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和性格的双重悲剧——读《范爱农》
2007-07-04 09:55阅读：
范爱农，是鲁迅笔下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形象．他的一生，让人读来“十分悲凉”，唏嘘不已，然而“一点法子都没有”。纵观他的一生，且撇开时代和社会的因素，他的悲剧其实是自身性格悲剧的使然。
知识水平和思想、性格的发展的不平衡是范爱农人生悲剧的原因之一。
范爱农留学日本，又是徐锡麒的弟子，尽管鲁迅在文中并没有提到他的术业和专攻，但仅此两点我们便可以推断他是配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和眼下那些“认得几个字”、“可解几道题”都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相比，他的称号算是绰绰有余了。然而，一个人知识水平的高低并不等同于他的思想性格成熟与否。我以为，范爱农首先在性格上是不成熟和幼稚的，甚至是自私的、固执的、缺乏悲悯之心的。这点，从鲁迅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
“ 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而他反对鲁迅的原因，听起来的那么幼稚——这就是他后来承认的“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
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任信的，固执的、有点不识大局的人。自己的先生死了，在这个时刻，本应当放下个人的恩怨，以大局为重，共同商讨眼下的事情，然而，他不仅没表现出的悲痛之状。却在那里耍孩子脾气，使小性子，“公报私仇”，发牢骚。最后在谁拟写电报的问题上，“
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闹得大家不欢而散，以至于使鲁迅都觉得：“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以至于后来“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便成了他命运的必然，这固然影射出世态炎凉，人心的暗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几人能像鲁迅那样性格耿介，又有几人能像鲁迅那样具有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
范爱农的幼稚，还表现在他的思想上。他思想上的幼稚，首先表现在对“革命”的认识上：“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由此可见，范爱农对“革命”起初充满着希望和幻想。这种希望破灭之后所带来的对革命的失望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给范爱农精神上一个致命的打击，让他在精神和心灵上失去了强大的支撑和依托。范爱农在思想上的幼稚和脆弱，是导致他精神潦倒和颓废的一个重要原因。“革命”失败以后，范爱农不是反省和探索自身和社会的出路，而是整于饮酒，自我麻醉，牢骚满腹，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幻想寄托在别人身上，这是他思想幼稚和性格缺失的又一表现。因此，他最终沦为一个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乞丐”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是社会的，也是性格的；是令人惋惜，又是引人深思的。
从文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思想的成熟和范爱农思想的幼稚形成了对比。当范爱农“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的时候，鲁迅看到的却是“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他（指王金发）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正因为鲁迅思想的成熟，让他一眼看穿了所谓＂革命＂的真实＂目的＂，看穿了所谓“革命”无非是当权者虚伪和浅薄和无聊的游戏——因为没有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也正是鲁迅在思想上对“革命”这种深刻的洞察力，把他的内心历练得十分坚强，如钢刀淬火。
少于＂世故＂是范爱农人生悲剧的原因之二．＂世故＂一词向来被人认为是＂贬意词＂，大概于人们把“世故”等同于“油滑”有关，我以为，世故不同于油滑，连《红楼梦》中也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故是对世事和人性的洞明，是洞明之后的艺术，是人与人相处的润滑济。必要的世故是应该有的，就连鲁迅也承认自己“这点世故还是有的”，“世故”是一种智慧，可以在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也可以在生活中避免无谓的冲突。从鲁迅的许多文章中可以看出，鲁迅是非常懂得“世故”的，但他却不拘泥于“世故”，正是这种“懂得”，让鲁迅对于“世故”有了深刻的批叛性，也正是这种“懂得”，让鲁迅看到了范爱农身上单纯、正直、不虚伪、憨厚，踏实的人性之光，从而使他对于缺乏“世故”的范爱农拥有一种悲悯的情怀。无论革命也好，生活也好，是容不得半点幼稚和浅薄的。范爱农所缺乏的正是这点“世故”，在生活中，他耿直，好斗，不顾别人的感受；在思想上，更是缺乏对世事和人性的深刻的洞察和分析。
知识分子的盲目、虚无和好高鹜远是范爱农人生悲剧的原因之三。
大凡中国自古以来，凡读过书、认得字的人都不屑于“劳动”；不屑于“农民”、“工人”、“清洁工”；甚至不屑于“家庭”、“老婆”和“孩子”，而只屑于“做官”、“当白领”乃至于“混迹江湖”而“身后留名”，如果不能实现这些远大的抱负，最后就只能“怀才不遇”以至于“潦倒而死”。就像孔乙己那样，因为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若干种写法，便不屑去种地、做小贩以谋生计，或者说是因为这种知识，让他丧失了劳动和生存的能力，我以为这种“知识”是十分可怕的。范爱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不屑于“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更不屑于对遗下的“幼女”和“夫人”的责任。然而，我想，他如果“屑于”他的“不屑”，至少对于他的幼女，尚可留下一丝人性的光亮，也给他自己的人生留下一点温暖的火光。其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连鲁迅先生自己也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处世之训，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时代，都彰显出它永恒的人生哲理。
当然，范爱农也有他性格的优点，比如他单纯、耿直，憨厚、不虚伪等等是他人性中的亮点。也正是他人性中善的一面，让我们对于他一生的悲剧久久不能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