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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仙洞
石窟寺遗址：嘎仙洞里的秘密
　　当年嘎仙洞开凿遗迹（资料图片）
　　文/首席记者 张泊寒
　　拓跋鲜卑人从林海一路迁徙入主中原，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化。如今，他们已经融入世界，不见踪迹，但在当年迁徙驻足的路上，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嘎仙洞因发现洞壁上的祝文而闻名于世，殊不知，她的秘密不仅局限于此。
　　崇尚佛教的拓跋鲜卑人，曾想在这里开凿石窟寺，虽工程设计规模浩大难以为继，但给世人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踏访者的发现
　　2007年6月，鄂伦春自治旗。
　　鲜卑文化研究者崔越领又一次走进嘎仙洞。此行，他是为了验证台湾鲜卑史学者刘学铫考察时留下“此庙可能有鲜卑人留有岩画等古迹”的推测。
　　嘎仙洞位于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噶珊山半山腰花岗岩峭壁上。这里峰峦层叠，树木参天，松桦蔽日。嘎仙洞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高近25米的峭壁之上，嘎仙洞内石壁平整，穹顶浑然，“大厅”宏伟空旷，洞深处曲径幽邃，鬼斧天工，神秘莫测。洞内右侧石壁上有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大臣李敞等人祭祖时凿刻下的祝文。
　　崔越领打开高强照明灯，在深达百米的嘎仙洞里仔细寻找。最终，他没有发现岩画，却发现了一个千年的秘密，在距洞口85米处的洞顶上，有雕凿的痕迹。
　　崔越领仔细查看，发现雕凿的痕迹宽约4米、长约7米、深约0.5米，其四角清晰，类似龛室。
　　崔越领多年来在当地踏访研究鲜卑文化，对于这一发现，他不由心生暗喜。
　　2007年9月25日，西北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主任束锡红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室主任府宪展教授应邀到鄂伦春旗考察神指峰远古彩绘岩画，崔越领向他们讲述了在嘎仙洞发现有人工雕凿建筑遗迹的情况。
　　在嘎仙洞，束锡红、府宪展反复查看研究，并结合鲜卑人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王朝过程中留下的人类文化遗产——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设计，初步认为系大佛窟顶设计，用以礼敬佛的盝顶龛。
　　石窟前室、后室的窟顶，圆弧或者锥形的一般称之为“藻井”，平面的称为“平棋”。“盝顶龛”就是古代青铜器中的食盒“盝”的形状，是上沿小、下沿略大的长方空盒。“盝顶龛”雕凿出长方形锥形窟顶，以承受窟顶岩石的巨大重量，同时用花纹和飞天、云气等装饰，衬托石窟的华美壮丽，既令人生崇敬之情，也可以显现佛法的无边无垠和皇权的至高无上。
　　龙门石窟研究所原所长温玉成先生到嘎仙洞实地考察，他确认是人工遗迹，规模巨大，为皇家所为，是一重大发现。
　　这是一个未完的雕凿建筑设计。
　　崔越领经过对嘎仙洞石窟遗迹长时间考察综合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嘎仙洞后三分之一是人工开凿的，当年是在设计石窟寺，其规模宏大，但工程中途中断。
　　探秘石窟寺
　　关于嘎仙洞，有一个传说：很早以前，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夏季，苍松翠桦浓荫蔽日，遍地野花盛开，灿烂似锦；冬季，皑皑白雪盖山林，一片银色世界，林海雪原中自由奔驰着各种动物，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世世代代在这里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没想到，有一天忽然出现了一个躯体庞大、面目狰狞的吃人恶魔。它住在山巅崖的一个山洞里，窥探着人们的行动，只要发现猎人进入森林，它就伸出魔掌将人残害，鄂伦春人受害者不计其数。勇敢的鄂伦春人为了消灭这个恶魔，多次组织青年猎手上山去和它格斗，但都由于它的妖术厉害而失败了。鄂伦春人并未因此丧失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就这样一直斗争了许多年，鄂伦春人始终不渝的斗争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天的嘎仙。嘎仙与恶魔比试，先让恶魔将洞口的一块石头搬走，结果恶魔输了。他们又比试箭法，嘎仙将石头的正中心射穿了一个车轮般大的圆孔。恶魔看到嘎仙的本领比自己强大，就逃之夭夭了。人们怕恶魔再次返回森林，就在它住过的洞口塑了一尊手持弓箭的嘎仙石像。果然，恶魔3次过海眺望，看见嘎仙屹立的雄姿就不敢回来了。从此，鄂伦春人自由地在大兴安岭的丛山密林中打猎、生活。为了纪念为民除害的嘎仙，人们把恶魔住过的山洞改名为嘎仙洞，把大石头上有窟窿的那座山取名为窟窿山。
