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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有载：“近年中国跳舞之术流行，从前以上海为盛，迩来天津、北京时髦女子亦都趋之若鹜。”“跳舞一事，在天津已经是很盛行，一般沾洋气的饭店，因为想求事业的发达，经济上的胜利，不得不有极精美的跳舞场，去迎合一般自以为新青年人们的心理，所以这些爱出风头的男女们，如痴如狂，争先恐后，去学习跳舞。”租界中的舞场像雨后春笋出现，最有名气的要属福禄林、国民饭店等地。
跳舞开始成为城市摩登行为，随之而来的就是“禁舞风波”。 1927年5月，天津社会各界名流以严修、王吕元、潘守廉、华世奎、徐世光、赵元礼等十二人为代表，致信福禄林饭店的大股东李赞侯，以“故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不以再嫁为耻，其身体发肤亦不以亲近男子之身体发肤而羞”“于大庭广场中，男女偎抱，旋转蹲踢，两体只隔一丝，而汗液浸淫，热度之射激，其视野合之翻云覆雨，相去几何”等等为由，劝说该饭店取消跳舞，呼吁天津官府查禁跳舞，以维持风化。由此引发了民国时期，规模最浩大的一场关于跳舞与禁舞的大讨论，社会各界各抒己见，持续时间达两个多月之久。《大公报》自始至终跟踪主导了这场讨论，期间发表相关文章近百篇，留下大量可贵的文献史料。
名流的强大攻势，起初还是起了些效用的。由于各方观点激烈碰撞，李赞侯迫于压力在福禄林暂时取消跳舞。但由于以国民饭店为首舞场的坚决抵制，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弹，以及官府对“禁舞”采取回避态度。跳舞之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虽经名流劝告，而明灯灿烂中，犹见舞伴翩翩，有时且更较前热闹。”（再纪名流与跳舞.大公报,1927-06-02.）最终，这场风波只能找个合适托词不了了之。1927年7月29日，《大公报》发表《反跳舞运动停顿》“津埠名流反对各租界饭店跳舞一节，迭志前报，兹次反对跳舞之内幕，系某饭店之股东黄某，与各股东意见不洽，故利用各界，出而反对，现各方多已谅解，因之反对运动，亦已停顿云。”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在经历了禁舞风波后，天津的跳舞之风更加“肆无忌惮”。各种舞场林立，家庭舞会也逐渐兴起，外国人、中国人一起翩翩起舞。很多寄居在租界的达官贵人们，在自家的客厅也纷纷举办起舞会。甚至在德租界、英租界（现小白楼一带），很多私人住宅中都装修了客厅，以便小的社交圈子轮流坐庄，举办舞会。租界收回后，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9月，国民党中央“禁舞令”正式下达全国。除个别仅供盟军（美国）所用的舞场外，全国的舞场先后停业。
跳舞之风不仅在大城市，即使在革命圣地延安也十分流行。对此，毛主席曾笑谈：“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人两腿有力，还是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机会。它弥补了游泳——在水里不能和别人谈话之不足。”所以舞会从延安一直搬到中南海。解放后，天津第一任市长黄敬也颇爱跳舞，并以此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活动。在建设百废待兴的天津期间，黄市长偶尔也会在自己家中（位于五大道）搞个舞会，犒劳革命同志，做到劳逸结合。
然而随之很快而来的各种运动，跳舞在天津几乎绝迹。直到改革开放后，跳舞之风才重新渐渐抬头。80年代曾兴起贴面舞，很快又在“严打”中遭到冲击。当时的著名演员迟志强就曾因与一些高干子弟跳贴面舞，看内部电影，后被邻居举报，被以“流氓罪”判刑。此后，各种交际舞开始在中老年人中复苏，而年轻人更加青睐的是霹雳舞等更加刺激的方式。
如今，跳舞尽可堂而皇之地跳，早已没有了任何争论。在怀旧风中，上海的老舞场重新开业，但在各种新的娱乐形式的刺激下，跳舞是否还能再现当日风采，就不得而知了。
跳舞开始成为城市摩登行为，随之而来的就是“禁舞风波”。 1927年5月，天津社会各界名流以严修、王吕元、潘守廉、华世奎、徐世光、赵元礼等十二人为代表，致信福禄林饭店的大股东李赞侯，以“故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不以再嫁为耻，其身体发肤亦不以亲近男子之身体发肤而羞”“于大庭广场中，男女偎抱，旋转蹲踢，两体只隔一丝，而汗液浸淫，热度之射激，其视野合之翻云覆雨，相去几何”等等为由，劝说该饭店取消跳舞，呼吁天津官府查禁跳舞，以维持风化。由此引发了民国时期，规模最浩大的一场关于跳舞与禁舞的大讨论，社会各界各抒己见，持续时间达两个多月之久。《大公报》自始至终跟踪主导了这场讨论，期间发表相关文章近百篇，留下大量可贵的文献史料。
名流的强大攻势，起初还是起了些效用的。由于各方观点激烈碰撞，李赞侯迫于压力在福禄林暂时取消跳舞。但由于以国民饭店为首舞场的坚决抵制，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弹，以及官府对“禁舞”采取回避态度。跳舞之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虽经名流劝告，而明灯灿烂中，犹见舞伴翩翩，有时且更较前热闹。”（再纪名流与跳舞.大公报,1927-06-02.）最终，这场风波只能找个合适托词不了了之。1927年7月29日，《大公报》发表《反跳舞运动停顿》“津埠名流反对各租界饭店跳舞一节，迭志前报，兹次反对跳舞之内幕，系某饭店之股东黄某，与各股东意见不洽，故利用各界，出而反对，现各方多已谅解，因之反对运动，亦已停顿云。”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在经历了禁舞风波后，天津的跳舞之风更加“肆无忌惮”。各种舞场林立，家庭舞会也逐渐兴起，外国人、中国人一起翩翩起舞。很多寄居在租界的达官贵人们，在自家的客厅也纷纷举办起舞会。甚至在德租界、英租界（现小白楼一带），很多私人住宅中都装修了客厅，以便小的社交圈子轮流坐庄，举办舞会。租界收回后，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9月，国民党中央“禁舞令”正式下达全国。除个别仅供盟军（美国）所用的舞场外，全国的舞场先后停业。
跳舞之风不仅在大城市，即使在革命圣地延安也十分流行。对此，毛主席曾笑谈：“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人两腿有力，还是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机会。它弥补了游泳——在水里不能和别人谈话之不足。”所以舞会从延安一直搬到中南海。解放后，天津第一任市长黄敬也颇爱跳舞，并以此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活动。在建设百废待兴的天津期间，黄市长偶尔也会在自己家中（位于五大道）搞个舞会，犒劳革命同志，做到劳逸结合。
然而随之很快而来的各种运动，跳舞在天津几乎绝迹。直到改革开放后，跳舞之风才重新渐渐抬头。80年代曾兴起贴面舞，很快又在“严打”中遭到冲击。当时的著名演员迟志强就曾因与一些高干子弟跳贴面舞，看内部电影，后被邻居举报，被以“流氓罪”判刑。此后，各种交际舞开始在中老年人中复苏，而年轻人更加青睐的是霹雳舞等更加刺激的方式。
如今，跳舞尽可堂而皇之地跳，早已没有了任何争论。在怀旧风中，上海的老舞场重新开业，但在各种新的娱乐形式的刺激下，跳舞是否还能再现当日风采，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