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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洋务重臣张之洞，无疑是一位“勤笃务实”者。他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典出《吴越春秋》中“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寓刻苦自励以成大业之意。故莅官所至，必有兴作。
但张之洞大办洋务，由于贪大求全，有违常规，加之管理不善，却交了一笔数额巨大的冤枉学费。当年“纱布丝麻四局”中，官员有品有级，进门的轿子出门的旗锣伞盖少不得，总办进出车间巡视，居然拿轿子抬去抬回。从而也把张之洞抬成中国“负债经营的祖宗”。而事实上，张之洞自己巡视厂房，按规制也会坐八人抬轿子往来。
张之洞办洋务、兴实业的出发点是“挽利权”。汉口既济水电创立之前，不知有多少双“蓝眼睛”盯着武汉水电事业的高额利润。正是张之洞屡次驳回洋人办水电之请。理由明摆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能恭手白送给洋人。以后三拨申请虽然打着中国人出资的招牌，走的却是暗中吸收洋股的路子，又被张之洞驳回。而对宋炜臣主持创办的既济水电公司，张之洞则给予“政策倾斜”，筹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本。理由颇简单：中国人自己投资，而且资金到位。
于是，他带着从英国买回的布机来武汉上任。为让布局织出好布，他还进口优良棉种，制定奖励办法，积极推广美棉。能缜密至让种棉与织布相配套，足见张之洞绝非那些尸位素餐的封疆大吏。
致力于“挽利权”的张之洞并不排斥吸收洋款，他提出“外资可用论”，主张利用外资修筑铁路。1896年，他与盛宣怀商议芦汉铁路事宜时，首先考虑那些“小且离我远”，又“无意我国土地”的国家为债权国。经过张之洞与盛宣怀的奔走斡旋，1897年5月，“大清铁路公司”与比利时“大比银行工厂合股公司”订立《芦汉铁路借款合同》，向比方借款450万镑（约合中国银3750万两）。比方按九折实付405万镑，分四批交付，年息四厘，30年偿清。1898年8月，合同正式签定，债息调为五厘，前十年付利不还本。由于借款到位，芦汉铁路迅速开工，并于1906年4月全线建成通车。1908年12月，所借比公司款项如数付清，中国正式收回管理权。
芦汉铁路应该是张之洞借债办洋务的一个成功范例。但张之洞兴办的枪炮厂、铁厂、丝麻四局等，大则大矣，效益却不佳，有违于他超常发展的初衷。
张之洞在芦汉铁路通车典礼现场
张之洞所面对的毕竟是一群并不懂经营的封建官僚。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之积习早让他们精于趋利避害之术，而对任何变革都麻木不仁或反感抵制。官场积习使大部分官员身在现代企业感觉仍似在衙门。这些人对管理现代企业一窍不通，但营私舞弊却是行家里手。
张之洞眼看四局亏空越扯越大，曾经赚的亦因贴补于汉阳铁厂的亏空，自身则变得虚弱不堪。于是即改为“官方产权、招商承办”。其中的楚兴公司由于人才齐全，获利最大，将近10年竟获纯利1100万两白银，也诞生了后来雄踞武汉的那个“裕大华”。
张之洞兴办汉阳铁厂之时，沉浸于“以中国之大，何以不有”的确虚骄情绪之中，凭藉主观愿望行事，先购机，后找矿。待到英商提供的贝色麻炼钢炉运到时，才发现准备投料的大冶铁矿石含磷量高达0.25%，而依据酸式炼钢法设计的贝色麻炉无法除去如此高比例的磷成分，必须改用碱法马丁炼钢炉，方可炼出合于制造铁路路轨的钢材。仅此一误，便造成巨大损失。此误还成为制约汉阳铁厂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仅如此，汉阳铁厂上上下下一派衙门作风，冗员充斥，互相推诿，“每出一差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盛宣怀档案》）。当时铁厂中共有洋员四十余人，但清朝官员则是洋员的数倍，“无煤可用，无铁可炼，终日酣嬉，所费者又不知凡几。”据统计，汉阳铁厂官办期间所耗560余万两银子中，真正用到实处的不过200余万两，“其余皆系浮费之款，于公司毫无利益。”（《汉冶萍产生之历史》）。
铁厂高炉于1894年6 月开炼，不到半年便因煤炭不足被迫停炉，此后一直开炉不足。因而铁厂的经营状况十分糟糕。当年的《时务报》称其“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二千两，是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实在难以为继，只好请来盛宣怀改为官督商办，方才扭转局面。
张之洞实在太看重自己的政绩，项目总在随他个人调动而调动。铁厂、四局本在广州一地，张之洞移鄂即调至武汉，仅运费一项也绝非小数字。后暂署两江总督时，他又把纱局中尚未建成的一部分带到两江，连机器都包装着运到南京。南京没办成又运至上海。没想到自己又很快回武汉，机器就丢在了上海，结果赔本36万两才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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