　　这个传说，让嘎仙洞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此前，嘎仙洞作为鲜卑人祖庙闻名于世。如今，人工开凿的痕迹，对于研究鲜卑历史来说，确实是一个重要发现。
　　“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魏书·乌洛侯传》这样记载嘎仙洞。
　　嘎仙洞主洞为西南——东北方向，长79米，宽35米，按照人的步幅，基本符合史书的记载。可是，嘎仙洞主洞在75米处向左转，洞又向深处延长近40米、宽8~13米、高8~12米。主洞长79米、宽35米，亦符合《魏书·乌洛侯传》记载的“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洞深处左转后又延长近40米，就不符合《魏书·乌洛侯传》的记载了。
　　据此，崔越领断定左转后的地方为人工开凿的。
　　嘎仙洞主洞侧壁光滑，移行自然，为自然形成。在75米处开始左转后，侧壁开始斑驳，棱角凹凸，一直延续到尽头，明显人工开凿所成。在左转后近15米处，洞顶有一宽5米、长9米、深0.7米的人工遗迹，这就是得到专家确认的佛教石窟寺特有的设计——盝顶龛。
　　“法门寺佛指舍利就是放置在盝顶函内，看来，盝顶这种设计在佛教是庄严的。”崔越领说。
　　在嘎仙洞的尽头，左、右两个小洞有遗留的人工雕凿遗迹，左侧小洞距地面5米高处，宽3米、高1米、深2.7米，右侧山洞距地面6米高处，宽5米、高1.5米、深3米。结合云岗、龙门石窟的相类似的设计方式和佛教文化传统，崔越领分析为是未完工佛窟的“回廊”设计，他们之间宽敞位置可能是意欲雕凿佛像。
　　崔越领经过实地测量，嘎仙洞主洞的方位是西南——东北方位，在75米处开始左转，经指南针测量，呈坐北朝南方位。
　　“嘎仙洞的方位符合中华文化建筑宗庙、祠堂的设计堪舆学。”崔越领说。
　　开凿时间之谜
　　按照崔越领分析，嘎仙洞里的人工雕凿痕迹，应为北魏太武帝于公元443年派李敞等祭祖时所为。
　　“凉州石崖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心晋安帝隆安元年（397）据有凉土二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来，以因城寺终非久固……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唐代名僧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这样写到。
　　据历史记载，439年，北魏灭北凉，从姑臧迁宗族吏民3万户至平城，其中有僧侣3000多人。这3000僧人中有许多是建造“凉州石窟”的工匠。云冈著名的“昙曜五窟”就是由凉州工匠建造的。这说明，北魏灭北凉之时，已经接受了佛教文化包括寺窟建造；北魏开凿云冈石窟之前，也就是在嘎仙洞凿刻题记之前，已经通过凉州工匠，掌握了大规模建设石窟寺的技术和经验。嘎仙洞未竟工程的动因是受到凉州石窟的影响，是合乎情理的。关于洞窟性质是佛是道，并不是说崇奉道教就不能开凿石窟，虽然大规模的道教石窟未见著录，但是石窟寺中有道教窟龛并不少见。更何况，道教在南朝成为“经教道教”的路程中，已经兼收并蓄了许多佛教的内容，也并不排斥佛教建寺造窟的吸引信众的手段。就是说，即使嘎仙洞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笃信道教的产物，也同样可以参考佛教石窟的体制和构想。
　　北魏时期，中华内地随着佛家文化开始从西域的大量传入与接受，将佛教最早的寺庙——石窟寺与中华文化互为结合。其次，在技术、工具上也具备了开凿石窟寺的要求。
　　工程未竟之谜
　　嘎仙洞人工设计开凿工程规模巨大，非皇家力量难以为之。工程未竟的原因，崔越领分析，是由于宗教信仰的重大变故。
　　《魏书·乌洛侯传》记载：“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世祖真君（拓跋焘）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室之壁而还。”嘎仙洞宽27米，高约20米，洞深90余米，数据与《魏书》记载基本相符，似像《魏书》所言有神灵在此。
　　《魏书·礼志四》记述：“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拓跋焘）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之旨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祗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嘎仙洞的石刻祝文与《魏书·礼志》记载的祝文基本相符合，但《魏书》字句有所删改，重点是石刻祝文拓跋焘称：他执政后“阐扬玄风，增构崇堂。”而《魏书》中称为“德声弗彰”。拔跋焘执政时笃信道教，崇尚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公元443年，他派员到嘎仙洞祭祖前未排斥佛教，佛教在当时也很兴盛，寺庙三千座，僧人二百万。可是于公元446年实施了灭佛运动。可能是《魏书》作者北齐魏收在编写时，有意回避这一事件，改为“德声弗彰”，意为拓跋焘按照儒释道文化规范，以德治国，声名远扬。
