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简介
2010-11-28 07:55阅读：
中国国学简介
（题记：这是应一个总裁班的邀请作的一个课件，这家机构原给我出的题目是《中国国学概论》，这个题目太吓人了，即便孔子复活，大概也不能作这样一篇大文章，不要说无知无能于我辈，所以只好改成现在这个题目。）
一、所谓“国学”，一个是就现代学术范围内讲的所谓中国学。
中华民族的全部文化都可以涵盖进去，人文、地理、民族、风俗、建筑，包括琴棋书画。
真正的国学，只能是在中国相传了五千年的“心学”。
“心学”这个词虽起源于宋，但学界普遍认为，最少可以从孔子算起，但从《论语》看，可追溯到尧：
《论语》二十，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天禄永终，四海困穷，允执厥中”。
“允执厥中”四字又见于《尚书》。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从这里再看儒家的观念：
“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允执厥中”的意识。
从这里再看《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是对“允执厥中”四字最准确的阐解。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明确讲“明德”就是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特征“知”。
这个“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心”。
这个“心”和西方文化的“心”不完全一样。西方文化的“心”单指“意识”。中国文化的“心”包括了生命的全部感知、觉知、悟知，一切生命活动说到底只是一个“知”。
这个“知”，在中国心学中可是复杂了。
“知”永远是整体的。
“人心惟危”，全是“道心惟微”。
“天之历数在尔躬”。
“明德”是“止于至善”的。
“明德”永远是“天命”的产物。
北京大学的《孔子辞典》把儒家理论体系概括为：
“天——命——礼——仁——知——中庸”
朱熹：“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王阳明讲“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礼）”。
“仁——义（宜）——礼（理）——知（智）”
“仁”
“畏天命”，“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五十而知天命”，“天之历数在尔躬”，“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的天命观完全不同于上古时代的鬼神天命观。
第一，
《周易》的天命观。事实上是把天地、宇宙、人伦、人生
囊括为一体，以负阴抱阳的八卦概括之。这里面鬼神因素已经十分淡薄了。从《周易》本身，看不出来它是崇鬼还是不崇鬼。据历史记载，殷商中晚期崇鬼降神之术还相当普遍。周文王的伟大贡献，就在他跳出了这种鬼神天命观，提出了“惟德是馨”的观念，把“天”与“德”的观念联系起来。鬼神被扬弃了。
这个“天”又不是今日人们所说的自然界的“天空”。也就是说，那时中国人的“天命观”，也不同于我们人类今天的宇宙观。
《周易》不承认有心外之物。
第二，中国人把祖宗神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三，对鬼神天命观的理性质疑。还有许多贬鬼神的观点，“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
鲁迅先生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论鬼神”。
孟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孔子提出了人可以“知天命”的伟大命题，这就从根本上绝了鬼神文化的根。
“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正从“命”——“礼”，推导出“天”的本性就是“仁”，并以“仁”为核心推导出自己的全部思想体系。孔子从“天、命”到“礼”到“仁”再到“知”，再到“中庸”。
我们的祖宗早就知道把一切外相，自然的、人伦的、鬼神的、物质的、精神全当成“物相”来考察，同时又不聚焦于这些物相。只是通过对物相的判认，领悟我们生命的“能知”之心的运动特点。《周易》看似以天文历相为宗，其实是以“心”为宗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祖先就发现，“知”、“明德”、“阿弥陀”的能量运动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要了解孔子“礼”、“仁”并重，“礼”、“仁”一体的思想，必须依照《大学》、《中庸》的教导，自己去切身切意体会、认判、体悟“天道”的运动。
“礼”是讲的是人心中的天道运动的规律：和谐、玄妙、稳定、丰富、规则、规范……如果加一句佛学的话“南无阿弥陀佛”，直达生命全面解脱，这就把一切“礼”包括完了。
“仁”则是整个天道运动的精神。在这个道场中容含一切、怜悯一切、救度一切、慈悲一切。包括妖魔鬼怪、血腥污浊，包容一切“不仁”，因此生命本身才是真正的“仁”的“道场”。“天之历数在尔躬”，天的运动在我心中是活生生一盘棋。
《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庄子》：“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不知为不知”的本义，就是庄子说的“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
这个“不知”，就是我们的“能知”之心本身。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子曰：“人皆曰
‘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
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
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我救不了众生，众生正在救我；众生救不了我，我正在自救。
什么是“礼”？就是“良知”的显相。“良知”让你干你就干，不
让你干就不干。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
“义”
“义无反顾”。
正是由于此，所以“義”字的下面为“我”，即出征拼命拼争之“我”，怀戈待旦之“我”。“羊”则是祭天，即问天意、佛意、道意如何。
“宜”则“必行”，舍身忘我也“必行”。
不“宜”则“不行”，不管多么大的诱惑，也不“行”。
“宜”，义也。义中可以有利，也可能无利，终是大利于我。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国语·周语》：“义，所以判断事宜也”。
《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止。”
“君子义以为质。”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心之制，事之宜”也就抓住了中国文化的“魂”。具体落入“实践理性”的实践中，就是“致良知”。
“义”到了董仲舒时代就开始变味了。
“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清人颜元批得好：“全不谋计功，是空寂，是腐儒。”
西方的“正义”，是人对社会，对上天，对法律，对主宰者的渴求，乞求。“正义”实际上只是一种“公平”。准确说，是弱者的“义文化”。
东方的“义”文化，则完全不同。是一种个人的道德圆满，智慧圆满，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舍身取义。这种“义文化”完全不乞求外在任何力量支撑。什么社会，什么法律，什么上天，全不求，只求我“心”的圆满。准确的说，这是强者的“义文化”。
