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谈枕边书
主持：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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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代您喜欢的书有哪些？
李少君：我童年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这两本诗
新浪博客
主持：宋
童年时代您喜欢的书有哪些？
李少君：我童年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这两本诗
选我可以倒背如流。每天早晨我会到家乡的涟水河边，去背诵诗歌。黄昏的时候，我们家门前有个长廊，我就会在长廊走来走去，背诵诗歌。那个时候其实也不能说完全能懂那些诗，但是就觉得很美，读起来觉得很快乐。那个时候最喜欢的诗人是李白，读他的诗，比如《将进酒》，读起来有一种力量感，让人觉得充满豪情。
19岁时您参与创立“珞珈诗派”，都有哪些诗人参与？
李少君：我17岁到武汉大学读书，认识了不少校园诗人，同龄的陈勇、洪烛、单子杰、孔令军、黄斌、张静等。当时武汉大学主要有两个文学社团，一个叫浪淘石文学社，一个叫珞珈诗社，后来我们就发起了“珞珈诗派”。当时武汉大学校长是刘道玉，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被称为“高校中的特区”。我刚到武汉大学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讲座特别多，各种思想派别、各路英雄豪杰，每天都有讲座，觉得脑洞大开。一些经常在报纸、电视上看到的人突然来到你的身边，很有冲击力，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时代中心。再加上我出生的地方，伟人非常多，所以心底有一种要做大事、想做大事的冲动，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大事。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的海南？
李少君：1980年代末，曾经有一个去海南的潮流，出现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壮观景象。我开始在《海南日报》工作，后来跟韩少功、蒋子丹老师参与《天涯》的工作，1999年底正式调到《天涯》杂志。《天涯》杂志是一份人文思想杂志，经常介入重大社会问题讨论。这是韩少功、蒋子丹奠定的办刊方向。我去的时候正在开展生态问题讨论，后来又组织三农问题、底层文学讨论，在全国都有大影响，很多文章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发表。
在《天涯》，我重新成为一个诗人。我1980年代就写诗，1990年代有段时间我也尝试过小说创作，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发表过20多个中短篇小说，后来又写思想评论随笔，在《读书》等刊物发表，到了《天涯》，事务繁忙，只有见缝插针写一些诗歌。
您是哪年调到《诗刊》？
李少君：我是2014年到的《诗刊》。相对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精英主义，这一阶段的《诗刊》走向平民化、大众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基层诗人开始在《诗刊》上展露。目前《诗刊》面临一个新的时代和形势，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诗也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一种自主、自觉、自由、自信的诗歌发展方向，既有文化自信，又有传承创新，还要有包容开放。我把当代诗歌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向外学习；第二阶段出现向内寻找，就是文学寻根，比如“经典诗论”，重温屈原、杜甫等；第三阶段是诗歌的草根阶段，和平民化阶段与互联网的出现有关，就是向下挖掘，比如“第一现场”，对基层诗人格外关注；第四个阶段是向上超越。《诗刊》改版是要回应时代要求，这也是诗歌内部发展必然出现的要求，改版是一种融合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一种包容性，比如“国际诗坛”栏目，跟国际诗歌同步化，向外学习。我希望在改版之后，出现一些真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诗人和诗歌，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开创新格局。
《每一次的诞生都是痛苦》收录了您从1980年到2022年四十余年的代表性诗作。回头看这些诗作，您觉得自己的诗歌创作走过怎样的历程？
李少君：在我的四十年诗歌选集《每一次的诞生都是痛苦》里体现很明显，我的诗歌创作也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春的、抒情的。我创作的时间比较早，十七八岁到二十多岁的时候，诗歌创作比较集中，很多是散文诗。参加工作后，又对小说、思想、哲学产生兴趣。200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4年，我被称为“自然诗人”。我小时候在乡村长大，骨子里面有一种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感情，大自然总能激发我的灵感，那段时间出版了《草根集》和《自然集》。第三个阶段是到了北京之后，写了很多关于海和海南的诗。《海天集》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后来主持《诗刊》工作，《中华辞赋》和中国诗歌网纳入《诗刊》社，工作非常忙碌，有几年没怎么写了。但最近又有新的创作冲动，所以第四个阶段，就是现阶段的创作有了更多的哲学思考和经验沉淀，跟以前的诗歌相比融合了抒情、叙事和沉思。
