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大学名人】言传身教－－父亲蒋礼鸿对我的影响

2022-10-27 08:5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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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礼鸿教授是杭州大学知名教授，我们同在杭州大学工作，并且同住杭大新村小区，现在他儿子退休回杭州定居，杭州新村在大家努力下保护下来了，成为杭州历史文化街区，近代杭州历史文脉得到传承和保护。

言传身教
－－父亲蒋礼鸿对我的影响
蒋遂梦萦秦望山
父亲蒋礼鸿
父亲蒋礼鸿（1916年～1995）字云从，号怀任斋、双瓻室，浙江嘉兴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敦煌学家、训诂学家、辞书学家。曾任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家人事部批准的缓退（无期限）高级专家、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杭州大学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浙江省敦煌学会副会长、《汉语大词典》副主编、《辞海》编委兼语词分科主编、杭州大学敦煌研究中心顾问、“九三”学社社员。父亲精通文字、训诂、音韵、目录、校勘之学，擅长俗语词研究、古书校释和辞书编纂，尤其在敦煌语言文字学和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享誉海内外。
一、聪慧早悟
父亲出生在浙江嘉兴一个城市贫民家庭，我祖父曾任篾厂合伙人和桂圆行雇员，家境贫寒。但是父亲从小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聪慧，记忆力极好，读书过目不忘，尤其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原先在嘉兴商业学校读书，因为不喜爱商业，转到嘉兴秀州中学继

续学业。
父亲到秀州中学，像小鸟一样，自由翱翔在秀州中学图书馆里。图书馆有阅览室，陈列各种杂志和报纸，杂志则有《人文》《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新中华》《生活》《新月》等。图书馆里还有《四部备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等。父亲在秀州中学一共经历了四个学年，对他进入到中国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在秀州期间，他即在学校刊物上发表了《跋〈纳兰词〉》《流别》和《记高中三年级》。前两篇是学术性论文，后一篇是代表秀州甲戌级毕业班写的纪念性文章。
父亲于1934年6月从秀州中学毕业，其时他已经入聘为上海世界书局文字编辑。但是秀州中学的班主任和学校领导认为父亲天智聪明，入职为文字编辑太过可惜，于是推荐他到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后为之江大学），经学院考核，被录取为国文系学生。
在国文系父亲遇到了终身难忘的恩师徐益修（昂）、锺钟山（泰）、夏瞿禅（承焘）三位先生。父亲说：“徐益修先生的诚挚不已的治学精神，锺钟山先生的反复涵泳，细究文章脉理的读书方法，夏瞿禅先生谦虚乐受的读书态度，都对我有所熏陶、启发，惭愧的是践履不及三师的百一。”其中锺钟山先生“反复涵泳，细究文章脉理的读书方法”恐怕是对父亲最有启发的治学思路。1939年1月，父亲从之江文理学院毕业，其论文《〈荀注〉订补补》就是对锺先生《〈荀注〉订补》的一个补证。而锺先生则不以为不快，数月后力邀父亲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他的助手。钟先生不但在学术上扶持父亲努力攀登高峰，而且在道德、品行上对父亲以熏陶，使父亲终生难忘。
1943年，父亲着手撰写《商君书锥指》，逾两年完成。《商君书锥指》申报民国教育部，1945年被评为“学术和美术品”三等奖。当年的学术奖没有评出一等奖，二等奖被闻一多先生获得，所以父亲的三等奖学术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民国教育部学术委员会肖公权评议道：“本著作参采订正今昔诸家之说，并下己意整理古籍，颇称该备。议论亦每有独到之处。而允当朴实，一洗穿凿之弊，尤为难能可贵。《商君书》殆当推此为善本矣。”1982年《商君书锥指》被辑入中华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中，成为研究商鞅的代表性著作。
二、艰难跋涉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藏经洞藏有变文等文书约四万余件。可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大量文书被帝国主义分子盗窃，流落在海外。自此学术上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著名学者陈寅恪痛心疾首地说敦煌学研究是“吾国学术伤心史”。
