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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闯闯：围绕社会科学新史学的阅读、对话与思考

2013-01-03 11:00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281877160

围绕社会科学新史学的阅读、对话与思考


王闯闯
(复旦大学世界史硕士一年级)

据说古希腊人长于对话，而不愿把文字记录下来。在对话当中思想是流动的，话语需要临时的、机智的组织，有交锋、有挑战，因而也充满了“天才的闪光”，而被记录下来的文字，大抵只是思想的遗骸。如何让一篇僵死的文章吸入几分生气，我想论文式的呈现答案并不可取，而将作者的思维过程——渐进的阅读，疑惑的展开，对话与思考——步步呈现出来，或许可期与“理想读者”实现隐秘的对话。
因为西方史学史讨论课上，张老要求大家选题作报告交流，我便与“社会科学新史学派评析”不期而遇。面对一个比较陌生的主题，我先从《西方史学史》[1]、《当代西方史学理论》[2]
、《当代欧美史学评析》[3]三本较宏观的读物以及Werner Conze 的“Social History”[4]一文作了初步的梳理：美国社会科学新史学派的兴起，一方面是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在20世纪初的强势崛起，不断侵蚀史学领地，对此，史学需要有所回应。再者，随着人们对过去认识的复杂化，以往史学的研究范式不足以推进新问题的探讨，基于此，美国史学理论出现了一个与社会科学结盟的过程。对此，我也生出一些疑问：一个是，史学的这种新趋势是其有目的的自救行为，还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利益群体的需要，还是其他力量（制度的、经济的、全球范围的）强迫史学“进步”。[5]第二个是，社会科学新史学是跨学科、学科整合的一种尝试，还是使学科进一步碎化、工具化。第三个是，是否是对各种研究取向的冠名，如“新社会史”“阅读史”，造成了史学内部实在的分裂[6]。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阅读《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该书成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当时正是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最为密切的阶段，作者也对这样一种趋势主要持肯定的态度：“他们着手于利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发明的度量技术和方法，成果和含义。他们要采取新研究方法的主张不可避免要遭到强烈的抵制，然而，它向整个世界证明，数据分析、计量技术、生态关联、计量经济学以及其他种种更为成熟的概念工具，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依然是美国对历史学研究作出的突出贡献。[7]在这样一种新的趋势下，史学从重叙述转变为重分析，视角也从政治事件、大人物转向了自下而上的历史学（History from below）。由此，诸如城市史、劳工史、家庭史、儿童史一大批新的领域被开拓出来，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巴勒克拉夫的书越往下读，一种对史学范畴的担忧越来越明显，在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时，我们借鉴的是它们的理论、模型，这些都需要正规的学院化的训练才能掌握，而它们取自历史的则是用作材料的历史事件。这当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等，我们似乎更加依赖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化了的史学不过就变成了社会科学不必要的装饰，史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核心特征是什么？是时代感吗？若是，那就要承认，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入历史门径。在思考的同时，西方中世纪史研究前沿一课上，要求阅读马克垚所著《封建经济政治概论》[8]一书，该书认为用现在的各种经济学理论（边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去研究中世纪的经济问题，有失偏颇，应该去建立一种封建政治经济学去展开研究，马先生本书本身亦是一种尝试。联系社会科学新史学，不能不让人产生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去分析历史问题不可取的感觉。
至此，疑问越来越多，似乎都不可解。对社会科学新史学的态度也由初期的认同（大开史学门径，丰富研究题材）转而怀疑。此时，作为我报告点评人的侃良兄开始与我建立起固定的对话“制度”——每周日晚上就上周阅读之心得体会、疑难问题进行交流沟通——第一次对话，我们着重讨论了什么是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以及史学的范畴问题。
纪要整理如下：
1.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主要是指，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史学大规模借鉴社会科学的各种概念、理论、模型（诸如：阶级、科层制、计量经济学），用社会科学的术语分析历史事件。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客观的、有精密结构的对象，史家的任务便是去分析这样的结构，揭示社会变迁的规律。
2.对于史学碎化与范畴的问题，侃良兄与我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只是史学内部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拓展了史学的边界，通过借鉴新的理论体系，史家的视野得到扩大，史学范畴不明只是由于它正处于一个扩张的过程。
3.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问题，我们都认为不能作极端的处理，即现在的理论方法既不能完全有效地处理历史问题，也不是完全不能触及，期待的模式是能建立起历史学自身解释过往的理论模式，而模仿正是第一步。
这一次谈话之后，有的问题得到了梳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领域：六七十年代之后，社会科学新史学派的命运又如何，后来的史家如何评价它。
