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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堂：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2014-12-14 23:0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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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曾氏故里
　　　　　　　　　一、白玉堂：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这里，静谧得令人心神恍惚。刚刚收割过的麦田，犹如秋色中提炼出的一团浓墨，缓缓地渗晕开来，渐渐地覆盖住所有深黄的底色。大地似乎就要这样沉沉地睡去，唯有“碧浪”收割机兀自立着，仿佛在看护着这一片静寂。偶尔的鸡鸣，清脆而嘹亮，它令我回过神来：原来这里真是一个有人烟的村子!

在这一片深浓的秋色中，真正能制伏秋色的，依然是人烟，特别是我们眼前这片清丽、雅静的屋宇——白玉堂。红、白、黑三色的组合，单纯而明净，令这个古建筑看起来恬淡而有尊仪。
白玉堂：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我们从荷叶镇的“八本农庄”客栈一路行来，曲折的乡道旁，老旧的农舍上依稀可辨褪色的文革标语。空气被一场刚过的秋雨洗尽，连最具乡间特色的土路沙尘也不再扬起。几个转弯之后，一个狭窄的路口把我们引入了一片群峰环抱的开阔坪地。一条土泥路，一弯湍流的小溪，一座野草垂挂的古石桥，几间零星散落在山脚的农舍……一切似乎都稀松平常，然而却在释放着一种遗世独立的古邈和恬静。“鸟入云无迹，鱼行水自流。人间固多事，白云自悠悠
。”群峰脉脉，仿佛一位仙人张开着双臂，将我们刚刚穿过的嘈杂、尘漫的荷叶小镇挡隔在外。时光的流逝，在这里似乎了然无痕。


白玉堂：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这个叫做白杨坪的地方，旧属长沙府湘乡大界，现在辖归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我们自杭州飞长沙，再经湘潭、株洲，几经辗转，来到这个荒僻古邈之地，是为了寻访一位我们深深敬仰的人物的故里。白玉堂，正是他的出生地。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曾家白玉堂降生的一个男婴，在二十多年后，入县学、中举人、赐进士，点翰林，改变了曾氏家族五、六百年无以科目显者的命运。此人正是治近百年史者首推的人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曾文正公深雄的气魄，伟大的人格，使其后无数重要人物对他推崇备至。究其道德、文章、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对后世的影响，是堪与王阳明并论的人物，虽则学术思想远逊后者，但其道德修为及人格魅力，当被视为近现代第一人而无愧。两人均擅书，又都具刚柔相济之气，比之阳明先生的清俊雅逸，文正公的行书，刚拔更甚，却不作剑拔弩张之势，而是寓沉雄于静穆中。所谓乾坤二源，阴阳合美，曾氏有关书论之见地，实则吻合了他做人修身的理想。当我立于文正公《家书》的手迹前，那遒俊劲健的结体，含蓄深厚的笔意，给我的触动并不亚于那些浸透了道德深意、文化情愫的文字。

曾国藩一生久历宦海，又戎马倥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应酬之繁，日不暇给”（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家书》）。虽早在京城为官时，曾国藩就萌生了隐退归山专事学问之意，却于61岁时客死在两江总督任上。不要说在老家富厚堂的“求阙斋”里翻检旧藏、摩挲珍善，直到临终，他都与这个耗资巨大、向往了六年的藏书楼缘悭一面。曾国藩于道德学问方面 ，其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几乎无人可比，但论及学术、思想，却因分身乏术而未有专著行世，仅散见于其《家书》和《日记》。南怀瑾曾有言：“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然而，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书——我们甚至无法将它定义为“家书”，因为它不仅在形式上卷帙浩繁，更在精神上显示出震古烁今的力量。展读《家书》，我们在一位孝儿孙深情拳拳的关怀里，一位贤父兄教训谆谆的絮叨里，一位居官者忠诚耿耿的事事之心里，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谨厚与温煦，谦恭与包容，独善与自省。

就是循着这样的文字，我才来到了荷叶镇曾氏故里。白玉堂，利见斋，思云馆……这些依然留存着的老屋，它们的某个角落，或某件旧什，也许还和这位百多年前的圣贤有着灵通，能让我更为真切地感知到他的气魄、思想、性情和魅力。我便是带着一套《家书》和对《家书》的虔敬来到了白杨坪。

这样一位人物，却生在一个“世自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曾国藩诗）的荒乡僻壤。不要说曾国藩科考那时自湘乡进京得历经八十多日的旅途劳顿，就说十年前吾友天台兄从长沙寻访荷叶，自双峰县城到荷叶镇的二十多公里还得走上两个小时，且一路尘沙漫天，整日颠簸下来，其劳苦可想而知。

