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庄：参与·超脱·民族文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3月25日第29卷第1期
2023-01-04 06:43阅读：
参与·超脱·民族文明——论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性格
沈 家
庄
摘 要 中国古代文人'入世'与'出世'的基本人格态度，定格为'参与'和'超脱'两种性格类型。前者是积极进取的外向型性格，后者是消极退避的内向型性格
。这一对相互对立又互补的性格，反映出中国古代文人的情神风貌，表现了华夏民族文明的一个显要特色。'参与'型性格，是民族文明发展的内驱力的能源，是中华民族文化个体人格力量的显示；'超脱'型性格，虽表现出退避的情神状态，但它能涵养深层思维，缓和内心矛盾，引导文化个体趋向自然与故土，归于心灵的平静。两种性格的组合，造成中国文人信仰与理智长期的稳定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华夏民族精神文明观念和价值体系始终未分化。
关键词
民族文明；文化性格；参与；超脱；社会责任感；爱国；信仰；理智
正文
中国古代文人性格，呈现出许多鲜明的相似特征。这类相似性格在中国各历史发展阶段文人个体的反复出现——即对古代文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行为规范的制约——形成一种稳定的民族文化性格。
性格，按心理学的定义，是指人的个性的一个方面。人是社会性的，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社会现实给予的影响。性格的社会倾向性，使得个体性格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认同群体的道德规范。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个体对统一的道德规范的认同。便形成相同或相似性格。
中国古代文人'入世'和'出世'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态度，是由'参与'和'超脱'两种对立统一的性格态度决定的。'参与'和'超脱'两种性格，在各个时代的大多数文人身上模式化地、反复地表现出来，甚至形成一种民族的文化特质。人类学家菲利普·巴格比认为'以一个既定的方式反复出现于一个特定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行为中，并被理想化地推定能出现于该社会的全体成员中。这就是'文化'。（《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105
页）具这种'文化特质'的性格，就是文化性格。'参与'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外向型性格，'超脱'一般说来，是一种消极退避的内向型性格。这两种性格相辅相成、相生相克，反映出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风貌，表现了华夏民族文明的一个显要特色。
参与——社会责任感的自我强化
中国古代文人对社会政治的强列参与意识构成文人个体对国家、民族、社会高度责任感的积极态度之基本性格特征。尽管商朝和周朝国家意识尚未成熟，
可文人成员资格已进入他们的自我意识。在诸侯争雄，列国称霸的春秋战国，文人的社会成员资格意识上升。他们积极奔走于诸侯国之间，出谋献策，劝谏游说，使个人的创造精神、进取精神达到兴奋的沸点。百家争鸣，诸说蜂起，文人们各尽其才，各呈其技，各立其说。这种对于社会的普遍需求，使文人个体希望认同于所依存的社会，并在行为上模仿该社会的其他成员，从而形成普遍的文化认同，使文人性格在文化意义上，具备了一种稳定的参与社会政治的观念。随着国家意识的加强，这种文人在文化意义上建构的、由一定的观念和价值制约的性格，强化为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九死而不悔的爱国热情。这种华夏文人精神品格的杰出代表者，便是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屈原性格结构之最突出内核，是近于顽固地对楚国国君的执著、对楚国国都的眷恋，对楚地的难以割舍、对楚物的拳拳热爱、对楚歌的念念于怀。他先疏于怀王。强列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不放弃'修法度于朝廷'的爱国立场；后迁于顷襄王，离开郢都时一步而三回顾，徘徊踟蹰，不忍骤去。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披发行吟泽畔，仍不改初衷。直到闻说郢都被秦攻破的消息，才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生命，完成了性格的终极选择。有论者谓屈原已成为中国文人心目中的'人格神'，无论本源态度之褒贬如何，这个判断委实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因为屈原的人格精神，即屈原性格已经成为中国文人不断模仿、重复的性格特质。
在理论上不遗余力地提倡文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陶冶和培养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与性格，正是中国儒家学派建构儒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孟子的言行，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参与性格，即社会责任感自我强化的典型写照。毛遂自荐的故事，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商鞅、曹参、司马迁、诸葛亮、建安七子直至阮籍、嵇康、刘琨、王导、鲍照、庾信……尽管个人好尚与个性有极大差异，有些甚至具有根本对立的人格气质。但无一人不曾选择入世的道路，无一人不对所依附的社会（国家）采取积极介入的姿态。尽管他们或者因对政治的参与成就了事业，或者因对政治的参与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无论成败如何，他们性格的对社会政治生活积极参与的观念和行为价值取向，却一脉相承。