您被誉为自然诗人，关于“自然”的主题几乎贯穿了四十年的诗歌创作，这一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李少君：我出生在城市，在乡村放养长大，自由自在，我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自然是我的根基，我天生是自然的孩子。我的思想观念中，对道教、老庄和禅学比较偏爱，经历了1980年代那种热烈的氛围，还有海南开发开放的热潮，包括参与《天涯》杂志发起的重大思想问题讨论，我获得了一种人生的理解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自然观，任其自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积极进取，努力前行，达到真正的自然生活方式。
您有自己的枕边书吗？
李少君：我的枕边书是《杜甫全集》和《苏东坡诗词》，随时会拿起来看。只要是关于杜甫和苏东坡的书籍，包括评注、评传和评论，我一般都会买。在诗歌上我得益于杜甫最多。但是从思想观念上面，更得益于苏东坡。
以前我是读书兴趣特别广泛，什么书都读，文学艺术的、哲学历史宗教的不用说，经济的、法律的、社会学甚至建筑学的也读。当时办《天涯》杂志，你必须什么都读，才能办好《天涯》。我现在的阅读越来越集中，主要是诗歌跟哲学，哲学一直是我特别爱阅读的。我现在的阅读跟以前不同，就是会集中读某一类的书。比如读苏东坡，会集中找来关于苏东坡的书来读。我最近对人诗互证、有诗为证、以诗为证的内容感兴趣，凡是相关的书籍我都会找来读，可以说我的读书兴趣变得越来越狭隘，当然也可以说越来越深入。还有我现在特别认同陶渊明的读书观：好读书，不求甚解，自己觉得有意思就好。
您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李少君：我最喜欢的是苏东坡，我自己的性格跟他相似，观念上也接近，年轻的时候也比较急躁，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越来越宽容大度。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李少君：如果我要到一个无人岛上去，带三本书，《苏东坡诗词》《杜甫全集》是肯定必带的，我可能还带一本哲学书，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所有您见过的诗人或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李少君：在见过的作家诗人中，对史铁生印象最深刻，他的笑容如此灿烂开朗，让你忘不了。史铁生晚年的一些重要作品发在《天涯》杂志，比如《病隙碎笔》，每一次读都是一种人生的学习。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诗人或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李少君：如果举办宴会邀请一个人，那肯定是邀请苏东坡了。我们都爱喝点小酒，这酒量也不大，另外就是都好吃，对美食特别在意，也特别会欣赏各种美，喜欢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一切。最想见的作家自然是韩少功，刚到海南的时候，拜访韩少功曾经是我的每周或每月功课。后来能跟着他办《天涯》杂志，跟随学习，非常受益。到北京后，虽然也常能见到，但每一次都觉得不够，期待着下一次。
19岁时您参与创立“珞珈诗派”，都有哪些诗人参与？
李少君：我17岁到武汉大学读书，认识了不少校园诗人，同龄的陈勇、洪烛、单子杰、孔令军、黄斌、张静等。当时武汉大学主要有两个文学社团，一个叫浪淘石文学社，一个叫珞珈诗社，后来我们就发起了“珞珈诗派”。当时武汉大学校长是刘道玉，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被称为“高校中的特区”。我刚到武汉大学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讲座特别多，各种思想派别、各路英雄豪杰，每天都有讲座，觉得脑洞大开。一些经常在报纸、电视上看到的人突然来到你的身边，很有冲击力，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时代中心。再加上我出生的地方，伟人非常多，所以心底有一种要做大事、想做大事的冲动，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大事。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的海南？
李少君：1980年代末，曾经有一个去海南的潮流，出现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壮观景象。我开始在《海南日报》工作，后来跟韩少功、蒋子丹老师参与《天涯》的工作，1999年底正式调到《天涯》杂志。《天涯》杂志是一份人文思想杂志，经常介入重大社会问题讨论。这是韩少功、蒋子丹奠定的办刊方向。我去的时候正在开展生态问题讨论，后来又组织三农问题、底层文学讨论，在全国都有大影响，很多文章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发表。
在《天涯》，我重新成为一个诗人。我1980年代就写诗，1990年代有段时间我也尝试过小说创作，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发表过20多个中短篇小说，后来又写思想评论随笔，在《读书》等刊物发表，到了《天涯》，事务繁忙，只有见缝插针写一些诗歌。
您是哪年调到《诗刊》？