不仅地塞域偏，大界曾氏家族，数代力农，“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曾国藩《大界墓志》）。直至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号星冈）人到中年，始向学重诗书，于白玉堂正宅30米处，建两层三房书屋，供子孙就读。星冈公的长子曾鳞书，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穷年磨砺，终于在连续十七次科考之后，于四十三岁那年被录，成了“大界曾氏”几百年来第一个秀才。在这之前，曾麟书身为乡里蒙童塾师多年，为自己的长子督学也一直孜孜不倦。他自知天资钝拙，无望有成，便将家塾书屋命名为“利见斋”，取“利见大人”之意（语出《易经》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将跻身士绅之望寄于后辈。
白玉堂：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许是环境僻塞，家世微薄，或是父亲开蒙方法刻板愚拙，六岁即入家塾，发奋苦读多年的曾国藩屡屡落榜，至二十一岁时仍遭学台悬牌之批。此事被曾国藩视为平生第一次奇耻大辱，铭记一生。他在晚年（同治六年三月）致沅弟的家书中还提到：“余生平吃数大堑……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壬辰年即道光十二年，这一年曾国藩已是第六次参加县试，虽获佾生资格（可免县试、府试，直接院试），却被学台点名批责。比起前五次的名落孙山，佾生已可谓半个秀才，然而悬牌之遇却令曾国藩倍感羞辱。回到“利见斋”的曾国藩，并未因激愤而生骄堕之气，反而躬身思省。

“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家书》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致诸弟）。

此番细思深省，令屡遭挫败的曾国藩立志愈坚，用功愈猛，终于思路贯通，文理精进，从此科考之路极为顺遂。“利见斋”果见吉意，作为长孙的曾国藩，终不负两代众望，于道光十四年（恰好是其父入县学之后一年）考中秀才；又一年，中举；又四年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细读《家书》，可知曾国藩其并未把中进士、入翰林当做是自己聪明大开的标志，而是将三十一二岁的那两年当做了自己学问事业的奠基之时。“厥后癸巳、甲午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年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家书》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谕纪泽）这两年，曾国藩拜唐鉴镜海为师，从倭仁、吴廷栋、邵懿辰等人游，而翰苑这个当时的精英渊薮也成了他个人陶冶、提升的最佳环境。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首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
“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诸弟）


这些良师益友中，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至此，曾国藩“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方立下学做圣人之志：“概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涤生”之名号亦由此而来。

曾国藩自道光十八年入翰林，三年后散馆授检讨，后数年官位七迁，由内阁学士，历任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后十二年，创立并统帅湘军，覆灭太平天国，被清廷封一等毅勇侯，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以涤生名位日高、公务繁冗且驰驱军旅之生涯，事业、学问、修为却能各显其卓，令人不得不叹其胸次之大、意志之坚、用功之勤、方法之实。

就从事学问的精神而言，曾国藩的“约而专”实与乾嘉以来的博雅考订之学异趋，他的“耐”、“恒”、“拙”、“诚”之法，屡见于《家书》之中。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
“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
（《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

守着这种看似愚拙之法，曾国藩却能以中人之姿，在中年之后“稍事学问”而有所成。他在给诸弟的信中曾说过：“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一者修业。”前者可谓士大夫之学，后者则偏重博士之学。显然，涤生为学是重在进德。他曾从唐镜海闻义理，又私淑姚姬传习古文法，曾于《圣哲画像记》中自言道：“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纵观曾氏一生，笃信程朱、倡经世致用多半源自唐鉴；但得之于桐城姚氏的，却不仅是学术渊源，更有其性情、士风上的影响。曾氏总结修身、处世、事功心得的《挺经》中有一段很出名的话：

“曾国藩从宦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这不由令人连想到姚惜抱之言——“天下之患，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 “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的曾国藩，于天降大任之时，勇于担当，敢作敢为，何其壮也！而桐城姚门朱琦的名篇《名实说》，则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曾国藩“乡曲”和“大人”的两面：
“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三者名之至美，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识，为天下长计；身之便安不暇计，世之指摘不敢逃也。”
白玉堂：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白玉堂：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曾国藩曾用这样的话来侧面诠释他对“深雄”的理解。来到这片静谧的田园，我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在中国的乡间已难得一见的东西。“乡土”、 “宗族”、“士绅”、“耕读”、“传家”……这些曾与中国农村紧密关联的词语，已经成了悠远的过去。然而此刻，“利见斋”家塾沉静素穆的面容，似乎让我看到了谨厚、廉静、退让之美的出处。白玉堂静静的水塘前，那棵老皂荚树早已褪尽了秋叶，我在心中默默祈望它开春萌芽时的生机与美。

白玉堂：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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