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浪漫主义风格的第一代言人
2007-05-06 23:28阅读：
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他在早期创作的作品中，细致入微地、赤裸裸地展示出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成为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创始人之一。虽然这些作品中同时有着一些自然主义及其它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但浪漫主义的风格是其主要的特点。
一、作品主观抒情形式极为突出。
1、浪漫的“自叙传”式
郁达夫认为：“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这是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总结出来的个性化的创作思想。郁达夫的前期小说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去塑造形象。因此他的“自叙传”小说直接取材于自己的身世与经历，写自己的遭遇和见闻，也就是说，它们几乎都是在塑造同一形象，主人公也就是作者自己。
如作者在《沉沦》、《茫茫夜》、《茑萝行》等作品中，用第一人称写“我”，写本人的痛苦经历、悲惨遭遇和见闻；或者以不同的面貌、不同的身份。如在《采石矶》、《过去》、《迷羊》等作品中写“他”、于质夫、黄仲则、文朴等，但仍然可以看出，这些人物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有着作家自身的影子，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零余者”，他们的人格与心灵都与作者息息相通。如果把郁达夫的小说连起来读，我们便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也有着一定的连贯性，小说所展示的基本上是作者的一条生活轨迹。
不仅如此，就连那些清丽隽永的散文、游记，甚至于韵味深长的旧体诗，也是围绕着他自己的生活来记录的。在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作者从未采用过什么重大的题材，也不采用惊险传奇的情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巧妙周致的构思。作者所写的大抵是一些日常极其普通的生活。
当然，郁达夫前期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并不能等同于作家自身，其形象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本人。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其思想与经历表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表现自我”本来就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自叙传”又是被经常采用的一种表现形式。
2、大胆的“自我暴露”式
郁达夫非常强调创作中主观自我的表现，他认为：“文艺鉴赏上的偏爱价值，完全是一种文艺鉴赏者的主观的价值。”这种主观的自我表现的精神与浪漫主义是一致的。其用意是借此来反映社会和人生，抒发自己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从而也暴露出一代青年的苦闷。由于郁达夫这位浪漫主义作家创作上的大胆、袒露，因而他前期“自叙传”小说中的主观抒情倾向，常常带有赤裸裸的“自我暴露”的成分。
如《沉沦》。它以“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震动了整个新文坛和思想文化界。它开创了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大胆的自我内心暴露的小说风格。小说中，作者紧紧地把握住主人公感情的奔流，以其情感的喷射与回荡，作为小说进展的内在动力。从写孤独的“他”在田园中的感怀咏叹开始，进而写“他”作为弱国学子在校园中的羞愤；插入一段求学小史后，再写“他”蛰伏之中的爱的空虚和性的苦闷；接着写进一步孤寂后的忧郁和逃遁、自怨与自忏、偶入酒楼时在窘迫之中的潦倒和挣扎；最后是主人公赴海自尽前的自我伤悼。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层层推进，到了末段的独白，可以说情节达到了顶峰
。
《沉沦》就是借这样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画，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与爱情而又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心愿。作品主人公的苦闷具有时代的特征，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小说中郁达夫直白的病态描写，特别是有关“性的苦闷”描写，起码有两种艺术作用，一是在试用一种新的态度，用民主和科学的眼光，去剖析和表现人的生命中所包孕的情欲问题，从自然天性的角度肯定与正视情欲，否定传统习俗制度对其不合理的压抑；二是故意以这方面“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给封建道德习俗予“暴风雨般的闪击”。“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道学家、伪君子们“感受着作假的因难”。
再如小说《南迁》。它把时代青年性苦闷的表现，从纯生理的性要求层面拓展到一个更具心理内涵的境界——因灵与肉的要求不能统一而生的内心冲突。
他把对现实的不满，借助于个人情欲与理智的冲突来表达，个人心灵与肉体的矛盾化作人生苦闷最基本的形式，以一种令世人都“为之瞠目”的绝决姿态，反抗着旧秩序对个性的压抑与摧残。这些赤裸裸地“自我暴露”的主观抒情倾向，是为了表现个人与社会的对抗，说明作者已把人性从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文学现象从虚假中解放出来。
二、采用爱情题材，想象丰富，情感深挚。
郁达夫所作小说以爱情题材居多。这为发挥丰富的想象和抒写主人公的情感世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情感的律动构成了小说的节奏和结构。郁达夫曾明确提出：“小说的表现，重在情感。”叙述的目的，只是为“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地感受着这作品的氛围气”。这种美学思想不仅显示出作家的刚正不阿与坦白直率的个性气质，也决定着他的艺术视野与表现手法。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常以抒情为艺术中轴，是用情感的波澜来织锦成文的。在小说中，作者对事件的叙述，基本上不是情节的客观展示，而是伴随着主人公强烈情绪的倾诉；读者感受的，不是有着详细情节的故事，而是抒情主体强烈的情绪，情感极为真挚。