1957年，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学者辗转国外抄录敦煌变文，汇编，校勘为《敦煌变文集》。父亲敏锐地意识到，敦煌学研究将在国内引起大变革，有望改变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困境。由于《敦煌变文集》多数由著者从国外抄录，当时没有先进的摄影技术，抄录中难免有脱误、错抄。加上变文大都由民间抄手抄录，本身抄录水平有限，加上变文中有许多古往的俗字，被称之为“天书”。要正确读通敦煌变文，则需要对《敦煌变文集》再进行校勘、考证。于是父亲着手开始编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两年后，由吕叔湘先生推荐，由中华书局出版，5.7万字。此后在38年间，父亲不断对《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进行增补，到1997年父亲逝世后两年，完成了第六版。字数达到43.6万字。这在学术史上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二版出版后，于1960年7月，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即对此有如下评价：“由于本书的出版，古典戏曲研究，已不再是缓缓长夜之路，而是又点燃了一盏明灯，使民间文学遗产的积极发掘，变得容易起来。”
1981年4月父亲《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四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出版。吕叔湘先生评价：“蒋礼鸿教授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新第一版最近出版，离开旧第三版的出版已经十九年了。在这其间，著者做了大量增订工作，以条目而论，增加了约二分之一，以篇幅而论，增加了将近一倍。以第四篇“释事为”为例，旧版84条，62页，新版132条，128页，增加了48条，66页。旧有的84条里边，增补例证的有48条，修订解说并增补例证的有18条，完全没有改动的只有18条。著者对这部书的勤勤恳恳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1988年9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五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编辑王海根评价：“蒋先生在撰著〈通释〉、反复增订的过程中，阅读了数百种资料，其中包括多达九百卷的〈全唐诗〉、二百卷的〈旧唐书〉、一百卷的〈法苑珠林〉、五百卷的〈太平广记〉、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等大部头古代典籍，用力之勤，今所罕见。所引书证，上始先秦，下迄当代，近自乡土文献，远至日本的〈诸录俗语解〉，不以变文为囿，放眼古今，旁搜远绍，爬梳剔抉，举凡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语录、民谣、佛经、道书、诏令、奏状、字典、韵书、音义、传疏、史传、文集等，无一不在采摭之列，为其变文的诠释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97年，《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补定本（第六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祖谟先生评价：“《通释》自1959年初版至1997年增补定本出版，历时近四十年，经五次修订，总印数超过两万册，影响极其深远，被认为是‘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敦煌石室所出的变文是唐五代间流行于民间的文学作品，其中保存不少当时口语的材料。有些词语现在已不易理解，必须比证研究才能理解其意义。本书作者取《敦煌变文集》中此类词语疏通诠释，就所释各词的义类分为6节：释称谓，释容体，释名物，释事为，释情貌，释虚字。六者之中以第4类词为最多，且极难解释；第6类虚字部分则又牵涉语法。六类范围包括甚广，非综合比较，并联系其他有关材料，如唐五代人的诗词笔记、小说之类相互证发不可。作者用力甚勤，创获极多。又几经修订补充，对研究唐五代民间文学和汉语词汇发展史都大有帮助。可与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媲美，同为不可多得之书。自从这两部书出版以后，关于唐以后口语语汇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1992年11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获得了第二吴玉章奖金一等奖，是当时全国文科最高奖项；1995年12月获国家教委首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优秀成果一等奖。
除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外，父亲还有著作《义府续貂》《咬文嚼字》《古汉语通论》（与任铭善合著）《目录学与工具书》《商君书锥指》《怀任斋文集》《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类篇考索》《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与盛静霞合著）出版。
