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道统、学统、政统的合一性
2014-11-26 22:05阅读：
昨天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来校做讲座《学术旨趣与地域系统》，其中讲到儒家的学术旨趣，胡瑗概括为有体，有用，有文；魏源认为儒者应明道、政事、治经三者合一；当代新儒家牟宗三、杜维明也从道、学、政这三个维度来考察儒学。
无论在个人的发展方向上，还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以及对儒家的历史回顾和当代发展上，自己都不自觉地用了这三个维度去分析和评价。这三个维度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那里可以表现为三立：立德、立言、立功，这是从个体的角度；而道、学、政三个维度是从整体的儒学的角度考察。道即中国文化的道统，儒学的核心价值；政即政事，在中国古代主要通过做官来实现。学即是学统，儒家的一套知识系统。
就现代社会而言，这三个维度我将其概括为修身（修行）、学问和社会事业（之所以称为社会事业，因为“治”并不必然与政治相关，尤其在他文明和现代社会），当然，这是从个体的角度而言。事实上，这三个价值维度的合一不仅仅出现儒家，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均能见到。古典时期的佛陀、耶稣、孔子、柏拉图等，近古的王阳明在立功、立德、立言方面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国外，则有印度三圣之圣哲室利·阿罗频多。他们都是既精通本民族的文化典籍，又能够有新的阐发，同时在个人修身和社会建构方面做出极大的贡献。相对而言，西方社会比较注重三个维度的独立性，而中国古代社会则强调三者的合一，因而中国古代的士人常常既是官员，又是学者，还是严于修身的儒士。这三个维度，又可以用三种身份或者职业作划分，即修道者、哲学家、政治家。在西方三者是分离的，哲学家不必有很高的德性，修道者也不必有精深的思想，政治家更不必具备前两者的素质，这种分化在现代社会尤其明显，然而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价值观来看，对三者合一有天然的期待。
儒家之独特性正是在一个文明的整体上实现了这三者的合一，至少在价值观念上如此。由此三者合一成为每一个儒家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就这一点是其他文明少见的。其中，道统是核心精神，基于道统而形成的学术知识系统称之为学统，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便形成了政统。
道统的求索
“道统”这个概念首先由韩愈提出，道统本身仍是由孔子提炼和铸就的。孔子从历史的繁杂和荒芜中提炼出了尧、舜、禹、汤至文武周公的德治一脉，以德修己，以德治世，并从中发掘出适合个人修身的“仁”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个人的修身实践和社会实践，从主体性上践行了他所推崇的道。如果缺乏后者，那么孔子仅仅是一个史学家或者文献整理者；缺乏前者，那么孔子跟先秦诸子其他人并无二致，一个一时的思想家而已。
之后长达一千多年道统隐微不显，直至宋明诸儒自觉承接起道统的使命。宋明儒者面对儒家典籍的纷繁庞杂和儒家核心精神的消退，纵横旁通，充分吸收和借鉴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建构起了中国哲学史上另一座高峰——宋明理学。这种对他系统的吸收、借鉴和对话是必然的，即使儒家内部能够发展出这样的心性哲学，它也需要同与之并立的其他系统交接，对话。而事实上，儒家从来就不是一套固定的思想体系，不同于佛教的一套确定的教义体系，儒家具有鲜明的文化性和时代性。
那么，道统究竟是什么？孔子已经彰显出来了，为什么还会在历史的发展中黯淡下去？道统本身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但是更需要历史中的人去承接它，去激活它，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种承接，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一线单传”的传道谱系，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自觉和客观上是否传承了儒家的核心精神，最终的定位还待后人评价，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譬如孟子的地位便是唐以后才彰显出来。
如何才是承接道统？现代学者对道统有两种看法：一是钱穆先生所主张的谓“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的“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一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现为“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的“哲学家的道统观”。后者更能体现儒家道统的主体性意识，从前文所述中可知，道统不是客观的历史和文献呈现，而是需要主体去彰显的某种价值。
自孔子创立儒家以来，后世无数儒家读书人践行着孔子的教导，即是是在儒学隐没的汉唐之间，大部分读书人依然践行着儒家的精神，致力于修身践行，那么，为什么我们仍认为道统是隐微的？这就涉及到三统中的学统，可见儒家的道统不仅需要自觉践行儒家的核心精神，而且必得在“学”，即所谓学术领域发出声音，在当时的学术领域能够与其他体系对话，能够回应其他学术体系所提出的问题。
学统的建构
学统，一般认为是儒家的一套知识系统，这与牟宗三的看法有异，牟宗三认为如果德性一面称为道统，那么科学一面称为学统，而我认为道统学统包括政统是一个整体的三个方面。学统是道统的一套知识体系和学术表达。
作为儒家的学统，静态地说是现成的一整套儒家文献典籍，动态地说即是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精神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与“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道统”的追问、思考、体证和把握，最终形成的知识系统，即为学统。“学”的形成来源于对“道”的认识和发展。