　　印度佛教禅家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观到“东方震旦，有大乘之象。”在公元520年，中国南朝梁武帝普遍元年、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期间，秉着他师父（印度禅宗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的遗教到达了中国弘法。他师父的遗言说“路行跨水又复羊，独自栖栖暗度江”，便是指他由南印度渡海东来，先到南朝与梁武帝见面，话不投机，因此就栖栖惶惶地“一叶芦苇”暗渡长江，到了拓跋鲜卑执政地，已经实施改革汉化了的北朝。他见到的“大乘之象”，就是北魏实施改革后的治世之象。中国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祖师，在河南的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将衣钵传给了具有深厚儒、道两家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禅宗二祖慧可（神光）。从此以后确定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儒、道文化相融互存，奠定了中国绵延1500多年的“儒、释、道”3家优秀传统文化。
　　在魏国废佛运动6年后，北魏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后下诏复兴佛教，后鲜卑人开凿了闻名世界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崔越领还分析说，嘎仙洞未完工的人工雕凿遗迹，还有可能是在公元443年鲜卑人回归祖庙祭祀时带的工匠、工具不多，加上北方在当时气候更为寒冷，不到一个月当地已是降雪寒冷天气，中原人不适应高寒地区生活。到过嘎仙洞的人都知道，在其深部极为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普通照明手电根本不起作用，只能燃火把照明。在公元443年太武帝拓跋焘派人祭祖时，施工需长时间燃火堆照明，方可进行，但是经过一个长时间施工后感到影响很大。一是洞深部空间有限，不便施工；二是嘎仙洞的基岩为坚硬的花岗岩，雕凿难度大、耗时长。所以，由于气候、人力、工具、给养、防寒等原因，无奈将在祖庙意欲雕凿的设计被迫中止。这又可能是北魏鲜卑人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大规模开凿云冈、龙门等石窟的又一原因。
　　不见经传之谜
　　2011年1月11日，崔越领到嘎仙洞考察时意外发现，在10时许，当时洞口的气温接近零下30°C，而嘎仙洞宽敞的百米洞深处，温度却是零上2°C。今年的腊八节，恰逢在三九天，俗语讲：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三九四九棒打不走。嘎仙洞地区这几天又遭遇寒流，气温较前几日骤降，最低温度已接近零下40°C。嘎仙洞向洞深处的方位是上坡，按常规，洞越向下方越暖，向上温度是下降的。而百米的石洞深处，温度零上2°C，百米之距，温度竟然相差30°C。摆放的水和苹果等，多日如初，丝毫没有“冬意”。这一现象，确属异常。崔越领认为，嘎仙洞如此优越的条件，是当年鲜卑人选择其作为祖庙和开凿石窟寺的原因之一。
　　可是，鲜卑人设计如此大之工程，为什么在史书上不见记载呢？
　　崔越领说，如史书记录，鲜卑人世事口耳相传。现代的史学研究者们苦于鲜卑史料凤毛麟角，光是确定其旧墟石室——嘎仙洞，如果不是米文平先生苦于追求，于1980年7月30日在偶然孕育必然之间发现了443年拜祖石刻祝文，肯定会还是在浩如烟海的分析之中。代表拓跋焘回归祖庙祭拜的李敞等人之后再也未在史书中出现，460年开凿的云冈石窟的记载也就是寥寥数语。再加之宗教信仰的转变，嘎仙洞开凿石窟寺未留记载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考证，凉州的石窟模式中融合了新疆的龟兹（今库车一带）、于阗（今和田一带）的两大系统特点。根据查证大量的资料，嘎仙洞石窟寺遗址与中国最早的石窟寺——古龟兹国（今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47窟、巴米扬大佛石窟，在设计形式、规模很相似。这也就证实了嘎仙洞当年开凿石窟寺的事实。
　　现在，在嘎仙洞发现的未完人工雕凿遗迹，无疑又为研究鲜卑历史和信仰增添了史实。无论从史书记载“凿石为祖宗之庙”还是新发现的未完人工雕凿设计，可以确定嘎仙洞是鲜卑人开凿石窟文化的先河，这为中华文化遗产增添了一处亮丽的风景，也为鄂伦春自治旗丰富的历史文化再添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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