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翔｜文学如何“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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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翔｜文学如何“破圈”
编者按
“跨界”“破圈”是时下文化场域十分热门的词汇，文学领域同样如此。这种现象背后隐含着文学从业者对于文学日渐边缘化的现状的不满，以及试图打破现状、突破困境的期待和努力。讨论如何打破文学边界、实现“破圈”生长，不仅要培植一种意识、凝聚一种期待，更应细究其内在逻辑，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今日分享饶翔《文学如何“破圈”》，在本文中作者以脱口秀节目的热播为切入点，立足近年来文学的现实，探究“文学”破圈的根本动力，以及“破圈”对作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原发《长江文艺》2021年第11期，感谢《长江文艺》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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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破圈”本是网络流行语，由“出圈”演化而来，指某个人或他的作品突破某一个小的圈子，被更多的人接纳并认可。自然，在一个“内卷化”时代，如何能“破圈”，绝不只是哪一个圈子的焦虑，而提出“我们如何‘破圈’”，确实包含着我们这些文学从业者对于当前文学状况的不满与困惑。一方面，传统严肃文学不仅早已失去轰动效应，甚至还失去了基本的读者，其社会功能在不断弱化，“熏浸刺提”“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或消散，或转移；而另一方面，文学的圈子化问题日益突出，主流文学界似乎颇为流连圈子内部的风景，很是享受圈子内的舒适与安稳，岁月一时静好。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也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但凡有些名气的作家生活得还很不错——这本是好事，然而，他们是否还有“破圈”的动力呢？
诚然，大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个被“五四”先贤们宣告“已经过去了”的陈腐价值，又魂兮归来，与“言志”“载道”等“高大上”的文学传统一起，面无愧色地宣告自身的合法性；尤其是以欲望作为驱动机制的网络文学不仅迅速占领市场，收割读者，而且毫不掩饰想进一步登堂入室“主流化”的野心。如果说网络文学的风靡还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那么，大众消费文化一统江湖，则刷新了西方学者对于人类的认知：“我们终于承认人类的生存与真理、理性有关，但至少与幻想、欲望有关”，“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它们回归到日常生活”[1]。于是文化研究兴起，文化理论盛行。在欧美大学校园里，传统的文学课程已经大量被传媒研究、人类学、新历史学、政治学、女性研究等被统称为“文化研究”的这门超级学科所取代。在国内，文化研究也风靡一时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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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尽管“诗意”或者说“文学性”似乎弥漫在当前所有的文化活动中，但我们依然需要追问的是，“一首诗究竟在哪儿？”[4]——严肃文学的本体性究竟在哪里（如果有的话）？位置在哪里、边界又在哪里？前不久，在一场名为“‘小说革命’与无边界文学”的活动中，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指出，就所谓“小说革命”以及“无边界”、跨文体的写作而言，“在文体或者说文类上做种种跨越的花样，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我们拓展甚至发明新的文学性，需要我们开拓新的边界，走到更为广阔的原野上去”。李敬泽在此所说的“文学性”，已经不是指那能够附着在任何文化形式上的“幽灵”，而是指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的最本质属性，它既是形式，也是内容。
李敬泽关于“发明新的文学性”的观点，让人联想到德勒兹关于“生成文学”的论述。德勒兹所说的“生成”是一个“辖域”和“解辖域”的交替过程。辖域是建立了自己的领土和法则的强势性存在，阻碍和束缚了进一步的生成。而生成最大的任务就是创造，通过创造来突破各种编码方式，通过创造出新的、尚未出现的存在来呼唤新的力量加入现有的力场，从而改变各种限制和束缚的强势存在，这便是解辖域。德勒兹认为，文学是生成的通道之一，它通过运用语言材料，利用文学虚拟的力量创造全新的存在，在生活和权力的内部产生一个全新的、需要重新审视的存在，就像在一个既存的力场中加入一个全新的力，瞬间改变了整个力场的格局，让力场处于动荡和摇摆之中，这就是生成文学的力量和作用。[5]或许我们可以将圈子化和“破圈”之间类比成一个辖域和解辖域的动态关系，而新的文学性的生成，也正有赖于我们以“破圈”来挣脱圈子化的强势限制与束缚。按照德勒兹的看法，解辖域之后又会“再辖域化”，而“破”与“立”之间不断循环往复也是这个领域有活力的表征。
严肃文学“破圈”的另一重动力则源于对其社会功能与影响力的焦虑：如何重新成为一支活跃的、有效的文化力量，甚而至于，能重获文化领导权。作家们的“破圈”意味着，他要走出他容易沉湎其中的幽微狭小的情感世界，走出那些写作的“舒适区”，“关心粮食和蔬菜”，深入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走到更为广阔的原野上去”。我由此回想起曾参加过的一个金融小说的作品研讨会，当座上不止一位评论家表示不熟悉作者所书写的中国当代金融资本世界，同时却以一套传统“纯文学”标准对作品指手画脚时，使人感到那是怎样的一种傲慢与偏见，而文学又是如何画圈自封。
作家“破圈”意味着他要努力成为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认为，葛兰西把知识分子视为符合社会中一套特殊作用的人, 这种社会分析远较精英俯瞰的观点接近现实，尤其在20世纪末，许多新兴行业印证了葛兰西的见识——广播员、学院专业人士、电脑分析师、体育运动和媒体律师、业务顾问、政策专家、政府顾问、特殊市场报告的作者，以及近代大众新闻业这一行本身，知识分子的衍生扩大到了许多领域。但是萨义德也提示了其中存在的危险：“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 而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圈层化导致知识分子可能广泛地被收编。因此，萨义德赞赏知识分子的行动能力，“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
[1]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 陈晓明：《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收入《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同上。
[4] 姜涛：《一首诗又究竟在哪儿——陈东东·全装修·解读》，《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5] 葛跃：《德勒兹生成文学思想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6]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文字｜《长江文艺》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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