而正是这种动态的在每个时代对此的建构，却成为儒家发展最重要也最困难的问题。就现代来说，儒家的学术系统的建构需要旁通他文明系统，借鉴、吸收并与之对话，最后形成一套立足于中国精神的广大中正的系统。只有在学术领域与其他文明、其他学术系统发生对话，回应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和他系统提出的诘难，才能够成为一套活的思想体系。同样的，对于儒家中的个体来说，只有在学术上发出声音的，同时践行着道统，才可被认为是道统的传承者。
道统与学统的关系，还可以归纳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双方的价值意义也在此种显现。儒家这一套价值系统一直以来通过科举由读书人承担，即经学一脉。到宋明时期注重义理和体证，尤其是陆九渊推崇“尊德性”，且他天分高，气魄大，直契先儒精神，而且他也“道问学”了，并非野狐禅一类。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关于修行的和学问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还可引出个人修行与文化传承的关系。如前所说，陆九渊天分高，且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本质上仍有道问学的一面，而传到其门人，则可能出现只注重内心修为，而忽视学问方面。
现代社会是一个与古典文化断层的时代，这种只注重修行而忽视更深广的知识的现象尤其普遍。这种现象可以归为两类：一类过分强调个性释放，忽视理性，被称为灵修中的“反智主义”，在此不论。另一类是个人修行者。如历史上一直不乏的隐修者，在孔子时代即大量出现。孔子也多次与这类隐者相遇，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一句话也正道出了儒家与隐修者的根本区别。儒家要与人为徒，参与社会的运作，要实现“治”（政统）的一面。然而孔子在这里有一种非常雍容的态度，欣欣然而向往之同时又深感此生负有重任，而不同于后世儒者对此种隐修者的排斥态度。这类隐修者更多的出现在以老庄为宗的道家一派。虽其追求的“道”有差异，但我认为真正的求道者，隐修者，与儒家的基本价值是不矛盾的，只是他们更侧重于“道、学、政”中的“道”一环。三统合一的儒家则不仅要实现“治”，更要“道问学”，对所处时代的各种思想有一种纵横旁通的把握和对话，在新的时代中，在于他文化的必照中，彰显儒家的价值。由此形成的学统（知识系统），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这就导向儒家的另外一个维度：教化、治世方面，也有人提出“教统”一说，在此列在“政统”中予以说明。
政统的实现
道统和学统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儒家中的“治世”一面在其他宗教哲学传统中少见，至多有教化（教统）一面，柏拉图的“哲人王”也仅仅是提出了一个理想而已。而中国自文明伊始即有圣王治世的传统，即使孔子之后，具备儒家精神的人不再具有君王地位，但是国家官员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在担任，因此仍可谓三统合一。
而近代以来，科举取消，国家政体发生剧烈变化，知识分子多不再是儒家，儒家知识分子也不再是官员，儒家已经不能依附于政体的时候，如何“治”？道统、学统可以重建，可以在学者、知识分子，以及每一位有自觉的个人身上重建，那么，儒家的“治”是否也可以分降到个体身上实现？对此，国外兴盛的社会企业，公益组织以及各个领域以己之力推动社会进步的个体，是值得关注的。
儒家的精神因其上达天道，或者说形而上的哲学或宗教领域，具有对人性美的极致追求，因此不同于政治学理论，具有现实的调和性。孔子困于陈蔡之时，子贡即对孔子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孔子回之曰“良农能稼，不必能穑，良工能巧，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赐，尔志不广矣，思不远矣”。若强调儒家的治世一面，必然损及儒家精神的高妙性。两千多年来，儒家就在这种政治的夹缝中生存，而最终得以保存儒家之道的并不在政统中，而是在道统和学统中保存下来。因此，儒家的政统存在于为与不为之间，而在教统中却大有可为。另一方便，通过下放到个体，个人践行而不必从整体上变成政治，那么或许最终可以时间儒家的最高理想。
儒家三统合一的精神基因
儒家有一种纵横庞统的精神特质，而后形成一套广大中正的知识系统。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儒道墨法等各家兴起，而只有儒家的孔子自觉继承并整理了六经，并阐发了六经的价值，建构起自中华文明开始至春秋时代的一套历史的、文化的、价值的知识系统。如果没有这一套知识系统，那么儒家也可能很快消失在历史的灰烬中。而且这一套知识系统不仅仅是关于某种修炼的，某种技术的，而是关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一整套系统，有一种广大而中正的特质，正是因此儒家才能够在历史的涤荡中保留下来，并成为整个古代中国的精神主流。
如果儒家只是只是传承了这套文化系统，而没有孔子的求道弘道精神，那么儒家只是史家，孔子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只有求道，没有这套知识系统，那么孔子只是一个修道者，众多修道者中的一个；如果没有孔子孜孜奔波六国的弘道足迹，那么儒家只是如西方柏拉图等哲人，有知识系统，也有人文精神的追求，但是不能深刻的影响到中国此后两千多年的政治社会。正是孔子的精神和行动实现了三者的合一，也由此铸造了儒家精神的道、学、政的三者合一。
就现代来说，儒家的学术系统的建构需要旁通他文明系统，借鉴、吸收并与之对话，最后形成一套立足于中国精神的广大中正的系统。新时期的儒者，或者说整体的儒家，当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所发展，然后形成新的思想体系建构。儒家远不仅仅只是一种学派，而更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本身，正是《易经》所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旁行而不流，曲成万物而不遗”的一套系统。
2014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