三、坚持真理
20世纪50年代末，父亲参加《辞海》编撰工作，被誉为《辞海》编撰的三把“刀子”。另外两位是杭州大学任铭善先生、南京大学洪诚先生。所谓“刀子”是解决问题快刀剪乱麻。但是父亲在考证问题上极其严肃，有一个词“肸肸”，原来是依朱起凤先生《辞通》解为“笑声”的，父亲以为应是“勤苦劳碌”的意思，闹到1979年5月的修订本才改如父亲的说法。前后将近有20年时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革命群众”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是因为他在课堂上对伟人《关于支持刚果（利奥波德维尔）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申明》中“前赴后继”成语提出异议，和其他一些语言学上的错误。这在当时是犯大忌的。为此父亲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被批斗、游街、拷打、关进“牛棚”。
1982年，父亲发表《读〈同源字论〉后记》。《同源字论》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的论文，父亲敢于发表不同看法，在当时语言学界受到许多学者的讥讽。但是父亲不为所动，他拿出王力先生给他的去信交给学生陈汝法看：“王先生讲得清清楚楚。”
1995年6月23日，杭州大学中文系在东一楼会议室举行蒋礼鸿教授追思会。中文系原语言教研室副主任王维贤先生在书面发言中说：“（20世纪）50年代蒋先生以学者的认真、唯真理是从的态度，对国家领导人著作语言不规范的地方提出不同意见，这在当时是犯忌讳的。蒋先生却坚持真理，不怕别人的批评反对。还有一次对长辈学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关于‘同源字’的某些研究提出不同意见，在当时的浙江省语言学报上发表，也是在一定的压力下坚持的主张，表现出一种‘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真正科学家的品德。”
四、同理情怀
父亲对于学术上的同仁，当需要帮助的时候，从未拒绝。古典文学专家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厢记》，历史学专家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古典文学专家徐朔方先生校注的《牡丹亭》和编校的《汤显祖集》，都吸收了父亲的一些或大量意见在内。
对于小字辈的学子，父亲也倾力帮助。如《辞海》编辑部卢润祥的《元人小令选》，《汉语大词典》编辑组陈增杰的《永嘉四灵诗集》，《汉语大词典》编辑组陈汝法的《辞书研究》等。父亲还致函温州图书馆张宪文，建议“蔑历”一词可查《东北人民大学人文学报》所载于省吾先生《释“蔑历”》一文。
父亲百忙之中复函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就其讨要研究文字之方法，建议多读先秦两汉文章，再读各代的文章；《说文解字》可用王筠的《说文句读》；推荐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容庚《金文编》等古文字专书等。对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父亲也不厌其烦地进行指导。
父亲一辈子对名利看得很淡。1945年他的《商君书锥指》被评为“学术和美术品”三等奖。民国教育部要升他为副教授，他以自己年资太轻拒绝了。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屡次要升他为副教授，因为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直到1978年，才超升为教授，他曾经说：“我的学生都是教授了，而我还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讲师。”改革开放后，杭州大学中文系实行奖金制度，他说：“我又没有什么贡献。”拒绝签字领取奖金，办公室负责人说：“蒋先生，你不签字，全系的奖金都发不下去。”20世纪70年代，父亲作为《汉语大词典》副主编，负责浙江省编写组学术负责人，母亲要参加编写组的工作，父亲说：“不能拿工资或津贴之类。”以后学校党委书记知道后，说：“从现在起，立即按规定发津贴给她。”
但是父亲对于苦难群众，却往往非常大度地在经济上给予支持。20世纪50年代，我母亲胃溃疡十二指肠手术，同病房有一些农民群众拿不出医疗费，母亲叫我父亲到家里取钱，交给有困难的人。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沈文倬先生的博士生吴土法，弟弟在20世纪80年代得了一种罕见的心血管疾病。吴土法家境困难，我的父母亲知道后，立即支援吴土法弟弟一千元钱。在那个时候，父亲自己的工资才540元钱一个月，却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虽然最终没有挽救吴土法弟弟的生命，但也见父母亲的慈悲心怀。
除了在学术上关心晚辈，他还经常从生活、精神上关心他们。上面讲到的华学诚，父亲见到他以后，立即问他：“你现在身体还好吗？”他的得意弟子郭在贻先生，1981年1月11日，生病住院，我父母亲作诗劝慰郭先生：
世间自有安心法，
便是降魔却病方。
暖律回时春意溢，
伫看同举紫霞觞。
一月十一日为在贻贤友寿
蒋礼鸿、盛静霞同祝
五、凤凰涅槃