愈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大家，这种作为文化积淀延续下来的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文化性格，也就表现得愈为突出和强烈。如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杜甫，两者的生活道路与个性气质是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及习惯也迥异。但两人却表现出同样的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及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这一共同的文化性格。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李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图伟愿，不是共同道出中国文人关心社稷存亡、系心国家统一和振兴的热望么?杜甫在国破家散，幼子夭亡的艰难竭蹶中，历尽艰辛，'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时'，忧念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关注的乃是朝廷的安危、平息叛乱的事业。李白在平乱救国的一腔热忱被误会，囚系囹圄，流放夜郎，遇赦东还后，又以疲病之躯，毅然从军，欲追随李光弼麾下，为最后平息安史之乱贡献残喘的一丝气力。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是中国文人文化精神中弥足珍贵的宝石，永远闪烁着华夏民族精神文明的光芒。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文人，在变动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多元文化因素的冲击下，始终未改变对已被强化的社会责任感这一中国文人的整体性文化性格的承传和模仿。他们“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的豪言，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誓取燕赵归君王”（陆游《松骥行》）的壮语，他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的志向，他们“男儿有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梁启超《志未酬》）的气概，为中国古代文人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的文化性格，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正是国家、君王、人民、个人四者利益相统一，命运相攸关,
价值取向趋一致的文化认同在文人心灵的具体剖白。这种共同的文化性格，决定了文人群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基本人格。也决定了
他们正直、谨慎、勤奋、疾恶如仇、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重义轻利、取信成仁的基本品德。当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他们总是大张爱国抗争的旗帜，与人民一道共赴国难。往往能以“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的无畏精神，及“生不能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同上）的慷慨浩气，以及“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的豪迈誓言，与社稷国家共存亡，“临大节,
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国恨家仇，志在必报。当民族矛盾缓和，边关无事之秋，他们则拳拳于朝纲的整饬，民风的清肃，经济的繁荣，国库的充盈。在朝则察奸挫私，励精图治；外任则关心民瘼.兴利除弊。
数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这种文化性格，已积淀成华夏民族精神文明的基本特质。这种民族文明的基本文化特质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撮其要者则有二端：其一，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以贯之的教化；其二，隋以来由中央政权统一掌握的科举选士制度。这两项，使文人性格在道德人伦主体建构层面趋向认同，遂使参与意识进入文人个体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并强化为某种社会需求，进而向集体无意识深化，中国文人这种文化性格，遂成
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被定格，成为民族文明的象征性实体，在历史的进程中生发积极效应。
这种文人文化性格的形成，在文学史本身的发展历史中则表现岀一个流派、一种思潮、一个文学运动的易于形成。诗三百、楚辞、汉赋、汉乐府、汉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剧，无不表现出不同时代文人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的社会理想及美学好尚。正由于中国文人对传统对群体的文化认同，故尔造成中国文学史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诗三百的结集，汉乐府的昌盛，建安七子的崛起，唐代边塞诗派的形成，韩柳古文运动的巨澜，张、王、白新乐府运动的旋风，宋代诗文革新的浪潮，元代杂剧作家的创获，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东林学士的聚会……等等，都是以群体的方式，共同的主张，表现岀中国古代文人在不同时代的观念与价值取向是何等相似乃尔！如果我们从文化这一视角透过文人文化性格三棱镜观察，就能够对以上所及中国文学史上围绕政统、道统、文统为核心揭开的一次又一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