的一段描述，其中的“天津骚乱事件”正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与溥仪进行接触和控制，晓之以情，动之以利把他推上了历史的转折点。内心焦灼的末帝溥仪恨不能早日离开这块是非之地[1925年到1931年这段时间，溥仪先后居住在天津日租界的张园和静园]，
摆脱眼前的纷纷绕绕，于是便欣然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到东北复辟王朝去了。
历史证明，九·一八前后，作为华北重镇的天津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931年7月10日，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溥杰由日本回国渡假，特意来到天津日租界静园觐见溥仪，并为日本军方捎了话“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土肥原贤二，1930年被任命为天津日本驻屯军高级参谋，从此便奔波于津、东北、日本之间，秘密策划一系列侵华阴谋。天津事变，就是由他一手导演的：
天津日租界的汉奸李际春，早在1931年初便受命于日特务机构秘密组织便衣队。6月，根据土肥原贤二的统一部署，李际春的便衣队全部武装冲出日租界，以图扰乱治安，撵走张学良部下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以达到控制天津以及华北，配合即将爆发的九·一八的全面侵华目的。可喜的是，由于李际春组织便衣队的动静过大，手下人员又良莠不齐，在暴乱发动前两个小时已被天津警察局侦悉，警察局保安队立即紧守日租界各出入口，严阵以待，致使这次暴乱胎死腹中。
三个月过后，东北爆发了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已昭然若揭。土肥原贤二再次披挂上阵，亲自操纵了更大规模的暴乱，史称天津事变：
这次暴乱的指挥所设在了日租界的万国公寓[经考证万国公寓就位于现在的河北路]，由汉奸李际春、张璧[近期热播的津味电视剧《玉碎》中汉奸张璧的原形]、袁文会等人按照土肥原贤二的部署具体负责执行。暴乱的主力军依然是李际春的便衣队，此外袁文会又纠集了一千多地痞、流氓和白面鬼，发给他们枪支弹药和每天每人白面一包，饭钱四角，纵容他们到“中国地”烧杀抢掠。
1931年11月8日晚，有两千多人组成的便衣队分别从旭街[和平路]、桥立街[北安道]和西广开三路一起冲出，还有一小队窜到了特一区[德租界收回后的称呼]作乱。其实这次暴乱早在11月初就被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察觉，并向张学良和王树常作了详细报告。为此，王树常还特意召开多次军、政、警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制订戒备计划。11月1日，天津提前实行冬防，王树常下令第二军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待命，以防止日本侵略军从塘沽登陆。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城区二十里内不允许驻扎中国士兵，所以张学铭下令负责天津市区治安的公安局保安队及各警署，加强戒备，做好保卫天津的准备，并从东北军借来重型机枪、火炮等先进武器。一切准备好后，又将以上情况向各国驻津领事馆作了通报。天津城已然进入了全面戒烟状态……
从11月8日晚到9日凌晨，便衣队在日军的掩护、督导下与我保安队在天津城区正式交火。很多白面鬼、地痞流氓，连枪都不会放，边抢边逃，这边是我保安队的凶猛进攻，那边是日军不准逃跑违令者杀的炮火，顿时溃不成军，最后只能抱着抢劫来的藏宝成为牺牲品。这显然没有达到日本人阴谋的目标，他们过低的估计了天津人保家卫国的作战能力和热情。日军顾不得再去掩饰，竟直接出动铁甲车掩护便衣队再次冲上来，并以保护侨民安全为由，在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架设大炮，向天津城区狂轰滥炸。
日本人见事情不妙，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在11月9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竟无耻的佯称，我保安队与便衣队的冲突是中国军队内部因为反对张学良地方政权而引起的内讧，严重的威胁了日本侨民的安全，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其间日军故意制造不断增兵天津的假象，向中国政府施压，一面与我方谈判，一面继续策动便衣队不断寻衅滋事。谈判的结果是，为了不造成与日军的直接冲突，我方屈辱的接受了日方的要求，原地后撤三百米，并拆除三百米外的一些防御工事。
面对我方的一再退让，日方更加肆无忌惮，在11月26日至28日多次以重型机枪掩护便衣队从海光寺一带发动攻势。在遭到我保安队的有效还击的情况下，日军恼羞成怒，再次动用15厘米口径的重炮对我方实行报复。南京政府外交部对此特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王树常见我保安队寡不敌众，特命第二军第十五旅部分士兵换上保安队和警察的服装参加战斗。不料被日方察觉，日本驻华公使又以《辛丑条约》为由向中国政府无理取闹，要求撤换天津地区领导人的职务。一时间，便衣队昼夜侵扰不断，租界内的汉奸们活动频繁，大造舆论，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特地来津调停，闹得天津城市经萧条，百姓不得安宁。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日军攻占锦州后，才暂时告一段落，可见日本人策动的这场暴乱不仅仅是为溥仪出逃，同时还为了分散东北注意力，以得逞不可告人的阴谋。
此期间，省政府主席王树常见回天无力，只能向张学良提出辞呈。1932年8月南京政府下令，把王树常和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对调。之前，张学铭也被调离，天津市长由周龙光继任。1933年3月，张学良被蒋介石所迫下野出国，日本人在天津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七十六周年的纪念日，老穆谨以此文献给我中华民族在那场对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魂。愿英烈千古！
