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贤谱的第二次修订，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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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贤谱的第二次修订，为清
辑。”这即指康熙五年（丙午）之总修订。至五十年后，即康熙乙未至康熙己亥的再次续修未果。直至清·嘉庆八年，由钟陵、铜岭两大柱合修的《钟陵山里曹氏族谱》，即进贤曹谱的第二次正式修订并付梓印出。此前两修草谱未能付印，是何原因？暂且不论。但其中有两个问题非常值得注意：一，豫章曹氏各分支族谱后来相继问世，其中大都提到康熙五年曹钟文牵头修谱之事，如在曹良显《钟陵山里曹氏族谱》二修序中说：
阅至康熙丙午，山里钟文公与予文中公，戮力同心，法欧苏之两范，开百代之洪猷，越六月。六月而始，克告成此。其于尊宗重祖之谊，不亦备哉？
《钟陵山里曹氏族谱》并载入康熙五年曹钟文所撰《豫章曹氏族谱序》，还有他撰写的《豫章曹氏分迁源流序》，其中说:
自今由曾元推至高祖，愈推愈上而必及者，统其祖宗之所由来也。自上世之高祖愈推愈近而无遗者，别其子孙之所攸分也。约万为一，联疏为亲，是在合应龙公昆季所修之谱重加参订以申明尊祖爱亲之至意。但族姓繁多，势不能合，只就近族七八柱详叙谱系，庶昭穆不淆，尊卑不混。其余族有未合者，俟渐次以会其全。是举也，岂效魏晋隋唐夸耀门第已哉。余兄钟英欲修谱而未逮，兹承厥志集族之贤者共赞，以毕其事。
又如《铜岭曹氏支谱序》说：
今本族钟文和敩与铨及选与珩、廷臣等续修斯谱，亦使孙知其祖并知其祖沿而下之，统数百代晓然于尊卑长幼之序，有裨于族，岂浅鲜哉。
《豫章塘里曹氏旧谱序》说：
今于应龙公修箿后阅历四朝，族先达钟文，恒以世远系湮，时惕于衷，集族贤若敩、若铨、若珩及廷臣等，共襄以毕其事。俾散为九族者庶归于一本，而敬祖之念，睦族之意，阅斯谱自有溢于不容己者。
《逥峰曹氏旧谱序》说：
迄今数百年矣，族先达及 铨与珩与选与廷臣等，见族谱残阙，难以绵远，因集各柱重加修订。
在后三部谱序中都提到曹钟文所说的“集族之贤者”，除属钟陵山里支系的曹钟文之外，敩、铨、选是进贤曹族人，而廷臣、珩为武阳曹族人。这就是我所说的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的第二点，也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关键所在，即：武阳曹族与进贤曹族是否属于同一族系？
进贤曹氏族谱至1988年，共有八次修订。胡德平先生见到的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 年）谱为七修谱。除这里说的第七、八两次以及前述的第一、二两次外，第三次修谱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第四次修谱为清·咸丰二年（1852），第五次修谱为清·光绪廿三年（1897），第六次修谱为民国十九年（1930）。从第二次修谱的1803年至第八次修谱的1988年，后七次修谱总间隔只有105年，而第一次至第二次之间相隔却有582年之久。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年代里，该曹族谱系的记载出现涣漫、舛错在所难免，这就需要我们做一番认真的考证、辨析的工作。特别是关系到曹雪芹上世祖系的问题，更需要如此。
二