1990年，杭州大学数学系阎慈琳老师的父亲严式金逝世，将遗体捐献给浙江医科大学。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去阎老师家了解情况，阎老师的父亲是老革命干部，为了医学事业的进步，毅然捐献了遗体。母亲深为感动，回家对父亲讲起捐献遗体的事，说：“我们以后也捐献遗体。”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95年5月9日，父亲在浙江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逝世。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帮我们联系了浙江医科大学病理解剖教研室，我们将父亲的遗体抬到病理解剖教研室的解剖台上，一步一回头地告别父亲。
1995年10月，杭州大学印刷了《书魂－－蒋礼鸿教授纪念文集》。其中有父亲学生黄金贵撰写的《最后的奉献》：“先生的儿子拿出父亲的遗嘱，郑重宣读；我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将遗体捐献给浙江医科大学。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不……，不……，一连串的‘不’掷地有声，完全是当代大革命家的豪言壮语。大家都惊呆了。”
父亲捐献遗体后，我妻子郭敏琍不忍心父亲今后行踪全无，建议建立“衣冠冢”可以有一个永久怀念的地方。她的设想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父亲捐献遗体不久，我们在杭州南山陵园为父母亲建立了衣冠冢。因为母亲也签署了遗体捐献志愿书。
母亲盛静霞
母亲盛静霞（1917～2006）原籍江苏镇江，出生于扬州。字弢青、一字伴鹜，号频伽室。生前为杭州大学（后为浙江大学）中文系讲师，退休后被学校批准享受副教授待遇。九三学社成员，九三学社文澜艺苑副会长。
母亲毕业于扬州中学、中央大学。曾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中央大学先修班、杭州之江大学、杭州弘道女中、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
在扬州中学就读时，受益于范耕砚等先生。母亲在中学读书时，即以才女闻名，有“小冰心”美誉。她的一个同学黄懿娴因仰慕母亲，将自己的字取为“企冰”。母亲在中学阶段，即在《上海女子月刊》上发表了《情波》《忆友》。
母亲在中央大学就读时，受一干名师汪辟疆、汪旭初、唐圭璋、卢冀野、赵少咸等师长提携，在诗词创作上颇有才艺，被汪旭初称许为“中央大学出了两个女才子，前有沈祖棻、后有盛静霞”。
1937年末，日寇侵占南京，母亲随中央大学撤退到四川重庆。在抗战期间，母亲目睹了日寇的残暴、人民大众的疾苦、抗战军民的艰苦卓绝，在汪旭初、卢冀野师鼓励写作《诗史》的影响下，写下了四十首新乐府《抗战组诗》。并且以此四十首新乐府作为毕业论文顺利毕业。
2006年4月20日，在母亲的遗体捐献仪式上，原浙江大学副校长冯培恩教授致辞：“盛静霞先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潮起潮落，从前中央大学的一位才女，进入美满婚姻殿堂，从刻苦钻研诗词文学，到潜心教书育人，留下桃李万千，词赋惠人泽世。她那善良、恭俭、谦让、坦荡的品格，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贯穿了她淡泊名利而又充满意义的人生。”
不久，我们也把母亲的衣冠遗物安葬在父母亲的衣冠冢里。
父母亲决定捐献遗体的时候，我和姐姐是有很多的顾虑的。可是我妻子敏琍却说：“老先生老太太的决定，我们一定要支持。”
妻子郭敏琍
妻子郭敏琍（1956～2019），杭州人。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郭光懋抗战时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任陈纳德飞虎队中校军需官，新中国成立后被划为历史反革命，下放杭州三墩农村20年。妻子的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脉，她为人意志坚强，助人为乐。1986年正式进入杭州大学电教中心工作。她是一位极其平凡的人，就像一棵小草，淹没在广阔的草原上。
母亲逝世几年后的一个深夜里，妻子悄悄地对我说：“以后，我们也像老先生老太太那样捐献遗体吧。”我默默地认可了。其实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不能勉强妻子。2019年12月妻子患罕见的格林巴利综合症，逝世前，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我去把爸爸妈妈的房子修修，你去陪他们好不好？”她很清楚“爸爸妈妈的房子”就是衣冠冢，她艰难地点点头。我必须问清楚，她到最后是否愿意捐献遗体，如果她改变了想法，我不会勉强她。
2020年春节前夕，我将父母亲的衣冠冢重新修建，放进了妻子的衣冠遗物。在修建衣冠冢的时候，筑墓工人问我：“要不要把你的位置留下来？”我说：“不要了，把我爸爸妈妈和妻子的衣冠遗物放进去，是我最大的心愿。”他说：“我还是把你的位置留下来，放不放你自己决定吧。”我考虑以后对儿子说：“你以后也把我的衣冠遗物放进去，墓碑不要改了，我只要默默地陪在你爷爷奶奶和你妈妈身边。”
现在我们家的衣冠冢也成为南山陵园的一道并不多见的风景线了。
