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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应具备自身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艺术史亦概不能外，否则就只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或人云亦云、野史稗闻。如何夯实这一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物研究的重视和利用程度。在历史学研究中，文物的实物价值，早已不言而喻。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显而易见，以上五大文物门类中，无论是可移动的图书、文献和艺术品，还是不可移动的古遗址、古墓葬和历史建筑，其都是以物质形态为存在形式的重要历史实物。历史毕竟是发展的，今人应清醒的认识到，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必须具有历史使命感。今天我们很多研究成果和所创造的实物，只要能上承历史、无愧于时代，日后同样有可能会被转换成文物。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建于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剧院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便是与艺术史有关的典型一例。
早在我国的先秦时期，当时的人们就开始注重通过先代实物研究历史。《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云：“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种重实物研究的修史之风，既存史，又存物，为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材料。
待到现代考古学进入我国，同时也是西方探险家在列强枪炮掩护下的疯狂掠夺期，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物不断被发现，不断被流失。站在历史的转折点，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总结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流失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上世纪50年代，全国启动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文物部门组织队伍抢救挖掘出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些文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有未的实物资料。据我国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回忆，关于如何认识这些新出土的历史文物，历史学家范文澜就在《文物参考资料》上提出了文物具有证史、正史、补史的三大作用论。
除了突出的历史价值，文物自身还具有艺术和科学价值，此三者统称为文物的三大价值。但与历史价值相比，文物的艺术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利用。艺术史是历史与艺术的交叉学科，在重视文物中有关于艺术的文献和实物外，还应关注文物的艺术价值，与文物保护互利互用。
当前艺术史研究中，偏重于对文献资料等可移动文物的利用，忽略对建筑实体等不可移动文物的利用。这不仅让我们丧失了很多第一手材料，更严重制约了艺术史研究的视野。面对这种不足，我国史学界已提出并倡导建立“形象史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作为研究资料的历史形象，如岩画、造像、铭刻、器具、书画、服饰等，有着比文字资料更为鲜活的信息。
综上所述，没有文物的支撑，艺术史研究必将走入死胡同。文物保护也同样需要艺术史研究的介入，以此促进文物的科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