对一部宗族谱系的考证、辨析工作，首先需要有更多直接的和相关的资料作依据，而不能在资料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进贤曹族曾进行八次修订，历次修撰的合谱以及各分支的族谱资料很多，由进贤外迁的进贤支脉曹族的谱系资料也有不少，其他相关的史、志资料、人物传记等更难计数。胡德平先生在调查、发现、研究、考证进贤曹谱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并引起了曹、红学界以及社会上的更多关注，其功至伟。当然，胡德平先生虽然为这项研究开了一个好头，但其中很多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所以这一工作还远未终结。笔者曾经对曹雪芹祖籍问题做过一些研究，对胡德平先生发现的进贤曹谱十分关注，也愿意参与这项研究工作。但是，此前由于未能见到过相关的原始资料，连一部完整的进贤曹谱也未曾见过，所知的情况仅限于胡德平先生的文章，对胡先生的文章虽反复、认真研读，但因为缺乏第一手材料料和其他相关文献，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前不久，山东菏泽曹国文化研究会的曹景观先生惠寄来该会会刊《曹风》之“曹雪芹祖籍研究与江西进贤‘山东曹村’专刊”，以及有关进贤曹谱的几张册页复印件，这对我的研究、思考来说，十分珍贵。尽管从掌握资料的角度来说仍属于杯水车薪，但在此基础上，我以为可以探讨性地谈一点初步意见了，所以开始着手这篇“初辨”文章的写作。
胡德平先生所见的民国三十五年的七修进贤曹谱，明确记载了该曹族始祖为唐代的曹端礼。谱中保存的进贤曹谱初修者曹应龙在原《序》中说：
予祖世居山东曹县之北兴隆里，延至先公端礼公者，因唐贞观庚子年（公元640年），诏天下名儒讲学于国子监，其旨有能明经博古者，皆得补官。惟先祖遂以明经授洪都学政。居任九载，远而倦归，遂同山人杨启忠卜于钟陵之西塔冈岭而家。
又有曹应龙之弟曹应凤的《跋》文中说：
予先公端礼，家于端州，仕于洪都，续居钟陵之西。未敢忘祖，仍名其里曰山东。
另有曹德珏于1946年所撰之《曹氏重修谱牒新序》（七修序）说：
惟我乔迁之始祖讳端礼公，以唐贞观庚子年，太宗募天下鸿儒讲学于国子监，有能明经博古者，皆授爵位。于是四方学士云集京兆，而端礼公以道学源远流长，畅古通今，获授洪都教授（学政）。由于羁旋豫章，原籍山东曹州曹县，遂卜居钟陵之西塔岗之麓。
关于进贤曹族始祖为唐代曹端礼的记述，在进贤各支历次所修之谱中，以及由进贤迁出外省的曹族宗谱中，记述都是一致的。如曹良显于清·嘉庆八年（1803）在《钟陵曹氏分修总序》（二修序）中说：“逆自礼公以明经授洪都教授，倦而忘归，前序已明。及十三传而生应龙、应凤……”曹良派于清·道光十三年（1835）在《曹氏重修族谱三修序》中说：“端礼公为钟陵始祖，事远年湮，昭穆难以考序。不有谱牒，何以载之？”曹祖谟于清·咸丰二年（1852）《曹氏重修族谱序》（四修序）中说：“端礼公始居洪都，后裔子孙有各迁各乡而居者，数数不一处矣。”曹常豪于清·光绪廿三年所写的《续修族谱序》（五修序）中说：“致我曹氏祥开叔振，派衍钟陵……端礼公之流芳未艾……”而曹典廉于民国十九年写的《曹氏宗谱分修序》中说得更为明白：“自刿公蔓延而至端礼公，为钟陵一世始祖，阅十三传而至应龙、应凤、应鸾、应麒、应麟兄弟。”综上所述，可知进贤曹族确认自己入赣之始祖为唐代的曹端礼。而最早作出这一记述的是南宋末年的曹应龙。以后二修至七修所记皆本于曹应龙。
由山东入赣之进贤曹族始祖曹端礼，按其在世年代说，比北宋开国年代的河北灵寿魏王曹芸之子武惠王曹彬大约要早上320年，而比有争议的曹孝庆（按进贤谱应为第十五世，即曹端礼之十五世孙，按南昌武阳谱为第六世，即曹彬五世孙）年代要早上约三百六、七十年。唐之曹端礼与宋之曹彬，虽然都是山东定陶（曹国）曹姓之后裔，或者他们都可以上溯到春秋之曹刿与西汉初之曹参，但他们二人本身却并无裔传关系。所以，如果曹孝庆是曹端礼的后人，他就不可能也是曹彬的后人；反之，如果他是曹彬的后人，他就不可能又是曹端礼的后人。这就是现在我们应该弄清楚的问题：进贤曹族与武阳曹族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首先，曹应龙在首修进贤曹谱《序》中说：“叹予于族姓繁多，时遭变迁，自北而南者不一其族政。虑族散则派混，岁久则系湮。惟是通闻各郡邑各里村，示以修明世系，联宗至意。而远迩族属各持家谱，互相参照。”于是，他得知周边曹姓并非同一族系：
始知上高、彭泽、龟山、郭墟、豫章诸族，俱属平阳公，肇基沛阳，后家真定，分徙曹州。因值兵燹，同予端礼公先后迁居于江西者。惟饶阳、信州、数十巨族，值高宗南渡而来，亦皆系武惠公嗣裔，而参公之遗支也。