历史证明，九·一八前后，作为华北重镇的天津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931年7月10日，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溥杰由日本回国渡假，特意来到天津日租界静园觐见溥仪，并为日本军方捎了话“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土肥原贤二，1930年被任命为天津日本驻屯军高级参谋，从此便奔波于津、东北、日本之间，秘密策划一系列侵华阴谋。天津事变，就是由他一手导演的：
天津日租界的汉奸李际春，早在1931年初便受命于日特务机构秘密组织便衣队。6月，根据土肥原贤二的统一部署，李际春的便衣队全部武装冲出日租界，以图扰乱治安，撵走张学良部下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以达到控制天津以及华北，配合即将爆发的九·一八的全面侵华目的。可喜的是，由于李际春组织便衣队的动静过大，手下人员又良莠不齐，在暴乱发动前两个小时已被天津警察局侦悉，警察局保安队立即紧守日租界各出入口，严阵以待，致使这次暴乱胎死腹中。
三个月过后，东北爆发了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已昭然若揭。土肥原贤二再次披挂上阵，亲自操纵了更大规模的暴乱，史称天津事变：
这次暴乱的指挥所设在了日租界的万国公寓[经考证万国公寓就位于现在的河北路]，由汉奸李际春、张璧[近期热播的津味电视剧《玉碎》中汉奸张璧的原形]、袁文会等人按照土肥原贤二的部署具体负责执行。暴乱的主力军依然是李际春的便衣队，此外袁文会又纠集了一千多地痞、流氓和白面鬼，发给他们枪支弹药和每天每人白面一包，饭钱四角，纵容他们到“中国地”烧杀抢掠。
1931年11月8日晚，有两千多人组成的便衣队分别从旭街[和平路]、桥立街[北安道]和西广开三路一起冲出，还有一小队窜到了特一区[德租界收回后的称呼]作乱。其实这次暴乱早在11月初就被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察觉，并向张学良和王树常作了详细报告。为此，王树常还特意召开多次军、政、警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制订戒备计划。11月1日，天津提前实行冬防，王树常下令第二军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待命，以防止日本侵略军从塘沽登陆。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城区二十里内不允许驻扎中国士兵，所以张学铭下令负责天津市区治安的公安局保安队及各警署，加强戒备，做好保卫天津的准备，并从东北军借来重型机枪、火炮等先进武器。一切准备好后，又将以上情况向各国驻津领事馆作了通报。天津城已然进入了全面戒烟状态……
从11月8日晚到9日凌晨，便衣队在日军的掩护、督导下与我保安队在天津城区正式交火。很多白面鬼、地痞流氓，连枪都不会放，边抢边逃，这边是我保安队的凶猛进攻，那边是日军不准逃跑违令者杀的炮火，顿时溃不成军，最后只能抱着抢劫来的藏宝成为牺牲品。这显然没有达到日本人阴谋的目标，他们过低的估计了天津人保家卫国的作战能力和热情。日军顾不得再去掩饰，竟直接出动铁甲车掩护便衣队再次冲上来，并以保护侨民安全为由，在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架设大炮，向天津城区狂轰滥炸。
日本人见事情不妙，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在11月9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竟无耻的佯称，我保安队与便衣队的冲突是中国军队内部因为反对张学良地方政权而引起的内讧，严重的威胁了日本侨民的安全，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其间日军故意制造不断增兵天津的假象，向中国政府施压，一面与我方谈判，一面继续策动便衣队不断寻衅滋事。谈判的结果是，为了不造成与日军的直接冲突，我方屈辱的接受了日方的要求，原地后撤三百米，并拆除三百米外的一些防御工事。
面对我方的一再退让，日方更加肆无忌惮，在11月26日至28日多次以重型机枪掩护便衣队从海光寺一带发动攻势。在遭到我保安队的有效还击的情况下，日军恼羞成怒，再次动用15厘米口径的重炮对我方实行报复。南京政府外交部对此特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王树常见我保安队寡不敌众，特命第二军第十五旅部分士兵换上保安队和警察的服装参加战斗。不料被日方察觉，日本驻华公使又以《辛丑条约》为由向中国政府无理取闹，要求撤换天津地区领导人的职务。一时间，便衣队昼夜侵扰不断，租界内的汉奸们活动频繁，大造舆论，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特地来津调停，闹得天津城市经萧条，百姓不得安宁。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日军攻占锦州后，才暂时告一段落，可见日本人策动的这场暴乱不仅仅是为溥仪出逃，同时还为了分散东北注意力，以得逞不可告人的阴谋。
此期间，省政府主席王树常见回天无力，只能向张学良提出辞呈。1932年8月南京政府下令，把王树常和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对调。之前，张学铭也被调离，天津市长由周龙光继任。1933年3月，张学良被蒋介石所迫下野出国，日本人在天津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七十六周年的纪念日，老穆谨以此文献给我中华民族在那场对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魂。愿英烈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