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繁华
针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情况，我曾批评过文学的“情义危机”，批评作家和作品中充斥的戾气。这一看法曾在批评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文学的情义危机，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之“恶”无处不在弥漫四方。
贫穷的乡村几乎就是“恶”的集散地，每个人都身怀“恶”技。在一些作家的笔下，乡村中国是一个仍然处在前现代、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社会。农民只要进了城市，就仿佛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城市的不堪、龌龊、罪恶等，与外来的“他者”格格不入，没有人能够感受到城市任何与人性相关的哪怕是微茫的曙光。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在构建的过程中，能够看到的只有欲望和恶。于是，当事人的怀乡病随之而来。这种程式化、概念化的写作，不是来自作家对当下生活真正的疼痛，而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这些作品的编造之嫌是难以辩白的。
有的小说是以批判的态度和立场，对待这种没有情义的现实和人物，是通过情义危机呼唤人性和情义。但更多的作品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