这一段话怎么理解？令人关注。是不是说：上高、彭泽、龟山、郭墟、豫章诸族，都是西汉初丞相、江苏沛阳曹参一系、后有支派落户河北真定，再后来又有一支从真定分徙曹州。而曹州这一支，因为战乱，与曹端礼先后迁居到江西。而饶阳、信州几十个大族，在宋高宗南渡时，随从迁徙到江南来，这些曹族也都是真定武惠王曹彬的后裔，当然他们也就是西汉曹参的支系。
我的这种理解，可能与其他研究者有所不同。但是对于曹应龙《序》中的这段话，如何进行准确的解读，至关重要，不能忽视。前段话中“后家真定，分徙曹州”说的是有一支从真定分徙曹州、又先后与曹端礼从曹州来到江西进贤等地的曹族，但这里所说的从真定分徙曹州的曹族，是否即曹彬之后裔？如果是的话，后面何必在“惟”字之后又写一段专指真定曹彬后裔的话？如果不是，那么真定还有曹彬一族之外的另一支曹族？这一段话似乎说得很含混。而这些“后家真定，分徙曹州”又迁居江西的曹族人，是否包括曹端礼？所谓“亦皆系武惠公嗣裔，而参公之遗支”，说得比较模糊。总之，这段话比较费解。
如果我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应该认为：一，进贤曹族与周边曹姓许多都是从真定分迁山东曹州的后人，而非山东定陶曹国原有的曹姓，尽管真定曹姓当初也是从山东分迁出去的。山东曹国曹姓自春秋时代以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从山东分迁出去又迁回山东落居的，并不少见；二，除曹端礼来江西后繁衍的后裔外，其余大多为真定曹族，有些大族很明确的是真定曹彬后裔。
问题是，曹端礼的上世是否也是从山东迁至真定，又从真定“分徙曹州”的曹族后人呢？如果他的上世籍地与真定无关，而他却又并非从山东曹州直接迁来江西。请看曹应龙之弟曹应凤在初修进贤曹谱上的《跋》中的话：
惟我曹氏……在汉则参之功，显于开国；在魏则植之才，冠于百家；在宋则彬之烈，首于诸将。……即予先公端礼，家于端州，仕于洪都……阅十二传而予兄弟生于宋末……若经魏晋隋唐而来者，多祖刿而宗参。由宋高南渡而来者，咸祖参而宗彬。
这里，曹应凤不像其他历次修谱的《序》文那样，把曹端礼迁来之地简单地说成“山东”，而是说他“家于端州，仕于洪都”，即是说他曾家住端州（今广东肇庆），因任职才来到江西洪州（南昌）。这也就是说，曹端礼落居江西进贤塔冈岭，命名其村为“山东曹村”，只是对于远祖籍地的怀念，并非是说他直接从山东迁来。再往上推，其上世祖先西汉平阳侯曹参乃江苏沛县人，可见其上世籍贯变迁至少已有五处：山东定陶—江苏沛阳—山东曹州—广东端州—江西进贤。就像所有曹姓人都发端于山东定陶、曹州一带的曹国一样，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曹姓人不仅遍布华夏各地，而且籍地也还不断有所变迁，所以端州曹端礼与真定曹彬后人先后迁入江西，就很好理解了。而《跋》文中又把“在宋则彬之烈，首于诸将”列于“惟我曹氏”之中，这究竟说的是“在我们这一支曹姓族人中，包括宋代的曹彬”，还是说天下曹姓人中有个刚烈“首于诸将”的宋武惠王曹彬？似乎也比较模糊。
胡德平先生在文章中说：“在雍正年间编修的《江西通志》中，记载了曹应龙为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甲辰榜进士。淳祐四年则错，进贤《曹谱》记录的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则对。”为什么呢？因为曹应龙退休（致仕）后才开始编修进贤曹谱，他为“初修”谱所写的《序》标注为“大宋嘉定十四年岁次辛巳孟冬月”，这一年是公元1221年。如果他淳祐四年（公元1244）才考中进士，那么他嘉定十四年（1221）已致仕编修族谱就非常荒谬。而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他已中进士，则他嘉定十四年（1221）致仕编修曹谱就合理了。但胡先生又指出，如果肯定了他考取进士是“进贤《曹谱》记录的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而此谱所“记录的曹应龙生卒年月则又错”。