如《银灰色的死》。它是郁达夫的处女作，完成于1920年。该小说描写了留日学生Y君在妻子亡故又失去了酒家少女静儿的爱情。郁达夫在这篇小说里着意选用了抒情式的、描写式的表现手法，侧重展现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和活动。整个小说中虽然也不乏有写实性的段落，但始终是主人公内心活动为主轴来展开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主人公内心深处所具有的忧伤、孤独，彷徨的情绪。
例如为表现主人公Y君贪恋酒色，郁达夫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写实性手法，而是采用了通过描述内心情感、欲望，通过表现“幻觉”来展开的：
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行间，忽然会跳出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地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地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等在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
再如小说《青烟》。这篇作品的结构主要靠主人公的心理反应与情感活动，作品的时空变换相当自由，时序可以颠倒，也可以越出地域界限，展开自由联想。小说一开始，作者先描写主人公“我”在一个夏夜闲坐在窗前时，脑中所涌起的种种“愁思”。这股忧郁的情绪如同大海的波涛一般，在胸中汹涌奔突，无所限制。一会儿是“我”的感慨：抬起了头来，我便能见得那催人老去的日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但是我的事业，我的境遇，我的将来，啊啊，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
这感慨由眼前的日历引起，倒也有点现实依据。一会儿是“我”的自由联想：
“啊啊，若说人的生活可以涂抹了改作的时候，我的第二次的生涯，决不愿意把他弄得同过去的二十年间的生活一样的！我从小若学作木匠，到今日至少也已有一二间房屋造成了。无聊的时候，跑到这所我所手造的房屋边上去看看，我的寂寥，一定能够减轻。我从小若学作裁缝……”
这联想由“我”20年间一事无成的身世而来，时序一下倒退了许多年。后来又从“我”的自身感慨与联想过渡到西洋资本家淫乐生活的外景，然后，这内情与外景交融在一起，幻化出一种扑朔清远的幽深意境。因而又想象到一位回归故里的落魄之人，见到故家破落，已经卖给了他人，自己的妻子也为他家做了女佣，主人公悲愤至极，便投江自尽。小说情调委婉而悲戚，读后让人感到有无穷的情味。
三、作品富于感伤忧郁的情调。
读郁达夫的作品，令人感触最深的是弥漫其中的感伤忧郁情调，而不是情节和人物的性格命运。看上去很不像小说。而这种“很不像小说”的小说毕竟也是一种创造，也很有吸引人的意味。
郁达夫在展示现代人感伤的心灵历程时，不仅仅寄寓于他笔下的“零余者”形象，而是描写了从沉睡中惊醒的现代人面对现实的丑恶与个性的压抑而感觉到的痛苦，纤弱的性格使得主人公只感到自我蜕变的苦楚，却无力去改变现实的精神重负。为了给读者造成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作者甚至以露骨的坦率和越轨的笔致，将人物推向极其荒唐的细节之中，来表露其微妙的心理变化；或者说，正是通过精雕细刻的笔致，真实地展示了现实世界的风云给人物的情感世界带来的阴影和惊起的波澜。而在这强烈的审美情感世界里，处处浸润着的是一种挥不去、抹不开的感伤氛围。
如《茑萝行》。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留学回国的青年和他的妻子在沉重的经济压迫下痛苦挣扎的故事。作品里主人公悲惨的生活经历表明，他之所以有家不能回，有子不能抚，有妻不能爱，原因都来自社会的压迫和经济的威胁。严峻的现实遭遇迫使主人公对悲剧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寻与思索：“唉唉，这悲剧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结婚的罪恶呢？还是社会的罪恶？若是为结婚错了的原因而起的，那这问题倒还容易解决，若因社会的组织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生出这种家庭悲剧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其抑郁感伤情绪溢于言表。
而郁达夫谈到写《茑萝集》中三篇作品的心情时曾说：“我的情怀，只是忧郁的连续。”因此，《茑萝行》就充溢着浓重的感伤情绪，呈现出鲜明的悲剧色彩。这一特色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显示出来：一是主人公“我”的情绪表现。作品选择“我”在车站送别后独坐遐想作为规定情境，回想他和妻的坎坷人生，主要是倾吐他的悔恨、自责、歉疚、怜惜的情绪，而这些情绪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二是妻子的悲剧形象的刻画。“柔顺”是她的性格特征。这个可怜的少女，新婚时她默默地承受着沉重的封建婚姻的枷锁和丈夫提出的不近人情的苛刻条件；结婚后经常受到“我”粗暴的辱骂却时时反过来安慰困兽般的丈夫；即使决心自尽时也仍然深情地凝望着患难与共的伴侣；最后以准备迎接婆母的凌辱和冷眼的决心独自带孩子返回故乡。她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无罪的羔羊”的意象是对这个悲剧形象最好的写照。三是悲剧性的情节。这个作品的中心情节是生离死别，即“生非容易死非甘”。生活的压迫使“我”几次在黄浦江边徘徊，妻则纵身长江，他们都想从江河的怀抱中解脱痛苦；即使活着，夫妻也无法团圆，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吟唱离别之歌。正是这些方面形成作品上空始终弥漫着的感伤的阴霾。而感伤的、诗意的抒情，就是郁达夫在这篇小说里所精心酿造的“氛围气”，也就是他所追求的艺术“情调”。
无论郁达夫的小说中有多少写实的笔墨，有怎样的对于具体生活场景的描绘，他仍然应当被看作那一时期浪漫主义倾向在小说界的代表。他的浪漫主义倾向，不表现为超拔的奇想，不表现为夸张的形容，而表现为以浪漫的“自叙传”式和大胆的“自我暴露”式抒发内心情感，表现为丰富的想象与深挚的情感，也表现为富于感伤忧郁的情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