妻子捐献遗体后，我们一家两代三位遗体捐献者家庭，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杭州日报、钱江晚报、澎湃新闻、浙江交通之声都进行了报道。温州医科大学、浙大医学院、浙大城市学院医学院的志愿者采访了我。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我们家三位遗体捐献者是基于什么思想捐献遗体的？
我大致向他们分析到，父母亲虽然是研究传统文化的，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是有批地吸收。我的父母亲都没有迷信的思想。
父亲很服膺儒家，他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把神和怪、力、乱放在一起。”又说：“‘祭神如神在’可见孔子是不相信有神的。”他有朴素的唯物思想，所以不相信有鬼神。据他告诉我母亲，他祖父死后，尸体暂时放在堂屋里，叫他去陪睡在旁边，他一点也不害怕，和尸体头部很接近，他睡得蛮好。他从不说“鬼话”，不上坟，不烧香点烛。所以我父母亲都没有“入土为安”的想法。入土为安的想法是横在遗体捐献者面前的一道巨大的障碍，据我了解许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而我的父母亲和妻子都轻易地越过了这道关口。
父亲把自己的学术生命看得比自然生命还重要。他曾经对学生张宪文说：“命长总要见阎王，命短些儿也不妨。我友应须知此理，勿因我病便惊惶！”所以他能轻易地迈过生死关，只愿他的研究成果万世流芳。至于捐献遗体泽惠苍生，这在他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无需多言。
六、言教身传
我的这辈子，父亲基本上没有管教我。原因是父亲本意是要用他自己的想法管教孩子，而且是非常严格的。我还在婴儿时期，父亲就会对我动手。可是母亲看不下去，要父亲签字画押，不许对孩子动手。慢慢地，父亲就放松了对我的管教。至今，我也不知道，对孩子的体罚是否合适。
但既然出生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的身教言传，对我的人生，还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父亲自己的座右铭“为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对我影响至深。
父亲的座右铭是一种坦然面对生活的态度。在我一生跌宕起伏的生活中，为我把握住了方向，使我能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幸，坚强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1964年秋季，我考上了杭州大学附属中学。那个时候，学校举办了一次“阶级教育展览会”，展览会上尽是一些学生提供的父母亲的军功章等纪念品。看着这些军功章，我不由想起，父亲在之江大学获得过金质奖章，他把金质奖章卖掉换取学习费用。我没多想，写了一篇作文《父亲的金质奖章》。这篇文章显然和阶级教育大唱反调，自然引起学校当局的重视，学校决定开除我的学籍。杭大附中，是杭州大学的一个部门，学校的书记朱联是杭州大学党委书记陈烙痕的夫人。学校的教师都是朱联从杭州大学挑选的优秀学生，自然也有不少我父母亲的学生。在那些教师的坚持下，学校放弃了对我开除学籍，但是撤销了我的班长职务。这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1969年初，中国发起“上山下乡”的高潮。原来浙江省没有“支边”的任务。所谓“支边”，是当时中国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没有足够的农村安置下乡青年，只能下放到边远的农村。可是浙江省有些志存高远的学生向党中央提出支边的请求，党中央欣然接受。
我姐姐早就心存去边疆的志愿，但是我因为父亲在“牛棚”，母亲身体不佳，想下放到杭州附近的农村，可以便于照顾母亲。可是，有一天，附中的一位“造反派”头目自作主张将我报名到黑龙江农村，我无可奈何，只能接受现实。我在黑龙江农村三年，以后经“特照”政策返回杭州。在这三年中，由于我年纪尚小（17岁下乡）吃足了繁重体力劳动的苦头。冬天寒冷的下午，农民们干完农活回家了，我还在茫茫大地上收割玉米，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还曾经几乎被马车压死。
1972年，我经“特照”政策回到杭州。当时国有企业三年不招工，我进了“大集体”企业杭州砂轮厂。在砂轮厂，要从200度高温的炉窑内把几十斤重的砂轮取出来。父亲逝世后，我到了插队同伴办的乡镇企业，这个乡镇企业8年后停办。
从此我走上了四处求工作的境地，直到2012年退休。
在1982年和1992年，我分别进入杭州大学数学系和杭州大学计算机系，拿到了数学函授本科证书和计算机夜大专科证书。有人问我：“你读数学是为了什么？”我说：“只为证明自己！”
我一生中伺候父母亲、岳父母，养老送终。原以为生活接下来会安逸。可是2019年妻子敏琍因格林巴利综合症逝世，我又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中。
可是，我牢牢记住父亲的“为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我还要做一个笑傲江湖的追风少年！
蒋遂
2022年9月18日
胡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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