笔者见到的《豫章曹氏族谱世系》记载说，曹应龙为“淳祐（熙）四年进士，官居学士”，“生于嘉定乙亥年（公元1215年）八月初一日未时，殁于元大德戊戌年（公元1298年）九月廿三日卯时”。湖北江夏谱记述江西进贤“山东曹村”曹应龙的内容与此相同。按此二谱，曹应龙考中进士在他三十岁时，似乎也是合理的。如果说错，那就是他无法在“大宋嘉定十四年岁次辛巳孟冬月”为他所始修的进贤曹谱写《序》，因为这年他才六岁。而笔者所见的记载曹应龙为“宋淳熙九年进士”的曹谱，惟湖北武汉新建村曹谱，但该谱却并无曹应龙生卒年的记述。应该相信哪一部曹谱的记述呢？我以为，根据曹应凤《跋》所标注的“大宋嘉定乙未岁冬月”肯定是错误的这一点（这一问题后面还要讨论）来看，曹应龙为进贤曹谱作《序》所标注的年代问题也是需要讨论的。至于清代雍正年间的《江西通志》中记载说曹应龙为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甲辰榜进士，现在可以认为其所据的也是进贤曹谱，而非其他的文献、史料。
关于曹应龙的身份，按谱中记载为“赐进士出身、授龙图阁学士、纂修《大宋一统志》”，这里面也存在很多疑问。首先，查中国历代进士题名录，找不到曹应龙的名字，曹应龙“授龙图阁学士”之事，在宋、元的史书、文献上也无记载。其次，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大宋一统志》这样一本书。中国的首部《一统志》书，名为《大元大一统志》，此前并无一统志类书籍。《大元大一统志》或可简称《大元一统志》或《元一统志》，此书为元朝官修地理总志，始修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前期修纂者为札马剌丁、虞应龙等。前期修纂完成于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后又由孛蘭盻、岳铉继修，至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全书正式告成。该书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至元顺帝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在杭州刊刻出版。按此书编纂年代、特别是前期编纂年代，与曹应龙在世的年代极为相近，且其编纂者中有名虞应龙者，可否为曹应龙之误记呢？查虞应龙宋时官雷州知州，入元官至秘书少监，后被札马剌丁罗致同修《大元一统志》。如果这个虞应龙是曹应龙名字的误记，那么曹应龙的职衔就应是“官雷州知州，入元官至秘书少监”，而非如进贤谱所记。他所参编的不是《大宋一统志》而是《大元一统志》。如果这个虞应龙不是曹应龙名字的误记，那么曹应龙纂修《大宋一统志》就是子虚乌有。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至于清代雍正间《江西通志》记载的宋末元初人曹应龙的有关内容，仅供参考可也。
进贤曹氏族谱至1988年，共有八次修订。胡德平先生见到的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 年）谱为七修谱。除这里说的第七、八两次以及前述的第一、二两次外，第三次修谱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第四次修谱为清·咸丰二年（1852），第五次修谱为清·光绪廿三年（1897），第六次修谱为民国十九年（1930）。从第二次修谱的1803年至第八次修谱的1988年，后七次修谱总间隔只有105年，而第一次至第二次之间相隔却有582年之久。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年代里，该曹族谱系的记载出现涣漫、舛错在所难免，这就需要我们做一番认真的考证、辨析的工作。特别是关系到曹雪芹上世祖系的问题，更需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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