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座》各人述志看先秦理性精神
2007-04-05 17:00阅读：
从《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座》各人述志
看先秦理性精神
（孔子像）
先秦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富开拓创造精神的时期。贯穿于这个时期的总思潮、总倾向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使先秦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一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所谓“理性”，指摆脱那种宗教的狂热和盲目崇拜的带有原始愚昧的心理状态，而代之以对人世现实生活的冷静审视态度。先秦的这种理性主义又带有一种实践（实用、功利）的特点，是“实践理性”。简言之，所谓“实践理性”，是指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部，而不作抽象的玄思。其基本特征是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我们试以《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来看这种实践理性精神之表现。
先看孔子的“问志”。在这次四个学生侍坐时，孔子要四人各述其志：“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用委婉的方法促使他们认识自己，思考人生。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孔子的教育有针对性，循循善诱；而且还告诉我们，孔子是反对消极处世的，既是一位敦厚谦恭的长者、教育家，又是一位关心世事、孜孜以求的实践家，他要用他的“仁政”、“礼治”等观念去感染、教育弟子，引导他们对现实生活和人生去主动追求。这正是理性精神在孔子思想观念中的反映。
再看弟子“述志”。四个学生尽管说话的口气各异，角度有别，但一个基本倾向都是“为国以礼”的政治主张。子路志在治理“千乘之国”，经过三年努力，使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治理的中等国家具备勇气，而且从遵守礼义，明白为人的道理。冉有志在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邦，“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可见他亦颇重视“礼治”。公西华志在为“小相”，参与“宗庙之事，如会同”，直接从事“礼”的活动。曾晳所言，乃“礼治”之最高境界，暮春时节，与同伴一起“澡身而浴德”（《礼记·儒衍》），接着在舞雩台上吹吹风，思念苍生，归途中再唱起歌，净化心灵，陶冶性情，这正是一幅儒家的太平盛世图。这里，没有崇拜神灵，迷信上苍，重视的是人，是人的作用，是人的精神，是人对现实的观照与改造。这其中的实践理性精神不是很明显的吗？
孔子用理性主义的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礼乐”，对于奠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所起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因而孔学在世界上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在《侍坐》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引向外在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引向神和宗教，相反的，他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融在人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孔子在“侍坐”章中的“评志”，就是在这种日常极其普通的交谈中教育弟子如何重视礼仪规范，对子路之所以“晒之”，正是不满于他的鲁莽行为和锋芒毕露，明知礼乐重要，却不仅“率尔而对”，抢先发言，而且“其言不让”，“己不正焉能正人？”对冉有、公西华不赞赏，或由于其过于自谦，或由于其志向过小，非但积极进取的精神不够，且情感的表露带有某种压抑感，不及曾晳那般温文尔雅、委婉含蓄而又轻松畅达。曾晳的发言为孔子的“礼治”目标描绘了一幅春光明媚，国泰民安的图景，“是孔子老安、友信、少怀的意思”（明邓退安《四书补注附考备旨》），“为太平盛世之缩影”（杨树达《论语疏注》），亦即朱熹之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形而上”的最高层次。这跟孔子的“仁政”、“礼治”等政治理想完全合拍，加之曾晳说得又是那么有节制，看似消极，实则对现实有着执着的恋念、热爱，自我满足、陶醉之中又有着不倦的追求
，很有儒家温柔敦厚之风格，故而孔子禁不住脱口而出“吾与点也”！儒家的实践理性正是这样使情感不是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是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之中。中国文化重视的正是这种情与理的结合和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非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非理知性的认识愉快，更不是神秘性的情感迷狂或心灵净化。
从整体上看，《伦语》采用了含蓄深沉、温柔敦厚的文风，即所谓“坐而论道”。它善于将深刻的人生哲理的探讨融进日常的谈话之中，在讨论严肃的哲理时使人感到亲切可近，在温暖和谐的气氛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和熏陶，不象孟子文章那样咄咄逼人，也不象庄子文章那样虚无飘渺。《侍坐》章正是以这种讨论的方式在和谐、轻松、自由的气氛中讨论人生理想的重大问题，让人觉得亲切有加、心悦诚服。在这一章中，还注意表现了生活场景和人物的情感，这种谈话的形式即使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常见的，简约的文字中我们已分明感受到了其间和谐轻松的氛围；同时我们从中还能看到子路的鲁莽、公西华东的谦逊、曾晳的潇洒、孔子的长者风范。可以说，在文章风格上，《侍坐》章乃至整部《伦语》也都体现了这种实践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老庄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和补充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先秦诸子各自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情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