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能忘”的故事
2010-04-20 11:05阅读：
位于公馆门码头平台条石驳岸正中的石刻---释溢摄
“民不能忘”的故事
漫步樊城沿江大道，座落于大堤上的码头牌坊形态各异，古朴的码头与堤身紧密相连，构成相依相偎之势。与朝阳路相通的公馆门码头，是现存老码头中规制较完整规模较大的一座，由石蹬道和石平台组成，呈扇形。在码头平台的条石驳岸正中镶嵌着一块大石匾，阴刻楷书“民不能忘”，字体圆润，遒劲有力。牌坊前有简短的中英文介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由襄阳知府郑敦允重建，几经翻建，始成现状。
襄阳知府郑敦允
郑敦允，号芷泉，湖南长沙人，清朝嘉庆十九年进士，入选
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刑部郎中。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出任襄阳知府。到任后，郑敦允秉公断案，扶良抑暴，昕夕不倦。
宋元以降，守襄者莫不以堤为要务，郑敦允也不例外。在郑敦允看来，汉水上游多傍山，下游土地既广且平，土脉细沙遇水俱化，所以水患从襄阳开始。护卫襄阳城的老龙堤位于南岸，始筑于汉代，历朝历代着意维修加固。到明代时，巡道杨一魁增建老龙石堤时修到了万山脚下，檀溪不再与汉水相通，原本经檀溪分流的汉水因此变得更加湍急，北岸的樊城土堤更显羸弱，生灵之大患。于是，郑敦允决心改修樊城土堤为石堤，下用杉桩密钉，再用平石铺砌，逐层递减，下广上狭，内筑坚土，从大码头到邵家巷码头，共筑石堤长四百丈，高二丈六尺，另修土堤一百九十丈，历时两年，耗资六千多万。
那时，往来舟车辐辏，樊城俨然成为纵横千里间的大都会。为了方便商船停泊靠岸以及装卸货物，郑敦允在改建石堤工程时把原来的自然码头一并改建成踏步式石砌码头。码头比堤岸凸出，有石台阶方便上下，并与石堤连为一体，共同抵御洪水的侵袭。
1831年6月，汉水暴涨；7月，唐白河大水，滔滔汉水来势汹涌而又宣泄不畅，愈积愈高的洪水最终冲毁堤岸，涌入樊城；8月，汉水复溢。此次大水亘古未有，所筑石堤塌陷过半。已经调署武昌粮储道的郑敦允深感自己失责，执意要求回任襄阳守修堤防，设法筹得万金后于1831年8月回到襄阳，岂料五个月后因为积劳成疾而去，以生命谢任于襄阳，被襄阳人供奉于名宦祠。
三瑞亭与郑公祠
1830年冬，浩繁的石堤改建工程终于竣工，特建亭以示纪念。时任知府郑敦允冠以“三瑞”之名，欣然撰文并书写《三瑞亭记》，勒碑立于林家巷码头牌坊旁，详细叙述了樊城地理位置的重要以及筑堤缘由与始末。“古今事无险夷难易皆天地合而成”，郑敦允开篇即言“三瑞”乃天、地、人，坦言筑堤成功只是自己“能感天和享地利”而已。
喜庆的气氛还未散去，罕见的大水却在来年奔涌而至，撕毁堤防，也毁掉了临江而立的三瑞亭。残存的牌坊和石望柱在后来的堤防加固中被拆除，幸存碑刻现悉数移入米公祠内。
郑敦允任职襄阳前后不足四年，然而，修筑石堤造福于民的功绩始终令民众不能忘怀。在郑敦允离世三年后的1835年秋，各方人士主动捐资修建郑公祠，选址公馆门码头西北侧，并在码头驳岸正中镶嵌“民不能忘”石匾一方，用以缅怀其功德。
一个有雨的日子，和友人来到米公祠石苑，硕大的阴刻“郑公祠”石匾映入眼帘。枇杷树下，《三瑞亭记》与《新建郑公祠记》两通石碑并排而立，一个刚劲，藏系民之心，一个工整，彰崇敬之意，经风沐雨近两百年，字体一样清晰可辩。
“人事有未尽耶”，咀嚼中我若有所悟，郑敦允为何坚持筑堤并返襄修堤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
绵绵细雨滋润着碑体，循着纹理滑落，似行行热泪长流不止。伫立碑前，我仿佛置身于 1832年正月初六那一天：民哭之，如哭私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