由此开始阅读希梅尔法布的《新旧历史学》[9]，本书成书于八十年代，对新史学给与了全面的批评，作者做这样的论证来自于“新史学在今日之学界中的支配地位”[10]，这话不由让我深思：任何处于一尊地位的东西，如不被批判，遭遇挑战，就有堕落为教条的可能，这样的批判不是嫉妒或者狂傲，恰恰是对对手地位的承认与尊重。该书由此变得“不留情面”，除了提到当时已有的众多批评：新史学的分析路数不能把握动态的历史运动；定量的方法由于把探究局限于可被定量的主题和资料，而限制并碎化了历史；精神分析诠释更多的是源自一种先验理论而非经验证据；社会学模型太抽象了，以至于不能阐明特殊的历史情势······[11]作者对新史学自下而上的视角也提出了批评：如果普通人，恰如所言，被“自下而来的新史学”“从遗忘中救出”，那他们也被贬低了，被剥夺了他们生活的那一面。[12]作者要说，政治生活是历史上很多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面，如果仅仅拘泥于社会生活方面，去研究他们的吃、喝、玩、乐反而会忽视他们努力战斗的那一面。联想到不久前与吴师的谈话，被告知历史都是反道德的，由此猜想：或许自下而上看历史的观点起源于我们对精英史学的反动，带着一种道德的面孔去关心、去描写人民大众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由英雄决定历史到人民决定历史的转变，这本身不是历史事实的变化，只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时代虚构了时代精神需要的历史。
之后，阅读了卡夫雷拉的《后社会史初探》[13]，该书反映了新史学遭受批判之后，历史学可能出现的一种研究范式。该书批判了新史学（包括新文化史）的前提：二分式客观主义理论模型，即假定人类社会是由一块客观领域（一般被视同为社会经济事例）和一块主观领域或文化领域组成的，前者享有因果首要性，后者则源于前者。因此，换言之，个体的意识与实践受到其社会存在条件的因果性决定[14]。作为对新史学的反动，后社会史更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认为：人的实践既非理性的行动，亦非社会决定的行动，而是以某种特定方式从概念上构造社会情境和关系的中介过程的效果······这样一来，旧有的二元论理论图式（实在/观念）就被抛弃了，替之以三元图式（实在/语言/观念）。[15]很明显，作者所说的后社会史明显受到了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对于发现历史真相的乐观，转而变得消极，历史与小说之间流动的边界更加模糊。这样一种研究范式会完全取代社会科学新史学的各种理论范式而成为主流吗？宏大叙事与微观分析如何取舍？这些问题又不断涌现出来。
带着这些疑惑，10月22号，与侃良兄进行了第二次对话，概要如下：
1.社会科学新史学兴盛的原因：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姻并不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兰谱雷希特之争就已经初现端倪，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股低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要求历史学家从历史上寻找根源和答案[16]，加之社会科学日益成熟，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更吸引历史学家去学习、借鉴，这样一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史学研究中的社会科学趋势渐渐成为一种主流。（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传统史学依然保持了强进的生命力，兰克依旧是被不断提及的大师）
2.史学边界的问题：当碎化等问题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并不是史学遭遇了危机或者挑战，而应该是史学更加成熟与多元的表现，抛弃学科的桎梏，当今史学研究的视野与题材被极大地丰富了，研究的手段与理论层出不穷。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当个人的、群体的、经济政治的、社会文化的，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时，史学应该是得到了发展，而这并没有超出伊格尔斯归纳的西方传统史学的边界，即“真实性、流逝的时间和有图的行为”。
3.理论的使用：史学内部应摒弃偏见，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要通过不断对话达到理解上的融会贯通，不以门户为前提进行历史研究，而要围绕问题和史料具体选择方法和理论，更进一步，历史学家要尝试建立自己对于历史的解释模式。
4.当今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没有一种研究规范可以压倒其它而处于主流地位，在这样的氛围中研究者可以自由地根据需要甚至是兴趣进行选择，但是，与六十年代的史学发展状况而言，当今学界受限于激情的匮乏，创造的动力、进步的理想、争论的激情被一种冷静的理想所取代，需要引起注意。
经过一番讨论，又发现还有不少可深入的地方（比如在新史学遭遇普遍的挑战与批评后，它之于我们的意义是否还有没有挖掘出来的），新一轮的阅读展开在即，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是一篇未尽的论稿，反映了作者自接触到这个问题以来的阅读、对话、思考的一些方面，忠实于笔者各个阶段的笔记，所以，前后矛盾的地方，明显偏废的地方处处皆是，也许一个不严密的想法正是引发读者进行批判继而得出真知灼见的“石砖”。
[1] 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史》（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9-326页。
[2]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78-510页。
[3]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116页。
[4] Werner Conze: Soci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Charles A. Wright,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1, No. 1 (Autumn,1967), pp.7-16.
[5] 其思想背景是，在此之前，作者正好阅读了邓正来先生两篇谈学科迷思的文章，以及华勒斯坦等人所著的《学科·知识·权力》。书中提到“现今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
[6] 联想到笔者前不久读到的“　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维特根斯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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