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惧怕戏剧家费孝通？——关于文献剧《魁阁时代》和《费孝通的魁阁时代》（2023年增补）
2023-07-16 17:59阅读：9,094
谁惧怕戏剧家费孝通？
——关于文献剧《魁阁时代》和《费孝通的魁阁时代》（2023年增补）
朱晓阳
从2018年8月-2019年7月，2020年9月-2023年6月我参与打造了舞台剧《魁阁时代》（2018-9）和《费孝通的魁阁时代》（小剧场，2020-2023）。这两部戏是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出品，由杨柳担任导演、我作为编剧、李伟华担任制作。两部戏的演员和绝大多数幕后工作者都是云南大学学生，《魁阁时代》有30多位同学参演，《费孝通的魁阁时代》有9位演员。虽然两部戏都是校园剧，但都在高校和社会面产生了一定影响。
我们将这两部戏定位为文献剧，是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教学和研究核心内容相关的戏剧。魁阁时代是云南大学历史上的一段光辉岁月，也是北大社会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两部《魁阁时代》中的昆明呈贡“魁星阁”是云大-燕大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在抗战时期（1939-45年）的工作场所。工作站最初由当时的云南大学社会系主任吴文藻建立，吴离云南赴重庆后，由费孝通担任负责人。
以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文献作为戏剧的目标是要将学科的经典阅读、学科史学习、学科史研究甚至对学科核心问题的挖掘等通过戏剧实践活化之和深化之。在2019年《魁阁时代》演出后，我曾撰文讨论过文献戏剧如何将《乡土中国》中与“法律下乡”有关的问题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就此而言，文献戏剧确实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进路或方法。在过去五年以魁阁文献作为戏剧实践的基础上，我想就这些文献与戏剧的内在契合再谈谈。
一
现在回顾这两部戏的制作过程，应当说我们真是得了先辈们的神助。就此我仅想指出：费先生文本在戏剧和文学方面提供的基础，对于我们这些文献剧构作者来说真是黄金一般的财富。
我在2019年演出后说过：费孝通是《魁阁时代》的最大编剧。不仅因为该剧的内容大多数是依据费孝通及其同时期同事们留下的文献构作的，更因为相比其他魁阁前辈，费先生的文本最适合进行戏剧改编。他的一些文章甚至是用戏剧对话写就，而且还有关于场景的描述。我因此戏称：费孝通是被社会学和人类学耽误的戏剧家，或者说费孝通是将社会学和人类学变成戏剧的艺术家。
翻开费孝通的文本，其戏剧才能随处可见。例如《乡土中国》中的以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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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苛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
“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否则为什么这类记载，包公案、施公案等等能成了传统的最销书呢？”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4年，第55页）
在以上短短的第一段文字中，费孝通写出了一场有起、有承、有转合、有高潮和有结尾的戏。而且其行文汉语语感强，韵味十足，内容让人回味。类似这样的段落不少，例如《乡土中国》的“无讼”一节中的“通奸案”和“父子抽大烟”等。导演从一开始便让学生依据这两个案例的文字直接进入排练，在几个循环之后就形成了剧本。现在看来，费孝通的文本实际上已经提供了戏剧的框架。这方面还有费孝通的“物伤其类：哀云逵”一文。这篇悼亡友的文字中有大段的戏剧场面和对话，我们直接搬上舞台就演。此外《费孝通文集》中还有一些篇章是直接用对话形式写成。例如一篇题为“言论·自由·诚实”的文章（《费孝通文集》第三卷），也被我们改编后，用在2023年演出的《费孝通的魁阁时代》中。
经过《魁阁时代》的创作以后，我深有体会的一点是：戏剧“对话”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原初形式，是当代社会科学应当使之重新发扬光大的一个传统。可以假设，无论柏拉图、《论语》的编者，还是费孝通，都不是随意地选择戏剧对话来表达其思想。