李少君：我是2014年到的《诗刊》。相对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精英主义，这一阶段的《诗刊》走向平民化、大众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基层诗人开始在《诗刊》上展露。目前《诗刊》面临一个新的时代和形势，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诗也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一种自主、自觉、自由、自信的诗歌发展方向，既有文化自信，又有传承创新，还要有包容开放。我把当代诗歌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向外学习；第二阶段出现向内寻找，就是文学寻根，比如“经典诗论”，重温屈原、杜甫等；第三阶段是诗歌的草根阶段，和平民化阶段与互联网的出现有关，就是向下挖掘，比如“第一现场”，对基层诗人格外关注；第四个阶段是向上超越。《诗刊》改版是要回应时代要求，这也是诗歌内部发展必然出现的要求，改版是一种融合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一种包容性，比如“国际诗坛”栏目，跟国际诗歌同步化，向外学习。我希望在改版之后，出现一些真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诗人和诗歌，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开创新格局。
《每一次的诞生都是痛苦》收录了您从1980年到2022年四十余年的代表性诗作。回头看这些诗作，您觉得自己的诗歌创作走过怎样的历程？
李少君：在我的四十年诗歌选集《每一次的诞生都是痛苦》里体现很明显，我的诗歌创作也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春的、抒情的。我创作的时间比较早，十七八岁到二十多岁的时候，诗歌创作比较集中，很多是散文诗。参加工作后，又对小说、思想、哲学产生兴趣。200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4年，我被称为“自然诗人”。我小时候在乡村长大，骨子里面有一种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感情，大自然总能激发我的灵感，那段时间出版了《草根集》和《自然集》。第三个阶段是到了北京之后，写了很多关于海和海南的诗。《海天集》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后来主持《诗刊》工作，《中华辞赋》和中国诗歌网纳入《诗刊》社，工作非常忙碌，有几年没怎么写了。但最近又有新的创作冲动，所以第四个阶段，就是现阶段的创作有了更多的哲学思考和经验沉淀，跟以前的诗歌相比融合了抒情、叙事和沉思。
您被誉为自然诗人，关于“自然”的主题几乎贯穿了四十年的诗歌创作，这一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李少君：我出生在城市，在乡村放养长大，自由自在，我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自然是我的根基，我天生是自然的孩子。我的思想观念中，对道教、老庄和禅学比较偏爱，经历了1980年代那种热烈的氛围，还有海南开发开放的热潮，包括参与《天涯》杂志发起的重大思想问题讨论，我获得了一种人生的理解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自然观，任其自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积极进取，努力前行，达到真正的自然生活方式。
您有自己的枕边书吗？
李少君：我的枕边书是《杜甫全集》和《苏东坡诗词》，随时会拿起来看。只要是关于杜甫和苏东坡的书籍，包括评注、评传和评论，我一般都会买。在诗歌上我得益于杜甫最多。但是从思想观念上面，更得益于苏东坡。
以前我是读书兴趣特别广泛，什么书都读，文学艺术的、哲学历史宗教的不用说，经济的、法律的、社会学甚至建筑学的也读。当时办《天涯》杂志，你必须什么都读，才能办好《天涯》。我现在的阅读越来越集中，主要是诗歌跟哲学，哲学一直是我特别爱阅读的。我现在的阅读跟以前不同，就是会集中读某一类的书。比如读苏东坡，会集中找来关于苏东坡的书来读。我最近对人诗互证、有诗为证、以诗为证的内容感兴趣，凡是相关的书籍我都会找来读，可以说我的读书兴趣变得越来越狭隘，当然也可以说越来越深入。还有我现在特别认同陶渊明的读书观：好读书，不求甚解，自己觉得有意思就好。
您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李少君：我最喜欢的是苏东坡，我自己的性格跟他相似，观念上也接近，年轻的时候也比较急躁，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越来越宽容大度。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李少君：如果我要到一个无人岛上去，带三本书，《苏东坡诗词》《杜甫全集》是肯定必带的，我可能还带一本哲学书，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所有您见过的诗人或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李少君：在见过的作家诗人中，对史铁生印象最深刻，他的笑容如此灿烂开朗，让你忘不了。史铁生晚年的一些重要作品发在《天涯》杂志，比如《病隙碎笔》，每一次读都是一种人生的学习。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诗人或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李少君：如果举办宴会邀请一个人，那肯定是邀请苏东坡了。我们都爱喝点小酒，这酒量也不大，另外就是都好吃，对美食特别在意，也特别会欣赏各种美，喜欢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一切。最想见的作家自然是韩少功，刚到海南的时候，拜访韩少功曾经是我的每周或每月功课。后来能跟着他办《天涯》杂志，跟随学习，非常受益。到北京后，虽然也常能见到，但每一次都觉得不够，期待着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