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夏商西周时期）

2017-05-20 20:5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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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夏商西周时期）
张玉万
我参观完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远古时期，接下来参观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青铜铸造达到鼎盛，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铭文与甲骨文表明汉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西周统治者推行礼制，重在彰显、维护等级秩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夏商西周时期》部分，我看到了青铜爵、青铜镜、乳钉纹青铜方鼎、妇好三联甗、妇好鸮尊、商妇好青铜偶方彝

、商后母辛青铜觥、龙虎纹青铜尊、四羊方尊。青铜爵：二里头文化（夏代）。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为商周青铜铸造的鼎盛奠定了基础。青铜镜：齐家文化。已知时代较早的青铜镜之一，奠定了中国古代青铜镜的基本形制。乳钉纹青铜方鼎：商代。商代前期青铜器，证明其出土地郑州曾是商代都城。妇好三联甗、妇好鸮尊、商妇好青铜偶方彝、商后母辛青铜觥：皆出自商王武丁时期的妇好墓，造型皆前所未见，华美瑰丽。龙虎纹青铜尊：商代。纹饰繁缛华美，集线雕、浮雕技法于一身，反映了商文化对淮夷部落的影响。四羊方尊：商代。可能是三苗部落受商文化影响的产物，羊首造型独树一格，分铸技艺复杂，蜚声海内外。
同时欣赏到的馆藏精品主要有：
大盂鼎 西周，炊器，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1951年潘达于女士捐赠。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另一尊同为盂所铸之鼎，形制略小，习称“小盂鼎”，器上铭文涉及西周与鬼方之间的战事，但此器在辗转收藏的过程中已不见踪迹，仅于著录中保存铭文拓本。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盂之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内、外之臣僚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尚书·酒诰》是周公旦所作，用以告诫被封在商故地朝歌的武王少弟康叔封，文中有一语句“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大意是说商纣好酒，不思其过，最终导致国灭邦亡。与大盂鼎铭文所言相合，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此器铭文中用字笔画粗细不等，且如“王”、“在”、“正”、“土”等字中有许多圆形或方形团块，象形意味仍较浓。又如铭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体现了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子龙鼎 商后期商末周初，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腹高43厘米足高36.5厘米口径80厘米。子龙鼎，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此器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子龙鼎所铸铭文“子龙”之“子”字较小，下“龙”字以双线勾勒，虬劲有力，恰如一竖立且尾部向右上盘卷的龙形，瓶形角，圆目，张口，生动传神。器颈部所饰，一为有首无身饕餮纹，瓶形角；二为首身完整饕餮纹，卷角较宽，尾部下卷，爪后有长距，以凸起的鼻梁部位为对称轴线，躯干向两侧同时展开，形成一首双身，意在以平面展示立体。两类饕餮纹相间环列，静中求变。整个饕餮纹带由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右两方反复连续伸展构成，整齐并富有节奏。器足上端所饰饕餮纹卷角如羊，角尖部内卷并高高凸起，愈显动感，也与鼻梁部位耸起的扉棱增加了器物的稳定。子龙鼎造型雄伟，在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而且铸造精细，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经典之作。
后母戊鼎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礼器，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虎纹石磬 商，打击乐器，1950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长84厘米、宽42厘米、厚2．5厘米。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石磬。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多件商代石磬，妇好墓中出土5件长条形石磬，制作比较精细，磬身上分别刻有文字和鸮纹，其中有3件，均为白色，泥质灰岩，形亦相近，可能是一套编磬。这件虎纹石磬可称为商代磬中之王，正面刻有雄健虎纹，据测定此磬已有5个音阶，可演奏不同乐曲。
那些陈列，就是一桩桩夏商西周时期的情景再现，间接亲历了彼时的人创造的彼时的文明。我们不能不惊叹称奇，不能不感到生在这个国度的自豪，不能不产生流连忘返的欲望。——还真不能“忘返”，还有那么多的陈列需要向我们展示，我们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多地去看，去了解，去感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