这些大师和先辈也许感到：用对话来表达其思想，即通过不同（空间）位置和不同视角的话语交流，思想会显现出在单一视角或单一空间位置的文本中所不具有的“神奇”力量或显示出不可言传的内容。
从这一点说，戏剧“对话”是揉合（混搭）思想空间的自然形式。戏剧对话可以通过不同的空间（身体间）发出和传递。这本是诗歌才有的自由，但思想作品一旦采用这种形式，则使思想获得了多声道的表述。戏剧对话既保证了思想的清楚表达，也制造出对思想表达的回音，从而构成一种和声或复调。也许这是古代思想家们喜欢使用对话体的原因？相比于此，当代的规范性学术论文写法过于强调论辩逻辑的环节相扣和起承转合（假设/验证/结论），其文本形式制约下的声道单一不利于展现思想空间交织和回响的状态。例如即使是声称以复调方式写成的一些后现代民族志文本，在呈现多调式思想对话方面，完全不可能像一部舞台剧的对话那样容易被观众接受，其“能量转换”也远不如戏剧有力。
与《魁阁时代》舞台剧有关的另一点体会是，通过戏剧可以使费孝通文本的显表论说之下的隐蔽文本得以显露。在《魁阁时代》演出之后，我曾写道：“戏剧外化了费孝通内心中的一个隐秘侧面（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以聚变之力释放，并呈现给在场观众。”这里指的是费孝通在“鬼的消灭”（《初访美国》）一文中说：中国文化骨子里是相当美丽的。它的美丽就是有鬼的存在。在《魁阁时代》的最后一幕，当老年费孝通与魁阁时期的亡友陶云逵、张之毅和许烺光对话时，舞台上，如有观众所言：像似“重重旧影翩然而来”的时光隧道。
在这一幕，当我们将费孝通的几种文本与陶云逵的信（请记住，人写信时，正是以跟想象的远方收信者对话的语言姿势在写字）、张之毅的话和许烺光的回忆混搭在一起时，一种有些神奇的，不可言说的真实出现了。
费与逝者的“对话”揉合（甚至混搭）了多种文献的语句。它们来自费孝通的“试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乡土中国》1985年版的“重刊序言”；《云南三村》1987年版的“序”；许烺光的“我在魁阁的日子”（潘乃谷
王铭铭/编：《重返魁阁》）；“陶云逵信件”（杨清媚/编：《车里摆彝之生命环》）等等。
2018年12月版本的演出时，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2019年夏天我们做了增强。效果非常好。
费和逝者对话的一场不是通常的“故事戏剧”的展开情节，相反正是戏剧跳出故事的仪式时刻。如果说“戏剧更像是仪式”（波兰戏剧家陆帕语），这一点被费与亡友对话完全体现出来。从观众的反应和主创人员以后的反思看，这一部分是戏的高潮。
用混搭多种相关文本的对话展现思想，是一种既老又新的路径。混搭文本的仪式性对话使“模糊真实”得以呈现。《魁阁时代》的仪式性对话是对费孝通思想的显性文本背后的隐文本进行显示的一条路径。
韦伯认为在认识论层面，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与被把握之物之间存在“非理性嫌隙” (hiatus
irrationalis，转自裴电清，2018）。戏剧对话是把握韦伯所称之“非理性嫌隙“的一种合适手段。
通过这个戏，可以说当下大学的文科教育中，文献研读和戏剧实践之间应当有更紧密的联系。
二
2023年的《费孝通的魁阁时代》将上述“对话性”拓展到费孝通与自己的对话，即将青年费孝通（魁阁时期）和老年费（以讲述人出现）分别由二位演员扮演。为何会出现这种安排首先得解释一下这一版文本的变化。
2023版将戏集中到费孝通身上，并将费晚年对其生平的回忆
，以老年费孝通的口吻写成对话。这一版的魁阁时期还突出了费孝通在1940年代身处改良和革命之间拉扯的徘徊和他最后的选择。
在阅读费孝通晚年的访谈文献时，我们意识到这些文本可以与其魁阁时期的文本形成对话。很自然地就变成青年费和老年费两个角色间的对话，它们既是费孝通内心与另一个自己的对话，也是跨越时空与他人的对话。我在现场观看时感到两个费孝通的或独白或对话之间“演成”了另一重真实的经验和反思。我们在选择文献内容上采取将费的关键性思想时刻和回忆以两端对比的方式呈现。这些独白和对话在剧场中演成冲撞。特别是费晚年关于一生中生死时刻的反思，关于自己研究和生活历程的交代。这些话与其魁阁时代的风发意气要为乡土中国开方治病形成戏剧张力，又以穿越时光隧道的形式与亡故的同事们对谈呈现出来。其效果是如北大于长江教授在演后讨论所言：“你们正式把这部戏称为文献剧，对我来说这不是文献剧而是一个言情剧，对我而言更多的就是情感、情绪上的。还有，我说这是一部灵异剧，是悬疑、灵异、也有某种科幻，因为今天这个剧里边所有的场景，可能在未来都真能实现，比如说费先生，我昨天说此时此刻说不定费先生他们这些人也在和我们一样在感受、听见了。”
也许这就是剧场的魅力，你就是照着文献写出来的词，一经台上演员说出来，就会变成“降神”，就会是招魂，更何况我们对费孝通魁阁时期文献和晚年口述做了戏剧性的选择。再加上本剧的导演有意采用戏剧的“表现”手段，使平淡叙述的散文变成诗意的、想象的戏剧空间联结。例如戏中有传送死讯的“乌鸦”出场。这个场面的文献基础却是费孝通的“物伤其类（哀云逵）”等散文。文献的论说之间已经转换成对话式的张力和剧场时间/空间中特有的“动力”。用于长江的话说这种动力包括演出的同学被先辈的神附体了，学科文献之间的混搭变成了“灵异”的显现。在这里值得指出，两部戏演出时，我们都请费孝通的后人（如费的外孙）、魁阁一些学者的子女到场观看。于长江则是费孝通长时间的学生和同事，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界研读和引用最多的费孝通晚期讲话《试谈扩展中国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的文字整理者。
最后还是用于长江在第二场演后讨论的话作为本文结尾：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作为一个原始人来看，我会觉得大家就是被降神、被灵魂附体了。就像圣经里边说的 “holy spirit fall on
your
shoulders，圣灵降到了你身上”，这是一个传达方式。差不多前后将近100年的那个时代，那样的东西就是能超越时空、能传过来，能转换过来，就好像今天无线电、微信、无线网络都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就能传过来，现在就真的传过来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真的觉得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演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给人看的问题，其实真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超越，就是我们本身就真的当了一次费孝通或者是这些老一代的学者，而这些老一代的学者他们的生命真的就延续了，也不是比喻、不是文学，不是那样子。我说的是很真的、很实质的。”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插入说几句。那就是舞台剧中的“时间”。
以上提到“文献的论说之间已经转换成对话式的张力和剧场时间/空间中特有的‘动力’”。比较电影（包括纪录片）中的时间感，舞台是调动时间更自由的形式。舞台因为有真实的三维空间存在，因此可以将片段的故事时间“随意”插入或分配到舞台上的任何地点。不同时间能够同时呈现在三维舞台空间上。这就使舞台剧在表现如费孝通的内心时间、过去经历和未来（老年）遥想方面能够随着思想的漂移和想象而来到舞台上。舞台剧在这方面的潜力，因多媒体视频作为一个表演区的参与和灯光对舞台空间的切割和重组，更得以增强。《费孝通的魁阁时代》在“时间”方面的形式与其内容是有内在结合的，并非形式主义的玩弄时间。这方面主要是由导演在排练和剧场中二度创作时演成的。
上文还提到，戏剧用混搭多种相关文本的对话展现思想，混搭文本的仪式性对话使“模糊真实”得以呈现。
当下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常有人讲民族志与非虚构文学关系。如以我们处理《魁阁时代》为例，舞台上的思想对话、时间/空间等的转换，会使散文或论文式的社会思想，具有诗性，其清晰的思想和蕴含的无形之真会被转换释放出来。这其实就是非虚构的本质。非虚构并非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将事实或真实人物虚构化，而是将真实世界和人的诗性面向呈现出来。以我们这些年的实践看，戏剧是最好的形式。就此而言人类学/社会学文献剧可称为“民族志戏剧”（ethnodrama）
。
我们曾在2019年魁阁时代话剧演出后，在多所高校宣讲“一本书、一门课、一台戏”的专业课文献与戏剧结合主张。在几年后，教育部已经于近年将“美育纳入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和“双一流”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在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增加美誉课程数量。我们打造魁阁话剧的经验表明，学科的核心课程和文献也能够与美育实践相结合，并达到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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